慕良泽：现代国家构建：多维视角的述评

〔摘 要〕现代国家构建指的是构建以分殊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机构、完善现代国家的职能的过程。本文通过引介、述评学界有关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观点，以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国家能力建设为主线分析指出，现代国家构建以现代政治构建与现代市场构建为主要内容；以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为政治与市场联系的中介；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作为构建的二元视角；现代国家构建要充分结合国际和一国的独特条件和因素，增强和完善国家的自主性和合法性。

〔关键词〕现代国家；民族；民主；现代社会

为了探讨国家构建问题，首先有必要厘清相关的概念。在中文的语境中，国家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与英文中的country相近，侧重于地理意义，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讲的“国度”，指的是具有一定人口、领土、政权的政治单位或政治实体，它是国际法中的行为主体。第二，与英文中的nation相近，着重民族或文化认同层面上的涵义，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国家”概念。第三，与英文中的state相近，它特指不同于社会及其他组织机构的一套政治制度形式，这种政治制度在社会中履行某些特定的职能，〔1〕为了明确区分，我将其界定为“政治国家”。国家构建在三种含义上的“国家”中都有所体现，但重点关注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就西方历史而言，国家这种制度形式于15世纪最早在英国出现，到19世纪前后在发达国家普遍形成。这种新近出现的国家制度与古希腊、古罗马与中世纪的城邦、帝国或封建制度有重大区别。由于许多人将古代与中世纪的制度也称为“国家”，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将把15世纪以来形成的国家制度称为“现代国家”。“构建”不但包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而且包括在原有的“国家”制度体系上的改革。所谓“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指的是现代国家构建。而中国的国家构建，侧重于“国家转型”，即在“路径依赖”下的选择性构建。〔2〕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分是现代化理论或者是转型理论的前提假定。现代国家构建就是国家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在国家这种制度体系上的集中体现。对现代国家的构件及其成长过程和经历的分析，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相对于西方国家构建带有突出的线性特征，中国的国家构建则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所以，对于中国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来说，探讨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外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吸取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避免不同因素的摩擦与抵触，具有学理和现实两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以作者对现代国家构建的多维度考察为基础引介、述评学界有关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和观点，试图对现代国家构建做理论上的梳理。

一、政治与市场

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是一个政治与经济分殊、匡正国家职能与行为的过程。从一般的认识出发，市场是经济的范畴，但是，我们这里是要强调现代市场的构建多属于政治的范畴，市场和国家机器被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4〕现代国家内含现代市场。现代政治构建和现代市场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两方面的核心内容。

相对于传统政治来看，现代政治作为社会运行的一种力量，一种权力的来源，〔5〕具有有限性。从政治的有限性而非政治全能主义出发，有效的政治则寻求与其它力量的配合以达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即善治。作为政治的最大的组织化象征体系――国家也不是全能主义国家。所以，现代国家的构建，并不意味着政治力量的绝对增长，而是要发展和完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力量和保障合法性的政治设施。政治发展理论认为，“国家发展的危机与无限度的政治增长有关。”“政治发展理论提出的‘政治增长’一词，若用阿尔蒙德的话讲，是表示‘政治输入（政治参与和动员）的指数和政治输出（提取率、管理和分配的程度和种类）的指数’伴随着工业和技术革命的经济增长而不断上升的趋势。”〔6〕所以，现代国家构建，必须研究政治增长的限度（后文论述）。

与传统政治形态相比，现代政治的本质还在于“多元”和“竞争”，就是存在多个平等的政治活动主体形式，他们按照一致同意的规则竞争社会的决策权。只有主体的“多元”才能形成“竞争”，而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是“多元”主体产生的条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现代的“政治人”（或者说是“人的政治性”这一方面），“政治人”构建现代政治体制和制度，并在制度框架中参与运作。多元的“政治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指专职的“政治人”，包括政治领袖及其随从，即官僚队伍。韦伯认为，现代官僚队伍的建立，是国家现代化的“明确无误的尺度”。〔7〕专职的“政治人”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是政治制度化、政治运行可持续性的保障。除去第一类的专职的“政治人”之外的公民便是兼职的“政治人”，兼职的“政治人”是“政治人”中的绝大多数，他们通过政治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部分权利。专职的“政治人”和兼职的“政治人”的合理、稳定的流动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在“政治人”的培养上国家与社会展开合作的体现。

与政治（力量）相比，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另一种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的发育过程中，市场也是分层级的。根据市场运行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市场分为两个层级来认识。一种市场是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市场，这种市场以交换为本位，以满足参与者的基本生存为出发点，以市场范围内的“自给自足”为基本运行目的，以致这种市场的运行相对静止，没有发展的空间，也没有追求发展的动力，市场仅仅是满足基本生活的手段，而没有发育出依赖市场而生存的特定主体，这种层级的市场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谓的“互酬”模式和“再分配”模式。另一种市场是所谓的可以发育出巨大财富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中，以资本为载体的市场运行体制不断扩展市场的运行空间并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以市场为生存空间的独立主体，这种市场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运行力量左右人们的生活，这就是现代市场，即卡尔ÿ波兰尼所谓的“市场交换”模式。〔8〕所以，韦伯认为：“自从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的唯一的尺度”。〔9〕现代市场的自立性是巨大的，但是满足现代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单位内才能逐步实现，这就使现代国家构建成为经济现代化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现代市场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产物，但其构件也是国家努力推进、构建的结果。“一个与绝对主义国家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提供经济学界公认的发展现代经济所需的三个基本条件：明晰界定的产权，为市场经济的扩展提供充分激励；内在于市场机制中的完善的法律框架，为市场运行提供规范保障；代议制的民主宪政体制，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操作构建合意的政治架构。”〔10〕现代国家的构建对市场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保护私有产权，保障平等权益。中国政府1993年推进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1994年的“分税制”是国家在市场化制度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典型。最近二十多年来经久不衰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条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诺斯在这方面的贡献已经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诺斯尤其强调国家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他注意到：‘创造一个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国家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渊源。’诺斯学术努力的核心可以归结为探索能够为市场经济运作提供条件的国家模式。”〔11〕所以说，现代国家是现代市场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国家参与构建现代市场并不等于国家、市场不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税收国家，财政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也是国家构建现代市场的初衷，〔12〕但是获致税收和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所以，现代国家还是管理职能比较明确的管理国家和服务国家，它一开始就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以法制和管理服务于市场。〔13〕

综合现代国家构建两方面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政治构建还是市场构建，最终都要落脚于国家能力的构建，国家能力的强大，不光是财政能力的绝对数，还要看国家能力的组织和实现方式。

二、民族与民主

民族与民主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二元视角。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查尔斯・蒂利等依据欧洲的经验，认为“国家构建”先于“民族构建”，〔14〕依此，从现代国家的形式载体来看 “民族”就是在历史上为了成就一个国家，获得国家统一和独立所创设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意向性象征。〔15〕正如吉登斯所说：“‘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际的国家机构。”〔16〕而在历史中考察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我们发现，法国以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构建了法兰西民族；在德意志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德语的产生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美利坚民族则是由一群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人在费城集会期间经过精心策划所创设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强烈冲击着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更小范围的共同体认同，不仅为中国人辨认自己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而且使之有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以国家和民族为认同对象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民族国家，就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17〕所以，民族-国家侧重于从主权的视角来论述现代国家，即由一个中央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在其有边界的领土范围内独立自主的行使统治权。主权国家除了对外的自主性外，还有对内的一体化过程。国家的一体化是通过国家整合将国家的各个部分联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边界范围内的每个角落。在主张主权统一、独立的过程中则倡导维护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民族精神。

吉登斯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对应三个发展阶段。在国家发展到民族-国家阶段，国家实现了领土的完整以及相互之间的界定，对内实现了国家整合，〔18〕加之现代官僚体制的建立，使国家的财政汲取有了相对稳定的范围和相对明晰的税源，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实现了由前民族-国家的生计财政向民族-国家的公共财政的转变，〔19〕国家有能力也有明晰的计划性去承担其国际、国内的独立主体的角色。

民主侧重的是国家制度结构的基本精神层面，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主要组织、实现方式。中国在新世纪免除农业税，标志着以农业财政支撑国家体系的传统时代终结、以工商业为支撑的公共财政新时代的开始，〔20〕这就是以民主改革实现国家能力的组织、实现方式的转变的充分体现。民主体现在现代国家能力的获得和现代国家能力的贯彻落实两方面，就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徐勇认为：“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全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21〕所以现代国家来自于国家权力体系自上而下的政治民主，是以现代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分权制度为支柱的宪政体制架构，是国家权力体系自主性的表现和保障，也是国家能力的落实的载体；而来自于政治社会的自下而上争取权利的社会民主，则要求国家提供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和畅通的意见表达机制，这是国家获取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也是国家充实能力的资源支持。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两个层面确保了国家构建的以人为本的原则：人民既从制度运作中受益，又成为制度构建的主体。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即自主”，“只有以民主方式管理社会时才能充分实现社会自主――人与人相互关联的个人生活的自主。只有在民主政体下，全体社会成员才能拿出自己的规则来管理共同事务，并将自己置于这些规则的约束下。”〔22〕

在大多数欧美国家，民族-国家构建与民主-国家构建是同步进行并且相互依从的。欧美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市场、社会相互界定权力关系的过程，市场、社会的成长和独立性决定了欧美现代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国家，而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包含有国家一体化和民主化的双重过程，这种过程的特性是二者发展的非均衡性。〔23〕科恩认为：“政治上的团结与独立当然不能保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