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米歇尔斯：民主政党的社会学思考

“就民主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J・J・卢梭：《社会契约论》

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领导（leadership）是一种必要的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好与坏，或者哪一种占主流。事实上，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对这种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寡头政治之所以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立基于一系列经验事实。与所有其他科学规律一样，社会学规律来源于经验观察。然而，为了剥除我们的原理中那种纯粹的描述性特征，使该原理具有一种可以将公式转变为规律的分析性解释地位，仅仅从某一单一的视角考察那些取自经验的现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这始终是我们所要承担的任务。

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党组织内部的功能分化，领袖日益从大众中脱离出来，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许多特殊的质素。起初，领导人是自发产生的；他们的作用仅仅是附属性的，也不领取薪给。然而很快他们便成了职业领袖，正是在这一阶段，领袖群体变得稳定而且不可动摇。

看来，对寡头现象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寡头统治起源于政党领袖在他们生活经历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寡头统治还建基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本身的心理的东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性为基础。这是每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联合为实现自身团结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政治党派（这里的“政治”一词是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真可谓受压迫者正是应该接受压迫的。对大众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别始终是一个谜。社会主义者经常真诚地相信，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比起原来的政治精英将能够更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特别是德语世界的工人阶级始终不渝地认为，领袖是大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这一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由虚假的解释所制造的幻觉，它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罢了。阿尔丰斯・道德特（Alphonse Daudet）对这种现代的堂吉珂德主义者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坚守Tarascon勇敢的指挥官（brav` commandant）布拉维达（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轮火红的太阳时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到过上海，并经历了各种各样充满英雄色彩的冒险活动。[1] 无独有偶，现代无产阶级由于长期受到智识上优于大众的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的影响，最终使自己相信，通过蜂拥去投票站投票，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事务委托给代表，就可以保证自己直接参与的权利。

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是机构上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也对组织产生影响，无论这种组织是社会主义者组织甚或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2] 民主和革命政党中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放在现在和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虽然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够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义上（in abstracto），大众决不可能进行统治。所以，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毋宁是要讨论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时刻是可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说的，要么是由于视而不见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认地向前推进，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无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现出贵族统治的某些特征这一事实。[3] 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导致社会主义者犯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悲观主义与对未来带有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混为一谈。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大众的智识状况必然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并不否认提高人类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对政治领袖和哲学家赖以推行他们社会重建计划的人类现实条件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人类能力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乐观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家们的专有特权。

与工会组织一样，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形式。它强烈反对任何对自己的结构或性质进行分析的企图，似乎这种分析无异于一种活体解剖。当科学发展到与他们所抱持那种先验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反击。不过他们的这种自我防护实在软弱无力。在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虽然那些具有科学精神和真诚信念的人无法否认各种形式的民主体制中寡头化倾向这一显见的事实，但他们仍竭力将这种倾向解释为大众精神上的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所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运动还未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们以肯定的口吻向我们宣称，大众仍受到寡头统治的毒害，因为在长达数百年的奴隶体制下，他们始终是被压迫的对象，从未享受到个人的自主。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将会使大众摆脱这种毒害，使他们具有实现自治所需要的所有能力。他们认为，只要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就能够保证大众对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从而确保那些领袖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完全耦合。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违反科学的了。这种观点可以与尤・盖达（Jules Guesde）的观点相匹敌，盖达认为，既然基督教把上帝变成人，社会主义者将把人变成上帝。[4] 这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尽管Guesde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反科学的，大众的这种事实上的不成熟状态并不是一种将随着未来社会主义（au lendemain du socialisme）的民主化进程而逐步趋于消失的暂时现象。相反，它导源于大众之所以成为大众的本质特性。正因为如此，即使将大众组织起来，他们仍然会在那些急待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手足无措――因为大众本身（per se）总是缺乏确定的目标，所以就需要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必要的引导。1850年，蒲鲁东在狱中写道：“人类需要被统治，这是肯定的。我为我的同类感到羞愧。”[5] 从本性上说，人作为个体注定要被领导，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功能分化和再分化，这种要求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说，社会群体不能没有领导。

沿着这一思路和以上科学判断，如果由此而推论说我们应该放弃一切旨在限制寡头集团（如国家、统治阶级、政党、等等）对个人所行使权力的范围的努力，那将是大错而特错的了。人类为发现一种社会秩序以图将人民主权观念真正付诸实践而不懈努力，如今放弃这种努力肯定是不明智的。正如笔者在本书开始时所说的，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指出新的路径。对历史经验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对民主产生一种悲观的看法，所以更多地强调这一方面似乎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考察的是，民主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应当保持其纯粹的理想状态，它将道德价值作为自身唯一的评判标准，从而使其能够辨别一切社会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寡头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考察民主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本书更进一步的目标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肤浅的有关民主的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的前进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最后，笔者希望能够揭示出某些与民主（在更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学趋势。

笔者并不想否认下列事实：即，一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由人们对民主的真诚信念而引发的），都在帮助削弱寡头化趋势方面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有这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农民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的田里埋藏着一块财宝。老人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找到财宝将那块田挖了个底朝天，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然而，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却在客观上改良了土壤，最终使来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传说中所提到的财宝就如同民主一样。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正是在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内部形成了某些与促使该政党诞生时相反的趋势。由于政党组织中各种成分复杂多样，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些趋势经常是促使暴政形成的原动力。我们也会发现，用波拿巴主义爆发户们的蛮横统治取代传统权力格局的墨守成规，并不能为这种寡头化趋势赋予任何道德上和伦理上的优越性。在历史上，为阻止寡头统治的产生，人们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果说曾经制定过限制领袖权力的法律，但逐渐式微的是这种法律，而不是领袖的权力。然而，有时民主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根除寡头统治，但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地得到抑制。维克多・康德拉（Victor Considérant）在构建他的“民主―和平主义（democratico-pacificist）”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宣称，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下层阶级进行统治，而是以一个公民团体为中介，从所有人的利益出发组织和管理社会；他进一步指出，这一中介团体的数量规模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相应程度的增加。[6] 后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实际上，激发和强化个人用以批评和进行控制的知识能力，不仅是工人运动也是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我们发现，民主肌体的日渐官僚化是怎样使这种批评和控制失去效力的。不过，就劳工运动的诸多理论前提来看，它能够促使某些具有自由精神的精英的诞生（这与领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或为原则、或为个人本能、或两者共同激发，渴望改变现有的权威基础。在个人信念或气质的促动下，他们时常就每一种人类制度不厌其烦地问“为什么？”如今，人们对自由的探究偏好（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文明社会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将随着大众经济地位的改善和趋于稳定、以及他们更有成效地享受文明的福祉而逐步得到强化。更广泛的教育将提高人们进行控制的能力。在那些有着较好生活条件的人群当中，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权威尽管仍然相当广泛，但它并不象在穷人当中那样不受限制。难道我们连这一点也看不到吗？作为大众的一部分，穷人在他们的领袖面前只能是软弱无力，束手就擒。他们在智识上和文化上的劣势使他们不可能理解领导人的行踪，或者提前把握他们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社会教育承担的重任就是：提高大众的智识水平，以便他们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遏制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寡头化倾向。

鉴于大众长期的无能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个调节性原理：

1、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趋向于批评和控制；

2、与民主相反而且强有力的趋向则倾向于形成空前复杂的、高度分化的政党组织，这种组织日益建立在少数人的统治基础之上。

对当代各种形式的民主体制的分析，必然使那些理想主义者感到自己遭到欺骗和深深的失落。也许只有那些能够对民主作出公正评判的人才能认识到，所有的科学和人类理想只有相对的意义，从而不致使自己陷入浅薄的感伤主义之中。如果我们想对民主的价值作出评价，我们就必须将民主与它的对立物，即纯粹的贵族统治相比照。民主的内在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之所以选择民主作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是因为它是最少邪恶的社会生活形式。理想的政府无疑是那种由少数德才兼备的人统治的贵族政府。然而，我们去哪里寻找这样一种贵族统治呢？我们也许偶尔（尽管很少）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选择得到它；但在继承原则仍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期待这一努力会取得成功。所以，纯粹的君主制便成了这种贵族制的不完美的替代品，而君主制却是各种统治形式中最坏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甚至比由卤莽的煽动家的独裁统治更坏，因为在后一种腐败的体制中至少还存在某种健康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