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回顾一场几乎被遗忘的论争――“新权威主义”之争述评

大约20年前，中国思想界曾经发生了一场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论争。它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充分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份子对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对其进程亦起到相当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在论争日趋热烈之时，相关报导频频见诸报端。但时过境迁之后，近20年来则几乎无人提及，这显然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故本文拟对这场几乎被遗忘的论争，进行一番回顾和反思。

一、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产生背景与理论渊源

新权威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骤然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杂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然而由於种种原因，这项改革长期没有深入展开。80年代中期，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已初现端倪，解放思想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并在知识份子中开花结果，思想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伴生的一些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例如在对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地方财政能力不断扩张，而中央财政能力却不断萎缩，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护主义，「诸侯割据」严重，中央难以从全局上控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物资紧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经济紊乱的局面，并由此引发了官倒横行、分配不公、社会犯罪猖獗等现象。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忧虑和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由失范性危机造成的，也就是政府放权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失控。他们同时还担忧这些负面问题势必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而这种不满反过来又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威信，从而更进一步加剧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失控。他们因此主张，为了走出这种改革困境，必须赋予改革者更多更大的权威。恰在此时，1988年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整顿的任务。在这些人看来，这无疑是政府准备加强权威的一个信号，於是倍受鼓舞，要求中央运用强力严厉制衡地方经济活动，改变无政府状态，维持社会稳定。当时有人便观察到：「去年下半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於治理、整顿的任务甫经提出，宣扬「新权威主义」的声浪蓦然升高，同时引起了自发的争鸣。」1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外在背景。一是苏联东欧改革的压力，特别是戈巴契夫（Gorbachev ）强力推进的新思维改革，给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刺激，强化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新权威主义心态。二是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当时备受关注，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的改革样板。而几乎无一例外，四小龙的政治范式都是偏重权威的，这似乎也为新权威主义提供了充足的实践依据。

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的学说也日益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关注，成为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渊源。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一书中，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和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历史，指出二点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第一，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开始之初，都经历过由新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联合或单独实行专制的阶段，这种专制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发展；第二，几十年来，一些不发达国家由於过早模仿西方的现代民主，造成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腐败现象严重，反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对於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当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人民政治参与程度却很高时，就容易出现政治不稳定，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必须集权于精英，而限制政治参与，以便通过专制实现经济现代化。亨廷顿甚至还提出一句名言：「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2这种观点自然对一些国内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导向，他们纷纷引之为奥援，为新权威主义张目。

二、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据其代表人物吴稼祥介绍，1986年，他在上海就听到众多青年学者谈论政治精英，谈论现代化过程中的集权作用，谈论东亚诸国和亨廷顿。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曾有一份报告，力陈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北大博士生张炳久也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举办的沙龙讲演上，主张我国现阶段应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发展中的商品经济需要。这些思想刚开始时被视为有悖於民主化进程，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冷遇，几乎无甚反响3.

时至1988年，思想界日趋活跃，而新旧体制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新权威主义缘此东山再起。6月，在中宣部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张炳久重申他两年前的主张，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他认为，从经济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中间尚需必要的历史环节，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规模的发展中，这些环节才能提供出来，成为多元政治的社会基础。在这个阶段，笼统地提出民主，过早地行多元民主制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不聪明的。比较起来，由一些具有坚定的政治目标又不性急冒进的政治精英取强制性的手段，稳步推行市场经济，并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多元民主制创造条件，可能是一条更为可行也更稳妥的选择，即实行「半集权制」4.他还批评说：「民主制要经过历史的发育。一些激进的人们不明白民主制尚须有历史发育的过程，因而有立即实行普选、议会政治、多权分立等等毕其功於一役的主张，其效果却会是欲速则不达。」5

同年7月，上海学者萧功秦在北戴河举行的知识份子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他将新权威主义归於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於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具体的说，「新权威主义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选择这种政治形态，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的发展经济、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所以，尽管新权威存在着一定的祸害，然而却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6.

与此同时，时任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吴稼祥也在〈新权威主义述评〉、〈再谈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提倡以新权威主义推进稳健民主。他认为新权威主义与传统集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於：「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剥夺还是保障个人自由，是新旧权威主义的分水岭。」7在论证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须经历新权威主义，国际经验中没有任何国家提供过首先建立现代化议会民主政体可以反过来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成功例证。相反地，我们从中国近代史看到，先於市场化到来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导致分裂混乱、帮会政治或军阀割据。由此可见，新权威是避免弯路，迅速通过市场化开往民主化的特别快车8.为了表明观点，吴稼祥还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91989年2月，《理论资讯报》与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当代政治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讨论会。在该会上，吴稼祥仍然是新权威主义的积极提倡者。他认为，民主只有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才能健康运行，但市场运行需要在经济与政治分离的条件下实现。而这种分离靠扩大公众参与是不行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靠选举产生的代表只会逃避市场，或片面受某种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分割市场，因而必须由理智、坚定、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权威来实行有力推进10.

这一时期，另外一些学者也开始赞同新权威主义。1988年9月，在纪念百日维新失败90周年的座谈会上，戴晴便公开提出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就类似於近几十年来在东亚诸国和若干地区产生的那种政治强人。杨百揆在〈政治发展中的民主和权威〉一文中，也阐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过渡，这种过渡需要开明的新的政权，而如果首先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必然带来矛盾11.陈一谘等人甚至在〈建立「硬政府，软经济」的发展模式〉一文中直接指出，由於经济文化水准落后，绝大多数民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无法直接管理国家的，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精英政治」，即少数精英分子居於领导地位，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把握国家的发展方向12.针对人们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的认识，刘东华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澄清说：事实上，新权威主义者是从民主的幻像中醒了过来，转而致力於寻找一条抵达民主政治的现实通道。如果说「新权威」政治是一座桥的话，那么，它是中华民族无以回避非过不可的桥13.

总之，新权威主义此时已经被许多学者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广泛运用。尽管他们关於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关注问题的层次角度与论证方式也稍有差异，但是都具有相似的集权或半集权的政治主张，普遍赞同新权威主义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所经历和实行的一种政治形态。他们认为因为缺乏民主力量，无法用民主政体来控制整个社会，而为了达到现代化的目的，就必须要建立权威或集权的政体以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当前在政治领域中所进行的改革任务，主要不是推进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垄断。以这些观点的出现为标志，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可谓蓬勃兴起了。吴稼祥当时即曾充满诗情地描绘说：「有一个奇怪的精灵拍打着翅膀，已然穿过思想界的森林，它就是新权威主义思潮。」14

三、论争的发生与发展

1988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刚刚兴起的「新权威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一些学者称它本身就是一种「伪论」，是建立在对当权者的「善意」信任的不稳固的基础之上，他们因此呼要进行民主的新启蒙，而这派观点又被新权威主义者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这就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所谓「政治浪漫主义」的分化与对立，揭开了新权威主义之争的序幕。1989年1月16日，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同时刊登吴稼祥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与人大博士生荣剑的〈「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二篇观点对立的文章，新权威主义之争由此首次公诸报端。

荣剑在文章中对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提出怀疑，进而加以了否定。他指出，在目前改革陷入极大困境时宣扬「新权威主义」，从学术动机上估价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把这种主张立即付诸政治实践，则有可能促成改革的全面退却。他还进一步强调，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协调关系的存在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即「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现实中是不存在的15.

黄万盛在对《文汇报》的访谈录中同样严厉批判了新权威主义。他认为，新权威主义的基调是专制主义的旧梦重温。所谓「新权威」，其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而是否定民主，不如彻底标明为「新专制主义」。而中国历史最根本的教训是权力太过集中，因此改革的重要课题应当是权力社会化、民主化。他还指出，有人欣赏戈巴契夫消除改革阻力的果断做法，但苏联的改革其实近似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改革，「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看到苏联今天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为中国的改革感到自卑。」此外，亚洲四小龙已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中保守主义思潮的护身符，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其实，断定东亚的起飞依仗了政府专制，这是大可怀疑的。南朝鲜的「光州事件」，台湾的「高雄事件」，菲律宾的反独裁，新加坡的民主政治潜流，都说明民主在东亚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而新权威主义无视这个最主要的社会走向，却把从来没有被严肃论证，关於「东亚模式」的直觉假定作为依据，未免有些轻率。至於有人把西方一些政治学说拿来作依据，这也存在局限性。我们的基本态度应是认真研究，但也不要轻信盲从，应当认识到理论同中国现实的差距16.黄万盛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新权威主义的兴起背景和理论渊源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