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王官学、政治保守与合法性重建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对儒学做研究，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也饱受多方面的批评，你的目的是什么？想恢复儒学“王官学”的地位？若让你评价你对儒学在当下复兴所做的工作或贡献，你会如何评价？

蒋庆：我研究儒学的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即不是做纯客观的外在的知识性研究，这种纯客观的外在知识性研究是现在西式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治学问的理路，不是中国学术传统中治儒学的理路。中国学术传统中治儒学的理路具有非常强烈的道统意识、价值诉求与历史文化的现实关切，希望通过儒学的研究来回应并解决时代遇到的重大问题，孔子自不用说，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朱子、阳明子均是如此。你问我治儒学的目的是什么？我治儒学的目的就是效法先儒，承续中国文化的道统学脉、阐明弘扬儒学的根本精神与道德价值、希图通过儒学的研究来解决百年来中国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因为我看到，中国一百年来追随西方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左派思想以及现代中国的许多儒学流派，均有所蔽，不能有效解决百年来中国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发掘儒学的深厚资源来解决百年来中国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总之，我治儒学的目的可以用张子的“四句教”来概括，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你又问我治儒学是不是想恢复儒学“王官学”的地位？当然是！恢复儒学“王官学”的地位就是中国文化的“道统”在“政统”上的具体体现与落实，这是自从有儒学以来所有儒学的根本诉求，因为儒学只有成为“王官学”，才能在政治社会中实现儒学所追求的“天道性理”的价值，即实现仁义礼智信等“道常”“常理”的价值。荀子说：君子得势以临天下；刘向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即是认为超越神圣的价值必须通过政治权力才能实现，即政治权力是实现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性力量。也就是说，“道统”只有通过“政统”才能落实，因为“政统”（亦即政治权力）是“道统”的制度性安排与物质性载体。如果儒学放弃了承载政治权力的“政统”的追求，道以及“道统”就不可能在现实政治与历史中体现。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希望恢复儒学“王官学”的地位，因为“王官学”就是在国家根本主导思想的高度保障“政统”落实“道统”，这是真正治儒学者最自然不过的诉求。当然，我希望恢复儒学“王官学”的地位，还有一个百年来中国“王官学歧出”的原因，百年来中国的“王官学”都是“西方的王官学”，不管是自由民主的“王官学”还是其他主义的“王官学”都不是“中国的王官学”，“中国的王官学”必须是“儒学的王官学”，这是中国长期的历史所确定的“文化共识”，也就是我所说的“儒学的王官学”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其它“西方的王官学”则不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观乎古今中西的历史，任何稳定合法的政治秩序都具有自已的“王官学”，即便是最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具有自己基督新教的“王官学”，美国宪法就是基督新教价值的体现，更遑论具有“国教”的英国与北欧国家了。正因为“王官学”具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维度，违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的“王官学”不仅是“歧出的王官学”，更是“以夷变夏的王官学”，因此，为了恢复“中国的王官学”，克服并防止中国在“王官学”上“以夷变夏”，所以我希望在今天恢复儒学“王官学”的地位。这也是真正治儒学者最自然不过的诉求。

你问我如何评价自己在当下儒学复兴中所做的工作或贡献？贡献还谈不上，至于我在当下儒学复兴中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我重新发掘了儒家“政治儒学”的传统，并对儒家“政治儒学”传统进行了符合孔子本意的解释。时至今日，“政治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儒教议会三院制”、“儒教重建”、“文化歧出”、“王官学复位”等言说已被中国学界广泛知晓，不管同不同意这些言说，中国的各个思想流派已不能否认中国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政治儒学”传统，并且“政治儒学”的义理价值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解释力，足以与中国当今的各个思想流派相抗衡。今后儒学的复兴，“政治儒学”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在我看来，“政治儒学”传统的重建，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重建，因为政治是文化的最集中体现，只有中国的政治重建成功了，中国文化的重建才能真正成功。至于你说的贡献，就留待后人与历史去评价吧。

《南都周刊》：近世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确实在不对地反省和学习，然而在此过程中却不继否定自身的传统，结果带来了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真的是一个问题吗？或者说在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产生文化焦虑是一种必然吗？从长远看，我们似乎大可不必对此多虑，文化不正是在这种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的吗？

蒋庆：在近世以来中国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断否定自身传统的不正常现象，结果带来了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一过程的变化轨迹我描述为：文化歧出→文化变质→文化断灭，即用儒学的术语说，最后的结果是文化上的“以夷变夏”，这正是今天中国在文化上的真实写照，当然是最悲惨的真实写照。在“亡国”“亡种”“亡教”的“三亡”问题上，最悲惨的莫过于“亡教”，因为“亡教”即意味着亡天道性理、亡人道人伦，人即不复为人。中国近代以来通过“救亡”的努力，“国”保了，“种”保了，但“教”了，中国今天成了一个当今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无教国家”。正因为中国的“教”亡了，才产生你所说的文化认同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看来，具有“人文化成”功能的“文化”就是“教”，“教”是文化认同的最根本内容，文化认同是要解决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文化属性或文明特质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一个民族或国家就会如亨廷顿所说在以不同文明划分国家文明属性的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出现“无从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神经分裂症”，不知道在世界政治的国家文明属性上“我是谁”，从而成为一个不正常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患上神经分裂症丧失了自我意识不知道“我是谁”而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一样。因此，文化认同问题不仅是一个真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存亡盛衰的大问题，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一直怀有深刻而持久的焦虑，如张之洞、康有为、严复、陈焕章等“保体”“保教”的主张就产生于这一文化认同的焦虑，现在张祥龙先生“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以及我“政治儒学”与“重建儒教”的主张也是产生于这一文化认同的焦虑。你认为不同文化正是在交流竞争中融合才获得发展，这话表面上看并不错，但是在当今全球化同质化时代，西方文化处于超强地位，并挟持着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教育、媒体以及传教等霸道力量向全球扩张，中国是一个最大的重灾区，中国文化受到一百年来各种内外力量的无情摧残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不绝如线”。在这种情况下，平等的竞争不可能，从容的交流也不可能，我们现在连最基本的文化认同都没有解决，连在文化上“我是谁”都搞不清楚，哪里有能力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从容的交流融合呢？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文化认同问题，就是重新找回并挺立中国的“文化自我”，克服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无从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神经分裂症”，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文明属性上正常的国家，即成为一个体现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儒教中国”。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它与近代以来兴起的几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一种延续继承关系？

蒋庆：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上的大事件，值得认真研究。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民国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有所不同，民国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保守的对象主要是“文化”，少有发自自身文化的政治诉求，如梁漱溟先生的“乡建”道路是对中国“宪政”失望后中国社会的重建而非中国政治的重建，熊十力、马一浮先生的心学与理学则不关心中国政治的重建，陈寅恪先生的“宋贤史学”以及“学衡派”的泛文化保守思想都很少有发自自身文化的政治诉求，而张君励先生的政治诉求虽然非常强烈，但却是西化的政治诉求。所以，我们可以说，自康有为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已经退场；或者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最大缺失就在于不再“保守政治”。我们知道，政治是文化最根本的内容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综合地体现了文化的根本精神、超越价值、生命信仰、道德伦常、制度礼法与历史意识，所以，没有政治的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政治的文化只能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文化。如果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只保守文化而不保守政治，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就是不健全的文化保守主义，康有为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这种不健全的文化保守主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今天讲文化保守主义时，自然包括了政治保守主义，而政治保守主义正是文化保守主义最主要的内容。从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来看，与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并突显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政治保守主义维度，比如我强调“政治儒学”中的“王道政治”，康晓光强调儒家的“仁政”，都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政治保守主义维度。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在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中出场，是百年来儒学被逐出政治领域或自我放逐出政治领域后的回归，这证明儒学在政治上又重新恢复其生命力，并且有能力参与今后中国政治的重建。至于你问到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以来几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共同点都在于为复兴中国文化而努力，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复兴中国文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当时在中国“救亡”的处境下，先贤们对中国文化只能做到“心性的保存”或“形上的保存”、“学术的保存”，尚无条件做到“政治的保存”，所以他们的保守主义倾向于抽象的文化方面。但是，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这些努力怀抱崇高的敬意与同情。而现在，“救亡”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走向富强，中国的历史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已经有信心有能力来思考“中国政治”的问题并重建“中国政治”。所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政治保守主义维度才得以突显，中国才有条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政治的保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是对近代以来几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精神方向上的延续与继承，或者说发展与推进。

《南都周刊》：你认为，在中国当下的政治重建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你如何评价“自由主义”开出的“宪政”药方？

蒋庆：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政治重建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中国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问题。这里所说的“合法性”的“法”，不是指既定的法律规范或者实在的法律体系，而是指公羊学所说的“孔子为后王制义法”的“法”，“孔子改制立法”的“法”。此“法”是指政治秩序或统治权力所以正当的依据，所以此处说的“法”与西方主权学说中的“正当性”一词相似。但只是相以，不是相同，因西方主权学说中的“正当性”概念主要是理性概念，而“三重合法性”中的“法”既含摄理性又超越理性。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传统政治秩序崩溃后，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随之崩溃。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力图重建政治秩序，虽然通过内战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强制性的政治秩序，但此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一直未能解决，即此一政治秩序或统治权力所以正当的依据一直未能建立。这就是我所说的百年来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问题。一个政治秩序不解决“合法性”问题，就不能建立统治的正当性依据，即就不能把统治变为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将不可能。因此，在中国当下的政治重建中，必须用“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确立中国政治秩序或统治权力的正当性依据，具体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秩序或统治权力确立三重正当性的依据，使人们能够心悦诚服地服从中国的政治秩序，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真正能够长治久安。这就是中国当下的政治重建中最根本最紧迫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当下的政治重建中开出的“宪政”药方，我认为存在很大问题。首先，宪政是指西方的民主宪政，其合法性依据是“主权在民”，其政制形态是民主制度，其合法性特征是我批评的“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排斥其它合法性，所以民主宪政是在合法性上有缺陷的不周全的政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