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洞奇：西方是如何“着魔”的――从“古代晚期”说起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西方是如何‘着魔’的”，我讨论的是世俗化的反过程。首先讨论一下，西方是在什么意义上走上一条不世俗的，或者说是“着魔”的道路的，这是一个逆向的出发点。副标题“从‘古代晚期’说起”，这是一个学说史的交代。

大家都知道启蒙时代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本书中吉本认为，在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中，基督教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基督教侵蚀了当时社会的道德，扼制了精神生活，而且因为教会内部有各种教派的斗争，这就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统一，最终在帝国的衰亡过程中，产生了很消极的作用。与吉本的这种观点相一致，就形成了一种西方传统的历史三分法――在我看来，它应当被叫做一个“启蒙的神话”。这种观点和中国现行的历史三分法不同：中国是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而西方是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在这种三分法中，中世纪被当作古典文明衰落之后、现代文明展开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才叫做“中世纪”。而且，它被贴上了一个“黑暗时代”的标签，尽管实际上它并不都是黑暗的。

按照这种三分法，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这样就把中世纪本身的意义掏空了。中世纪这一千年的历史，竟然被认为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想一下，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过渡时期，但没有一个能够长到这个地步：整整一千年的过渡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第二，这其实也和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都觉得，中国在古代当然是领先的，到了近现代才一下子被西方追上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困惑：既然中世纪的西方这么落后，又怎么能够一下子后来居上呢？的确，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很落后的一个文明，一下子以这么快的速度，不但能够追上、赶超东方，而且竟然能够反过来“统”东方的文化（按王利的说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现代性的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那个“落后”、“愚昧”的时代当中一下子勃发出来的吗？这是很难理解的。第三，这在历史中设置了一个巨大的下陷的部分。按照这样一个历史图景，西方历史是没有连续性的。第四，历史的普世性问题。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的路线图是完全不一样的。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启蒙的神话”，是因为它没有严谨的学术基础，是在真正的中世纪学发展起来之前就产生了的，是基于启蒙思想家的偏见而被罗织起来的，是一个神话。恰恰是这么一个经不起历史研究推敲的启蒙时代的神话，很早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指导着中国人写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我们言谈之间的世界史常识，不能得到质疑。

与这种历史神话相关的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叫做Late Antiquity。这个阶段从西方的古代/古典历史的后段开始，从公元3世纪开始往后，一直与中世纪的早期连续起来。在3-8世纪大约长达半个千年的时段内，以整个地中海地区为空间，可以进行一种整体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的Late Antiquity。这个词现在已经被引进到中国，但是还不多见，我自己把它译作“古代晚期”，用来表示这个比古代要晚、但是比中世纪要早的过渡时期。

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实际上是以一些基本的预设为基础的。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改变了原来解释罗马衰亡的观点。过去认为，是基督教的兴起造成了罗马的衰亡，然后开始了“黑暗”的中世纪；而现在的观点是把古代晚期理解为介于古典文明和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之间的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过渡时代。

在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中，我介绍两位。一位是法国古典学家Henri Marrou。Marrou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古典文明的衰亡不是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造成的，而是它自身气数已尽了；可以说，是新生的基督教吸收了古典文明的一部分优秀资源，反而在事实上通过一种转变的形式挽救了古典文明的一些精华。另外一位是先后在牛津、伯克利、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的彼得•布朗。他写了一本名作《古代晚期的世界》，强调基督教在罗马晚期的兴起是有特殊的社会背景的：正因为基督教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所以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布朗还认为，古代晚期不但和前面的古典文明有很强的连续性，还在后面为中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两位是奠定了古代晚期研究的大家。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面讨论所谓的“着魔”问题。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enchantment到底是enchant了什么，着魔的“魔”是指什么。“魔”是什么？我们可以粗浅地提出几种可能性。一，巫术或巫术性很强的宗教。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宗教，或者说高级宗教，强调信仰而不是强调仪式的宗教。三，不只是有一种高级宗教兴起了，事实上宗教领域还扩张进入了文化、政治、经济诸领域，相应地也就是文化、政治、经济诸领域的自主性弱化了，这个也就是世俗化的反过程。四，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的神权政治，或者叫“政教合一”的制度。从程度上来说，“魔”大概可以有这么四种。

这四种“魔”和西方历史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童老师所强调的那样，西方的世俗化语境其实还是就基督教而言的。基督教和着魔的关系，相应地也应该一一对应于这四种“魔”来考虑。第一，如果“魔”是指巫术或巫术宗教，那么很明显，基督教化就意味着除魔，是一个除魔的过程，而不是着魔的过程。这也是基督教自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我想应该争议不大。因为尽管不能说基督教里面毫无任何巫术成分，但是和古代多神教相比，确实相对很少。第二，如果“魔”指高级宗教的扩张，那么很明显，它主要发生在古代晚期，从罗马晚期开始，到中世纪早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原来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属于古典文明，到这个时候，地中海的西北岸由基督教文明来继承，而东南岸由伊斯兰文明来继承（还不能忘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本身又有一定的同源性）。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说把东方排除在外的话，高级宗教的兴起就成了整个西方的世界性现象。两大新兴的高级宗教，或者说超越宗教，共同取代了原来的古代多神教。第三，“着魔”指宗教领域扩张，而文化、政治、经济领域自主性弱化。一般来说，这个过程在罗马晚期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苗头了，但是并不够显著。真正突出的变化在国家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国家自身的规则开始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强烈干预，或者说基督教伦理变成政治运行的一个指南，这种深刻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中世纪时期。它在罗马晚期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但是很不成熟。第四，“魔”指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比较极端的现象――除了极个别的一些特例、反常以外，基本没有出现过。因为基督教的基本观点是在政教之间有所区分的，二者之间尽管有一种张力，但真正的神权政治并没有产生。神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并不存在。

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一，西方所谓的着魔，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下才能成立：高级宗教兴起，同时宗教领域扩张，使得一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本来应该是世俗的领域萎缩了。在巫术或政教合一神权政治的层面上，着魔的可能在西方早就基本不存在了。

二，西方着魔的过程，关键期是古代晚期，就是说从罗马晚期到早期中世纪这段时间。

为什么西方会在这个阶段着魔呢？对此就有种种的解释。我最抽象地介绍几种。首先可以分作消极和积极两类。消极的解释就有很多。第一种认为，古代多神教自身有缺陷，没有办法和新兴的一神教相竞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宗教形态上明显具有更强的精神领域的吸引力。第二种，古典文明自身衰落。现在有很多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可以说古典文化出现一种衰落的气数，而各种外来的文化不断地进入地中海世界，于是压力逐渐变大，达到古典文化无法竞争的地步，最后就取而代之了。基督教也可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是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第三，到罗马晚期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需求迅速提高。一方面是道德需求的高涨，原来的古典宗教所能提供的道德感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古典文明的衰落，各种外来因素大量进入，这就造成了一种类似于“礼崩乐坏”混乱局面，旧的古典文明、古代宗教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道德需要、新的社会需求了。第四，从政治上说，古典传统的结果之一是罗马帝国有它自身内在的缺陷。这在罗马政治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按照一般人的想象，罗马帝国很强大，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从state的层面来说，罗马的国家机器是有非常明显的内在缺陷的，这样一个有巨大缺陷的庞大的机器，根本无法解决罗马晚期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军事的综合性的问题，最后导致帝国在西欧彻底垮台（在东罗马，帝国虽然生存下来，但最后演化成了一个新的拜占庭国家）。

积极的解释也有很多。第一，基督教伦理在实践中有优越性，基督教伦理更加人道主义，更加贴近大众，更加满足社会需要。这里举个例子，是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写的《基督教的兴起》。这本书不属于历史研究，而是属于宗教社会学。它假设不同时代的宗教发展是可以类比的，所以将现代宗教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倒回去，来解释早期基督教的兴起。我觉得他的很多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历史学研究不了的东西，他却能够根据社会学的假设来解释。当然他的书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中心论的观点。他认为基督教的伦理本身竞争力强，或者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以基督教伦理为信仰的community，它的适应性、生存能力要更强，所以基督教才会在最后胜出。第二，非常突出的是教会本身有很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这个是我们许多学者估计不够的。我们经常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想象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所以会以为：既然它是一种宗教，很多优点就是它不应该具有的。但是跟我们的想象相反，恰恰从很早开始，基督教就采取了一些在现在的学术条件下看来仍然显得非常有智慧的做法，使得它能够适应当时的古代世界，同时能吸收很多古典文明的优秀成果。第三，历史分析。首先，在古代的城邦社会、城邦体制瓦解的过程中，教会这种严密的组织能够给信徒带来好处。这一点其实也是不言而喻的，组织上的优势自然可以给这个组织的成员谋利。另外一点，由于罗马皇帝，尤其是君士坦丁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使得信教变成有利可图的事情，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为稻梁谋”，最后变成基督徒。

现在我们也可以小结一下西方为什么会在古代晚期着魔的基本原因。第一，西方所着的这个“魔”，当然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但是着这个“魔”的原因，不仅在于基督教本身，也有外在的因素。第二，着魔是西方在古代晚期的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现象，也是基督教在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取得的。中国学者有时候会问，为什么佛教在中国从来不曾取得这样的地位？其实我觉得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在西方取得这么一个历史地位？与其问佛教为什么不能，还不如问基督教为什么能，因为它非常的特殊。最典型的特殊性之一是，当时西方还存在着一个有内在缺陷的古代国家（其实中国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中国的古人富于“政治智慧”）。很自然，在帝国权威崩溃之后，教会权威就有了一定的扩张空间。像这样的一些条件中国是从来没有的。另外也要考虑到，西方的古典伦理内在地具有一种很强的弹性，这种弹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继承和发扬。种种的外部资源同时具备，这样的际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最后可以做一点反思和引申，讨论三个命题。第一，西方历史的命题。照我说来其实很简单。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西方会着魔，为什么西方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那么的不世俗，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种对着魔的特殊需要，与这种社会需要相应，就出现了一种深深的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其实到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一定的社会需求。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介入很多社会管理层面，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教会去竞争得来的，而是因为那时礼崩乐坏，世俗权威或者说罗马的政治权威不再能够承担了。但人的生命不能等待。在这个时候谁能承担责任，谁的权力就会扩大。再追问下去，又是到什么时候教会不再行使这些职能呢？后来国家已经能够自立了，这些职能已经不适合由教会承担了，所以很快就出现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教会为什么可以不太管教育？教会管教育是因为没人管教育，教会不管教育是因为有人可以办得更好。其实道理很简单，都是社会需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