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现代文明的浪漫式反动

内容提要

浪漫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一场重大的思想运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高扬个性，崇尚天性，主张有机共同体的价值，并提出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实现其理想。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具有主体中心主义、机缘主义、折中主义等特征，它是德国知识界对现代文明浪漫式反动的精神产物。考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对于全面理解西方现代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浪漫主义 现代 启蒙 反启蒙

浪漫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运动，是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学界关于浪漫主义的探讨大多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对于其政治思想则鲜有论及。在国内出版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中，德国浪漫主义往往只字不提。事实上，即使是西人著述的政治思想史经典教材对浪漫主义也很少论及。这一方面或许缘于浪漫主义思想自身的模糊性、无体系性以及其特殊的著述方式――浪漫派作家从未系统地阐述其政治见解，他们的政治思想只是散见于他们写作的许多断片、书信、笔记、名言警句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英美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的思想史写作中有意无意的取舍及其所折射出的偏见。然而，浪漫主义绝不是一种可以忽略的思潮，相反，它是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

鉴于德国浪漫主义发展史上，早期浪漫派与晚期浪漫主义思想有较大差别，本文主要关注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这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表达得最为明确，并且，这也是更好地理解德国浪漫主义中后期演变的必要的一步。在介绍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史背景及基本理念之后，本文将揭示浪漫主义的思想特色，并试图对这一思潮做出批判性思考。

一、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兴起

“德国浪漫主义”是指一个组织松散、具有模糊的自我意识的知识运动，它肇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最初体现在文学、审美领域，其先声则是由歌德、赫尔德、海曼所代表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797至1802年，中心在耶拿和柏林。当时，许多作家聚会于耶拿的A・W・施勒格尔家中以及柏林的亨利特・赫尔茨（Henriette Herz） 和拉尔・莱文（Rahel Levin）的文学沙龙中，他们自由而坦诚地谈论哲学、诗歌、政治、宗教等。这一群体的成员的重要代表有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801）、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45），A・W・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莱尔马赫（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7―1834）及诺瓦利斯（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2]。他们的聚会名噪一时，但随着1801年瓦肯罗德及诺瓦利斯的英年早逝，以及翌年施勒格尔兄弟离开耶拿，浪漫派活动的小圈子便解散了。但是，德国浪漫主义并未随着他们的集会的解散而终结，而是继续发挥影响，最终成为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运动之一。

人们一般将1797至1802年这段时期的德国浪漫主义，称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如上文所述。而1803至1815年被成为浪漫主义的中期，以阿尼姆（Achim von Arnim）、 亚当・缪勒（Adam Mueller）等人为代表，而1816到1830年则称为浪漫主义的晚期，以弗兰兹・巴德（Franz Baader），霍夫曼（E.T.A.Hoffmann）、谢林（Schelling）为代表。浪漫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往往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后期演变成德国保守主义的盟友，事实上，晚期浪漫派的政治思想已经与早期浪漫派有极大差异，尽管它们仍具有某种一致的思维样式和价值取向。

理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必须考察其历史背景。直到18世纪最后几年，德意志依然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德意志版图上，大小邦国林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法国以行动体现的革命在德国以思想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随着拿破仑的进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德国思想界越来越清楚的一种意识。拿破仑的征服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心中引起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想，敬佩拿破仑的天才，另一方面，又憎恨这位外国统治者，而渴望独立。这最终使他们一方面寻求摆脱各邦封建主的绝对主义统治，另一方面寻求摆脱外族的统治，二者共同构成了近代德国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德国浪漫主义是德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准备。1784年，J.G.赫尔德出版《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一书，表达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后，“民族性”的观念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中迅速传入其他国家。德国浪漫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拿破仑的国际主义以及法国革命的普遍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种激进的批判性回应，它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对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法国反动派梅斯特尔对大革命的敌视皆有所不同。[3]浪漫主义如何表达其独特的见解的，这是下文要探讨的基本内容。

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尽管只是以随笔、断片等方式零散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不同作家之间也多有差异，但我们大体可以概括出他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颇值关注：

（1）高扬个性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十分强调“个性（individuality）”，即强调个人的唯一性、独特性，个性是费希特、F・施勒格尔、施莱尔马赫的等人思想的中心语汇。早期浪漫派人士参加的柏林沙龙中，不关心出身、门第、金钱、权力、事功等身外之物，只关心个人的唯一性（uniqueness），只在乎个人禀赋、魅力、情感的表达。早期沙龙尚未受社会政治风潮的影响，有着“纯真和辉煌”的一面。[4]F・施勒格尔写道：“正是个性是人身上原始的和永恒的东西；人格倒不那么重要。把培养和发展这种个性作为最高的使命来做，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自我主义（a divine egoism）。”[5]施莱尔马赫直到晚期都坚持认为，世界就是人们通过行动实现其个性、表达其个性的可能场所，而所谓自由，在本质上也正是人的个性的张扬。早期浪漫派关于“个性”的理念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个人自由的理念，同时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把个人的价值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他们认为，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固然不错，但它以抽象的“个人”代替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各个不同的个人，因此未能很好地彰显自我的价值。浪漫派强调自我的实现，主张妇女解放、性自由，呼唤英雄人物，呼唤个人神性，这与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大异其趣。纳德・赛蒂（Nader Saiedi）在比较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启蒙时期的“个性”时，引用西美尔关于“质的个人主义”与“量的个人主义”的区分，说明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质的个人主义”，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可替代性、特殊性，而非启蒙时期具有相同的理性、人性的个人。[6]

（2）崇尚自然

与声张个性、追求自由相连，浪漫主义崇尚天性或自然（nature），这种自然天性具有某种无法言说的神性，而理性则无法领会这种神秘、魔幻与美丽。浪漫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在丰富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严重破坏了自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近代以来的人也丧失了自然的纯真，所谓的文明人，不过是惟利是图、恬不知耻、毫无情趣的市侩（philistine）[7]，不过是金钱的奴仆。诗人诺瓦利斯甚至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诺瓦利斯那里，到处都是奇迹，娇媚可爱的奇迹；他谛听花草树木的娓娓清谈，懂得含苞待放的玫瑰的心事隐衷，他终于和整个大自然合而为一，待到秋风萧瑟，落叶纷纷，他也就憔悴而死。”[8]浪漫主义的“自然”概念，与理性主义契约论中的“自然”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自然’，完全是一个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概念，是抽象的理性的‘本质’和理性自然法则的同义词，但它获得了一种感情内容。早先哲学中被当作故意的抽象或历史事实的‘自然状态’，变成了一首回荡在森林和原野上的真实的牧歌，一首‘浪漫的幻想曲’。”[9]浪漫派作家主张从那些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遥远偏僻的地方、原始野蛮的部落那里去重寻有资于人的发展的精神财富。正如同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卢梭对野蛮人的歌颂[10]一样，他们以野蛮人的质朴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肮脏、虚伪、矫揉造作。浪漫派作家到各地游历，搜集民间童话、歌谣、原始艺术，他们到古城中寻求昔日的旧画，他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处在前工业社会的东方国度，比如“全国都是古董的中国”。浪漫主义崇尚自然，崇尚原始、幼稚之事物，视之为未受所谓的文明污染的纯真事物。诺瓦利斯写道：“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是一个黄金时代。”[11]两位施莱格尔兄弟也说，我们的文艺已经老朽衰败，我们的缪斯是一个手握纺杆的老妪，我们的爱神不是金发的少年，而是一个萎缩干瘪、满头灰发的侏儒，我们的幻想已经枯竭：我们必须重新振奋，重新去探索那埋没已久的中世纪素朴单纯的文艺源泉，于是返老还童的仙浆便会向我们迸涌出来。海涅不无讽刺地写道，浪漫派诗人“蒂克先生喝下了那么多民间唱本和中古诗歌，结果差不多变成一个孩子，满口咿呀儿语，天真烂漫。”[12]

（3）寻求有机共同体

浪漫主义一方面发现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远离，同时也发现人与共同体（community）的远离，即人成了单子式的个人，失去了归属感，失去了依托。浪漫主义批评基于个人主义而联合形成的市民社会，它重新发现了充满温情的正在或业已瓦解的共同体的价值。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自利伦理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缺乏温情，真正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应当建立在“爱”的伦理之上。施勒格尔写道：“只有通过爱，通过爱的意识，人才成其为人。”[13] “爱”是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浪漫派认为，“爱”是比自利更强烈的动力，爱的主体会为了他所爱的人放弃他的一切，浪漫派希望以“爱”代替法律，使之成为社会的纽带。“爱”之于浪漫传统，正如“自利”之于自由传统一样[14]。浪漫派在启蒙以来的近代思想史上，最早强调共同体的价值，F・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在18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了关于有机共同体的理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共同体的观念一直贯穿于早期浪漫派于晚期浪漫派之中，但是这两个时期对共同体的理解并不一样。晚期浪漫主义基于其保守甚至反动的政治立场，强调有机的国家、有机的共同体，事实上将其价值放在了个人之上，而不再强调个性，且暗含极权主义之诱因；而早期浪漫主义则不过将共同体视作个人成长栖居、个性培养发挥的家园，共同体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控制个人。这与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强调是一致的。并且，早期浪漫派关于“有机共同体”的观念也不同于“有机国家”，因为他们事实上有意识地同时与两种理念区别，一种是启蒙“机械社会”的观念，另一种是德国的绝对主义“家长制国家”的理念。[15]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所唤起的对共同体的诉求，充满的乃是一种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特有的乡愁，批判的乃是现代人的无枝可栖、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体现着在去魅除魔的现代世界寻求人类美丽温馨的家园的哲学诉求，其关于“有机”的论述，与他们关于自然天性的论述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与浪漫主义对传统的尊重相协调，此中亦可窥见埃德蒙・柏克对浪漫派或多或少的影响。

（4）艺术家当国王

浪漫派相信，艺术而且只有艺术，能激励人们依据理性的原则行事，依据共和国的道德理想行事。尽管他们同意康德与费希特所说的理性有能力知道我们的道德准则，他们还是强调，人类的理性没有力量使我们按其行动，纵然人们知道什么是正当，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们仍可能去犯错误、做恶事。因为人的行动的主要源泉是刺激、想象、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