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

殷海光先生（1919-1969）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

殷先生说他自己是"五四后期人物"[1]，没有机缘享受五四人物的声华，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困厄。他一生沿着五四启蒙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传统积弊与现实负面作无情的鞭笞和批判，晚年尤能以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与检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转而认同民族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批评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他在临终前说："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2]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3]可惜天不假年，赍志而殁。

本文拟讨论殷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变及其原因和意义，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他转变前后的思想比较，讨论自由主义思想的资源缺失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沟通之可能。

一 转变的内因与外缘

殷海光由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非传统主义者"[4],由对"西洋文化的热爱远超过中国文化"转至"反而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好感"[5],原因何在呢？以下我透过殷海光自己、徐复观先生及殷先生弟子林毓生、陈鼓应的解释脉络，进一步加以探索。

殷先生对张尚德的回答是:"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一）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二）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 Parsons等人影响；（四）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6]在这四个原因中，前两条对中国人生意境的回归是内因；后两条，在林毓生等人的介绍下受西方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帕森斯及受新儒家徐复观和学生张灏的影响为外缘。艾森斯塔德等人感到西洋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转向东方古典文化中寻求出路。殷先生认为，文化现代化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必须将东西文化作一番比较研究，然后才能确定文化演化的意义，而这并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意思。

1967年7月殷海光到徐复观家住了四天，经常与徐谈文化问题，徐"发现他的态度已经有些转变；他对中国文化，保持了审慎地敬意；他认为他有关中国文化的一部著作（郭按，即《中国文化的展望》）犯了不少的错误；他认为逻辑实证论沾不到价值问题；而价值问题是非常重要的。"[7]徐问殷：你怎么有这种转变呢？殷说："我是受了近年来文化人类学的影响。"[8]到1969年殷临终前，"在病榻上告诉陈君鼓应，又多补出了三个转变的原因：一、他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二、他的学生张灏。三、半个徐复观"。[9]徐复观认为，除了第一点最为深刻外，其它都是外缘。"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乃在忧患中形成，也只有忧患中才真能感受。他这几年正陷在深刻的忧患之中"。[10]

在殷海光转变的诸多原因中，徐复观正确地肯定了殷自己的生命体验，特别是晚年的坎坷遭际、忧患人生，才是与忧患中生成的中国文化精神相契合的主要原因。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又发现了殷转变的认识论原因，即对科学主义、逻辑实证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怀疑和疏离。在殷临终前一个月，即1969年8月，他对徐复观说，不能仅以科学来代表文化，科学不能解决人生价值问题，科学也不是人生幸福的指示器。他批评有些人极力在中国文化中附会些科学，"这实际是把科学的份量估计得过重，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便没有价值。实则中国文化中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崇高价值。"[11] 在殷临终前八九天，即1969年9月7日或8日，他对徐说："中国文化，不能凭藉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第一是不能凭藉达尔文的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把许多人导入歧途。第二是不能运用康德的超验观念。第三是不能通过黑格尔的体系哲学。第四不能通过马克思的思想。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累积，累积得这样深厚。"[12] 这里，我们格外重视第一条，因为包括殷先生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是以单线进化论来衡量、评价中国文化的。此外，殷作为金岳霖的弟子，作为逻辑学家和逻辑实证论的信奉者，通常持守的原则即是知识与价值的二分。实际上，他的这种二分的主张与他的实际生活是相矛盾的。他的思想转变，就意味着对这种二分模式的疏离。

林毓生在解释殷海光的思想转变时，比较重视殷的内在紧张，即"敏锐的道德不安与纯理的知识渴求之间的'紧张'"[13]。殷先生一生反对中国文化中道德价值偏胜，客观独立的知识系统暗而不彰，然而在他的真实生命中呢？对他知之甚深的林毓生说："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的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14]殷先生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对知识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攻击，恰恰源于他的道德热情、道德忿怒。林说："殷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他生命中最后几年重大的转变，这是激烈的五四反传统思想，后期的光荣发展。同时也象征着五四时代趋近结束；一个继承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而不囿于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新时代的到临。这个重大改变，在殷先生是得来不易的。像他那样具有尖锐道德热情的人，冲力很大，但也正因为他是一个以道德力量为基础的思想家，以他对思想工作严肃而真诚的态度，一旦发现了自己从前思想的缺陷，无论陷入多深，都是可以拉回来，再朝自己所认为对的新方向努力的。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改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他的道德感与理智力相互融合的崇高境界。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的工作开始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15]

也就是说，尽管殷先生对当代逻辑、分析哲学、社会学理论，对科学、自由、民主的性质、功用、目的的纯理了解，都下过很大的功夫，用过很多的心力，远远胜过了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在1949年到台湾以后，只手重振五四精神，为科学、自由、民主而奋斗，主要是凭着他生命中特有的纯真而强烈的道德热情。他无法像他所崇拜的西方学者那样客观冷静地为学问而学问，无法遏止内心强烈的社会关切和人文关怀。就这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士君子，一位典型的儒者。尽管他大半生对儒家很少有过好的评价，但他不因学术专业化而减损参与社会、关心政治的热情，其中显然积淀着传统儒家的精神。正如林毓生所说，正是凭着道德力量，凭着道德感与理智力的相互融会，殷海光终于把自己从陷得很深的反传统情结中超拔出来。这从殷、林的通信中可以找到很多旁证。完善自我的道德力和爱智求真的知识理性的融合，促使殷海光面对学生的批评，虚怀接受，真诚反省。例如林毓生1967年12月23日给殷的长函中对他心灵深处紧张之源的剖析，殷海光1968年9月24日复信中对自己，乃至五四以降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反省，都是显例。殷说："经弟的X光对我透视，我才自觉到，我二三十年来与其说是为科学方法而提倡科学方法，不如说是反权威主义，反独断主义，反蒙昧主义(obscurantism)，反许多形色的ideologies[意缔牢结]而提倡科学方法。在我的观念活动里，同时蛰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iconoclasm[反传统思想]；第二是enlightenment[启蒙]。""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你的批评，以及提出的'aviable creative reformism'[有生机的创造性改革主义]，就我所知，直到现在为止，是开天辟地的创见。我读了又读，内心引起了说不出的怡愉。"[16]这里不难看出殷氏思想转变的动因与方向。 陈鼓应则认为，殷先生晚年的转向，是由知识问题向人生与人心问题的转向，原因盖在于对技术商业社会弊端之反省。他关注的层面或相度不同了。陈说："以往殷老师所着重的都是知识问题，如今他所关切的是人生或心灵的问题。他眼看这个世界技术化愈来愈强，而人的道德愈来愈败坏，人的心灵愈来愈萎缩，人的生活愈来愈繁忙，四周的空气愈来愈污染。这种情境，使他焦虑，逼他反省，令他寻求解答。以此，他扩大了思想的角度和范围，而伸入人的切身的问题，而透入生命的层域中。"[17]陈鼓应当时一直在殷先生身边，殷先生也受到陈鼓应所喜欢的存在主义的影响。陈的这种解释无疑也是存在主义式的，但确乎揭示了殷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这是继对知识与文化问题的关注以后，殷的第三重进境。由此，他体验到中国古代文化分子对生活、心灵层面的妥当安排，在人生态度和存在价值的取向上，有许多值得欣赏与借鉴的地方。殷对工商社会弊端的反感，迫使他重新回归古典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重视他早年朴质、真诚、幽美、宁静、安然、自在的农村生活，而那正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处。[18]殷逝世九年之后，陈鼓应在谈到殷的转变时，说到三个原因，我重视的是他说的第三点，即殷发现西方文明走向死胡同了，及殷对美国文明、对胡适、对西化派的批评。[19]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对殷氏思想转变的原因作一小结：其内在原因，是道德力与理智力、价值与知识由紧张而达到融合。一方面，由于晚年困顿的生命处境、人生体验与思乡情怀，使他减弱了偏激、片面的情绪，改变了把现实生活的负面与传统文化直接挂钩，把今人之罪归咎于古人的做法，增强了民族认同与同胞爱；同时，随着技术化商业化的社会导致人们的道德沉沦与心灵萎缩，迫使殷由重视知识问题、文化问题之后转向人的问题，即人生与心灵的关怀，因此比较易于契合忧患中生成的中国文化及其精神价值，回归平宁、清新的人生意境。另一方面，由于纯理探求中，殷发现了唯科学主义、逻辑实证论、单线进化论及其在社会历史文化上的直接运用，西方中心论、全盘西化论、全盘式反传统，以及把民主、自由的现实诉求与传统文化资源绝对对立起来的理论和方法的限制与偏颇。道德良知与知识理性，使他义无反顾地否定自己，转变过去的思想认识。这显示了一个热烈又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光辉。[20]殷先生晚年彻悟、转变的外在缘会，一是学生张灏、林毓生等把坚持自由主义精神与不加分析地反传统分别开来，注重本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创造转化的思想及他们介绍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思想史家的方法论的影响；二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现代病的日益暴露及台湾社会病的出现对殷的刺激，及通过学生陈鼓应等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三是与传统主义者徐复观、唐君毅等人的沟通，增加了彼此的了解，肯定儒门风范与道德理想，开始思考中国的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如何沟通。以上多重因缘的合和，导致了殷海光对传统的有限度的回归。

二 转变前后的比较

殷海光思想转变发生在1967-1969年间，部分表现在此期间的文稿与致友人门生的函札中，集中表现在逝世前数月的谈话中。把这样一些材料与他1965年完工、1966年元旦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作一番比较，研究其中的联系与区别，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殷海光说："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体悟和重新的认识所获致的结论，在我整个思想过程的发展上来看，确是得来不易的；必须从我整个奋斗的心路历程中来了解才有意义。"[21]他直到临终前仍强调他是"传统的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绝对不可以把我的看法和钱穆这一般人混在一起"[22]（他对钱穆始终有误会与偏见）。总之，我们必须从殷氏一生的思想脉络上来把握他的变化。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晚年殷海光说："现代人讲传统，不知传统为何？根本是传统的弃儿。传统并不等于保守。传统乃是代代相传文明的结晶，知识的累积，行为的规范。传统是人类公共的财产，为每个文化份子事实上所共有的。""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