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的政治学言说中，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似乎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论说方式：自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开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言说以来，论述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学者，大都习惯于将中国政治思想放置到西学的框架中加以品评，并在这种品评中为中国政治思想确立其思想品格与历史定位。到近期，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之风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几乎是不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中言说中国政治思想，就无法陈述中国政治思想了。这种言说方式自身究竟具有多少正当性资源，从理论逻辑上讲，是一件需要理性审视的问题。换言之，假如这种言说方式不能在理论上获得正当性辩护，它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值得信任的言说成果。为此，专门讨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就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一、两类质疑

一般说来，从中西比较的路径切入政治思想研究，是基于研究者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处境的体认。这一最有现实根据的支持理由，促使研究者服从现实的号召。同时，西方政治思想依托其哲学基础显示的严谨逻辑性与理论体系感，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表现的非逻辑、非体系的特点，似乎恰恰成为对照。这成为研究者最想求解的问题，推动着研究者解释其中蕴涵的原由。

就前者言，即就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处境来分析，客观地讲，任何一个试图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学者，都不得不从西学那里吸取资源。原因很简单，研究者时时处处都是在感受到“西方”的压力下展开自己的思考的。一方面，这种压力体现为全方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感。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强势契入者的“西方”的存在，而且“西方”对于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安排发生直接的影响力。加之这种存在、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商议的性质，而是一种以“侵入者”的姿态进入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正视。另一方面，西方全方位的入侵，又带给我们一种相异文化系统的新奇感，促使我们去体认这一文化系统的特质、结构与功能。一个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西方”缘何比中国或者“东方”更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扩张力？“西方”是否在文化思想的结构上具有与“东方”完全不同的状态？换言之，“他们”与“我们”的文化关系成为一个我们感受到西方压力之后必须求解的文化问题。于是，从经济的因素推进到政治的因素，再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关乎教育、科技、传统、习俗等等方面的问题通通都纳入到我们的比较视野之中。再一方面，现代性思维注入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之中，使得我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观念。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引导着我们的文化思考。一些现代性文化预设，成为我们思考政治思想问题的前提：“西方”文化理念具有普遍性、理性性、先进性，而中国或东方传统具有特殊性、非理性特点及落后性。于是，“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就成为我们文化选择的必然宗旨。无疑，这些理由促使“中西”而不是其他区域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成为政治思想研究的主流，这是“历史”给出的理由，即是由社会历史变迁注定而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这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者来说是一种社会压力。

就后者言，即就中西政治思想的结构特质具有的重大差异性进行比较来看，毋庸讳言，每一个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强大压力，并以这种压力为政治学思考的前提。因此，当一个研究者试图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时候，这种研究的现代性限定就制约着其思考了：由概念、判断、推理构成的“逻各斯”框架犹如一个预设好了的思维天地，引导或逼使研究者进入其中，否则他就既不知道如何展开自己的研究思路，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思考结果（注：正如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凡例开篇陈述的“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可以想见，假如不是西方政治学提供一个陈述框架，还真不知道“中国”政治思想史怎么个写法。这种状况，对于以“中国”命名的各类专门思想、学术史的写作，都是一样的。可以进一步参见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时对于类似问题的陈述。参见冯氏《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卷绪论，中华书局1961年新版。）。这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之理论思考向度的理由。这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者来讲则是一种学术压力。

正是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所据以成立的两个基本理由上，产生了对于这种研究的两类质疑：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

前者，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乃是关乎这种研究能否成立的一个基本质疑。这一质疑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仅仅选取“西方”政治思想作为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轴心，而不是“平等地”选取各民族或国家的政治思想来进行比较，其间有一种以“西方”价值（比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等）为轴心价值的预设，这是一种种族主义心态的研究预设。这一质疑，实际上就是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正当性在价值层面上的质疑，它显示出质疑者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处境的逆向反思--假如不是“西方”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入侵，或许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容地发展到恰如西方那样的状态。因此，他们朝反方向提问：如果不是种族主义的思维逻辑主宰着这种研究，那么为什么不是中非政治思想比较、中国南美政治思想比较而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这一质疑具有挑战性。它促使人们从预设历史可能性的角度，挑战站在历史既定性角度做出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合理性。

后者，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乃是关乎这一研究是否具有方法上的正当性的质疑。这一质疑直接影响到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可靠性，并进一步引申到这一研究的学术含量质疑。前一方面的质疑理由在于，当我们以“西方”的现代性政治的价值预设、制度安排以及日常政治生活为坐标，品评中国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无可避免地会扭曲中国的事实状态。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解读，无法凸显“中国味儿”，而强使“中国的”变成为不中不西的东西。后一方面的质疑理由则在于，当我们在中西古今的纵横向度上比较思想家的、时代思潮的或制度安排的、历史趋势的等等问题的类同性或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对于比较对象选择的适宜性乃是一个无法保障的事情。这样，出于研究者的兴趣做出的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比较对象选择，就无法推出带有客观性保证的可靠结论来。这种研究的价值就无法保障了。

二、正当性依据

上述两种质疑，可以说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正当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种严峻性体现在，一者这种质疑在历史向度上展示的无限可能性，对于人们仅仅在历史既定性角度的思考是一个打击。它至少满足了人们在历史向度之外展开充分想像的思维习性的需求，不至于因为限定在历史既定性的天地，而无法设想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的“西化”道路的惟一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显然，历史既定性对于思想研究者或思考者是一种严格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往往是政治上出于不利境地的人们所不愿意面对的，否则会由于严重的压抑感丧失从事研究的兴趣。二者这种质疑引导出的理论上（尤其是价值上）的多元主张，对于人们单纯地在某种价值坐标里衡量并非这一坐标中的价值体系的思维习性构成挑战。这一思维习性具有某种便利性。它使得我们可以简单而且明了地判断相异价值主张的思想体系的优劣，从而有助于我们进行价值抉择。确实，从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依赖这种优劣判断的：不是“先进的”西方进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我们可能还挣扎在“封建”文化的“泥潭”之中呢！但是，当质疑者提示我们这种研究取向在理论上无法具有自然的正当性理据的时候，当他们强势地指出“西方”提供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方式自身也具有缺陷的时候，人们的单纯信念就会遭遇这样的挑战：为什么一定是“西方的”现代性政治具有普世性，因此具有衡量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价值、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方式的坐标性质？难道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传统本身就不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吗？这一提问具有要害性。它促使人们思考，如果我们站在自己传统政治的角度审视其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也许对于传统政治体系的评价会大为不同，而且可能会得出更理智的研究结论。这一假设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它鼓动人们以一种超越古今、中西对峙思维的姿态，以各各有理的方式审视各各不同的政治体系。

于是，上述两种质疑汇聚成为一个研究主张：“以中国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事情”。这种主张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首先体现在对于“西方”的抵抗心态上，似乎换一个眼光看中国就必然会扭曲中国似的，文化的比较视野丧失了基本的合理性。其次体现在对于各民族、国家在现代背景条件下政治的历史性相遇的无视上，似乎他们的视野始终停留在各古老文化传统区域化发展的时代里，传统文化的相遇以致于是一个悲剧。再次体现在自恋性的文化心理中而不能自拔，似乎一个文化的研究者只能在自身成长的文化传统中才能理解什么是文化，跨文化的理解就只能扭曲。自我文化的理想性美化促成了任意设想的自我文化美好的发展前程。这是一种显见的抵抗现代性、现代化的心理，其中充满着对“西方”进行政治抵抗的仇视心理。

于是，假如我们进行有效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就不能不回答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依据究竟何在这个提问。这里所谓的正当性依据，不是指研究者在研究的主观选择上的依据。对于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者来讲，他的主观价值偏好（比如他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等的信仰）、他的制度设计倾向（比如他对于宪政、程序优先、分权制衡等等的认同）以及他的政治生活愿望（比如他对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严格区分的要求），会产生私人性的研究取向、私人性的研究结论。这种研究不具有公设性，即这种研究不具有从事该项研究的研究者们都“可以”甚或“应该”承诺的普遍适应性。研究者具有充分的理由拒斥这种主观性的研究取向。我们在这里试图强调的是研究者不能不面对的研究的客观情势：他不能回避、反而必须正视的研究“处境”，即他绝对不涉及自己的信仰、认同和愿望，而从人们周遭环境出发审视他所研究的问题，他无法逃避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先前陈述的关乎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两个理由，是具有支持这种研究的力量的。从历史的视角审查，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境，已经是一个无法跳开的历史成因了。我们当然可以从抵抗政治学那里吸取理论资源，来建构一套无视西方因素存在的中国近现代史运行模式。但是这毕竟只是知识学的假设。它可以满足我们的智性喜悦要求，但是无法改变既定的历史状态。这就限定了研究者对于“非西方”式的现代性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随意假设。

从逻辑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源自东方传统的浪漫主义诗化思维与源自西方的严格逻辑化的理性思维之间，虽然不能说具有高下优劣的区分，但是，当两种思维模式相遇，并显示出一种强势话语（西方话语）对弱势话语（非西方话语）的对话态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拒斥强势话语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也应当展开富有勇气的对话。对于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的异同进行有效的比较研究，深入揭示形成他们之间的差异的历史成因、理论逻辑，这是双方得以通过对话，改变各自处境的惟一法门。不是处于弱势的非西方文化承载者自恋的文化情结，就可以为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文化传统做有效的辩护的。这就限定了研究者对于完全脱离西方政治思想而展开试图对接断裂了的自身政治传统的纯粹思考的理论空间。

三、辩护进路

我们试图为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行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必须依托在我们为之辩护的理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上面。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既可以反驳反对这种研究的主张，也可以获得支持这种研究的根据。

一方面，关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种种反驳，是具有某些道理的。这些道理起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它提示我们要对这种比较保持历史的警惕性。假如我们在这种比较中仅仅试图证明西方现代性政治的惟一正当性和惟一发展模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