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福利思想的演进

【摘要】本文分别考察了位于政治谱系两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福利思想演变进程，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极端的福利思想很难迎合大众的需要， 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便是明证。但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超越“左”、“右”， 而是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妥协的产物。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 新保守主义； 第三条道路； 福利理论

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学，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谱系上， 一端是无政府主义(完全没有国家， 社会自主治理) ， 另一端是全能主义国家(完全受国家控制) ， 位于两端之间的有最小国家、有限国家、法团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而在吉登斯的分析中，位于政治谱系两端的分别是“左派”和“右派”，“左派”是社会主义， “右派”是保守主义。吉登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空间的角度， 将保守主义划分为“老保守主义”， “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社会主义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揭示了保守主义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 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 一直发展到激进的“新右派”的历程，以及社会主义从一种革命理论发展为保守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演变。继承了保守主义主要思想的新保守主义自然被划归于政治谱系的“右端”， 而民主社会主义由于其一贯的左派风格而被划归为政治谱系的“左端”。从横向看，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占有很大市场， 而保守主义在美国比较流行； 从纵向看， 20 世纪50 -70 年代， 民主社会主义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流行； 但是70 年代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到了90 年代， 处于政治谱系两端的两个派别似乎都在向中间线靠拢。本文旨在考察在欧美影响广泛的两种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福利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趋势。

一、从“左”到“右”：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思想走向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至今已历经了四个阶段， 即1848 年革命与第一国际(1848 -1888) 阶段， 第二国际至一战爆发(1889 -1914) 阶段， “一战”爆发至“二战”结束(1914 -1950) 阶段，以及1951 年社会民主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诞生至今。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共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在第三阶段就已基本定型，并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基础[1 ] (pp3 - 21) 。但是， 对当代影响较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是在1951 年“社会党国际”的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发布后[2] (p10) 。同样， 虽然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可以追溯至19 世纪末，但其福利思想的广泛传播却始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和福利国家在欧洲的流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充分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宣言指出， “社会主义政策是充分就业， 增加生产， 提高生活水平， 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 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 3 ] (p207) 。

这一时期， 德国、瑞典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1959 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提出， “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不断增长的社会富裕， 使人人都能从国民经济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过上一种摆脱了不光彩的依赖关系和没有剥削的自由生活”[4 ] (pp105 - 108) 。1969 年， 执掌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将其福利理念付诸实践。在福利政策方面， 在勃兰特担任总理的5 年内， 社会民主党政府前后共颁布了40 多个改革法令， 使福利国家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得到增强。在瑞典， 20 世纪50 年代，社会民主党主席塔格・埃兰德提出“20 年内实现充分就业”的口号。60 年代，重点发展了健康服务和家庭住宅福利， 改革了教育， 制定了旨在增加收入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等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 瑞典社会民主党建成种类众多、覆盖面广、补贴额度大的“全民福利国家”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医疗保险(病人津贴和医疗费用补助) 、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等等；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失业补贴、培训津贴、妇女儿童保护性规定等； 家庭福利， 包括父母保险、子女保险、免费教育和学习补助； 住房政策， 包括房租补贴、自建住宅和修缮住宅贷款等等。

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和公正仅仅局限在弱势群体， 认为只要为弱势群体源源不断地提供实物及现金等福利直至他们摆脱贫困境地，就可以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 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十分强调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认为创造一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安全保障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个人回报社会的责任却鲜有提及，将个人权利奉为根本， 认为福利是社会成员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和责任就能享用的“免费午餐”。这种思想在经济繁荣时看不到其背后隐含的财政危机， 因而在一片拥戴声中，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所向披靡。尤其是1974 -1975 年间， 社会民主党占据了英国、西德、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的总理之职。

但是到了20 世纪70 年代中叶， 西方经济增长缓慢， 通胀率加速上升， 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这种形势， 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缺乏灵活的治理手段，没有应对危机的有效政策， 社会民党的执政理念遭遇普遍质疑。在货币主义的凌厉攻势下， 社会民主党节节败退， 1979 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右派政府上台， 随即西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甚至具有浓厚民主社会主义氛围的北欧国家(除瑞典外)相继更迭了执政党。这一进程在南欧稍晚。1993 年， 法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 1994 年， 意大利社会党也在执政党中出局； 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也被对手打败。这样， 到了90 年代中期， 南欧也转向了“右”端。

二、从“右”到“左”： 新保守主义在英美改革之后的走向

在艾斯平-安德森( Gosta Esping - Andesen) 的福利国家分类体系中， 英美同属自由主义型的福利体制，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浓厚。事实上，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英国工党虽然在20 世纪40 年代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但是这并没有使其持续赢得选举。在美国， 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很难找到其生存的土壤， 但是，20 世纪60 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 美国对福利制度的扩张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如出一辙[5 ] (p118) 。70 年代后期， 世界遭遇两次石油危机， 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下降，生产率下滑，投资不足， 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在这种形势下， 新保守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如日中天之时突然间收复了失地。

与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 新保守主义更自觉地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及其在20 世纪的新发展当作其主要的思想根源， 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主运行， 带有典型的“反国家主义”色彩。在福利国家制度上，新保守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 他们认为福利制度是“蠕动蔓生的社会主义” (creeping socialism) [6 ] (p183) ， 使贫穷者更为依赖， 并造成财政开支庞大， 经济效率受到损害， 削弱了垄断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他们主张实行剩余式的社会福利模式， 极力推行志愿主义(voluntarism) [7 ] (pp61 - 62) 。主张福利给付从“公共部门”向“民间的市场部门”转向， 由民间慈善团体来承担[8 ] (pp183 - 185) 。同时严格受助条件， 要求贫困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调查后才能接受政府的帮助[9 ] (p12) 。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对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 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向。

在英国，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 提出减少国家干预， 增强经济活力， 提高发展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撒切尔夫人砍的第一刀是退休金。撒切尔政府在基本年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附加年金”的数额，即把原来规定的以投保人一生中收入最高20 年的年均收入为标准计算附加年金， 改为按一生的平均收入为标准计算， 这样附加年金数额就会从收入的25 %降到20 %左右。同时， 英国政府也将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降低了5 %[10 ] (p5) 。撒切尔夫人砍的第二刀是将普遍性福利转变为选择性福利， 将有限的资源向最需要的群体倾斜。撒切尔夫人砍的第三刀是政府职责，使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淡出”， 福利责任向个人和家庭转移。主要措施有： 调高社会税的征收额度； 鼓励雇员参加企业举办的保险和自行购买商业保险； 取消部分家庭津贴，增加家庭责任；尝试社会福利私有化， 在社会福利领域加入市场经济成分。在美国， 里根总统上台后， 在社会政策方面， 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降低货币供应增长率， 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及各种补贴。1981 年预算中减少开支128 亿美元， 1984 年减少176 亿美元， 其中近60 %的削减是中低收入补助项目。二是实行“新联邦主义”计划， 将福利保障事业由联邦中央政府转入州和地方政府， 以消除福利项目管理上的官僚主义，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三是推动私营福利事业的发展。里根强调调动私营保险业的积极性， 给予私人养老金计划以更多的税收优惠， 并使更多的人参加个人退休储蓄账户[11 ] (pp223 - 226) 。

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 美国通过减税等比较灵活的“收放并施”的政策调节， 使“滞胀”并发的恶劣局面较快地转化为高增长、低膨胀的好形势，从而也使里根总统得以连任。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进一步减轻了联邦政府在国民福利方面的支出负担， 明确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和责任， 增加了各州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份额，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支出， 尤其是随意性开支， 民间福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1 ] (p23) 。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福利改革也遏制了社会福利开支迅速增长的势头，提高了个人和家庭的福利责任感。但是， 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的“撒切尔道路”还是美国里根政府实行的“新联邦主义”的福利改革， 其实质都是维护私有制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撒切尔政府强调政府减少对全面社会福利的承诺，社会政策实行从普遍性向选择性转变， 有工作的人应当自己购买保险， 自付更高的社会服务费用； 里根政府在紧缩联邦政府社会福利费用支出的同时， 在州政府层次上， 通过代用券，购买服务契约， 引进私人部门提供服务， 删减政府支出等措施， 由强调公平改为强调效率， 大量社会福利方案被市场化了。而这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 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拉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 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 12 ] (p9) 。1992 年， 美国选民抛弃了共和党， 选择了民主党； 1997 年， 英国选民选择了工党。这预示着新保守主义思想逐渐失去其魅力。

三、“左”、“右”汇合： “第三条道路”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福利改革

90 年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事之秋： 瑞典的“第三条道路”改革失败， 政权交至保守党手中； 随后，在欧洲的大选中， 欧洲的左派看到的只是接连的失败和日暮黄昏的失落。更为严重的是， 社会民主党遭遇了空前的信誉危机： 部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陷入无尽的丑闻， 领导人或辞职，或自杀， 或逃亡， 或被起诉。面对这种困境及选民的碎片化， 欧洲社会民主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进行了反思， 并与激进的左派(如绿党、共产党) 划清界限， 力图树立其中性立场的形象。同时，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其核心是以积极福利(positive welfare) 替代消极福利(negative welf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