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消长

中国曾经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度，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微弱、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国度，一个崇尚互帮互助的社会大家庭。在国际上，中国是革命思潮的中心，西方垄断资本的死对头，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但是，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变。此后，中国政治一路向右、向右、再向右，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一切向钱看，一切向美国看，贪污腐败日益发展，国有企业被廉价拍卖，跨国公司长驱直入，民族技术和工业体系土崩瓦解，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互帮互助的美德消失了，只剩下自私自利的算计、欺骗、防犯、冷漠。在国际上，中国的变化与西方世界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浪潮遥相呼应，冲垮了苏联东欧，瓦解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的军事和金融力量为后盾，以跨国公司为中心，高度不平等、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场巨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许多社会断裂带，形成了四大政治思潮：右翼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左翼保守主义（见附图）。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取决于这四大政治思潮的互动。

一、右翼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经济政策

右翼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征是相信人性自私，相信市场万能。其极端者甚至不要政府，不要中央银行。退一步，则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要管生产，不要管企业，要开放贸易，开放金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这一思潮相信，效率优先，公平自然在其中。经济学基本上成了这一思潮的独占舞台。因此，大多数经济学教授、学生都是右翼自由主义的信徒。其代表人物有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樊纲、江小涓、周其仁等，与俄国的邱拜斯、盖达尔等人相似。他们的理念和政策主张一步步写入了中央文件，因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性自私论和市场万能论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两大“神学信念”，将整个社会带入到追逐利益的狂潮中。

但是，毕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右翼自由主义思潮对政策的影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负面后果也有个暴露过程。大体来说，这一思潮在八十年代还只是影响了人心，并对经济体制的边缘地带产生作用，体制骨架还基本完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体制外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跨国资本的活动规模大幅度增长，经济体制的骨架就动摇了。1997年以后，国有企业“小卖大股”，直接拆毁原经济体制的骨架。与此同时，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全面推进，且不惜代价地加入WTO，主动与国际接轨，接受国际资本的主宰。时至今日，右翼自由主义的主张基本实现，其社会能量也已经耗尽，社会两极分化，怨声载道。经济学家出来不管说什么，都会遭到公众的痛骂。但是，右翼自由主义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他们不但得到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集团的支持，而且得到跨国资本、本国买办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支持。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教授席位仍然将控制在右翼自由主义者手中。资本力量还通过广告投放控制着媒体。此外，人心已经被右翼自由主义改造了，公众已经是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的公众了。如果没有重大的经济危机，公众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来。

二、右翼保守主义逢凶化吉、长袖善舞

为什么中国的右翼自由主义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走向极点？因为得到了右翼保守主义政权的大力支持。右翼保守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都相信人性自私，但右翼自由主义更强调自由竞争，自发形成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而右翼保守主义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不变，只是在经济领域里借重右翼自由主义的活力，以顺理成章地接受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接受跨国公司的统治地位。现实的右翼自由主义也懂得，一个两极分化的中国在政治上只能靠专制政治的强大的动员和镇压能力，而不能靠政治自由主义。这样，右翼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结成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同盟。

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右翼保守主义掌握了中国政权？

中国革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其基本理念和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等，都属于左翼自由主义，追求平等、自由和独立，不论善恶，崇尚劳动。左翼自由主义是右翼保守主义的天敌，但自身却具有无政府主义特征，缺乏组织能力。一旦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需要革命理想主义，强调牺牲和奉献，即需要左翼保守主义。无数革命者怀着“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倒下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坚强信念，走上了刑场。革命胜利后，左翼自由主义失去了打击对象，一度销声匿迹。而左翼保守主义，即革命理想主义却备受推崇，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公开的、长久存在的政治思潮。在一个自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国度里，事实上，公众的精神力量达到任何宗教都难以企及的地步。但是，这种精神力量的物质基础，即物质生活的苦难、社会关系中的压迫和剥削，却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相反，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物质进步，却成了社会的共同目标。所以，精神力量从历史高峰慢慢衰落，个人的感受、物质的追求潜滋暗长。这样，左翼保守主义盛极而衰，而右翼保守主义的力量潜滋暗长，革命体制就慢慢成为一个压迫性、窒息性的体制。

左翼保守主义曾经想阻止革命体制的蜕化。怎么办呢？左翼保守主义者一方面希望“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进一步“斗私批修”，即用革命理想主义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同时，则呼唤出左翼自由主义，用“造反有理”的口号武装起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右翼保守主义。

问题在于，群众分不清楚左翼保守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两者都在政权内部。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倾向增强，左翼保守主义的话语越来越显得脱离实际，与群众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渐对体制产生逆反心理，产生冷漠感和疏理感，成为右翼保守主义的群众基础。更进一步，群众感受到来自左翼保守主义的精神压迫，和来自右翼保守主义的物质压迫。在双重压迫面前，左右两翼自由主义思潮同时泛起。

毛泽东逝世后，左翼保守主义失去上层力量，又缺乏群众基础。右翼保守主义轻而易举地通过一场政变消灭了体制内的左翼保守主义力量，顺利地蜕去了革命政权的外壳。这真是风水轮流转。经过革命风暴洗礼后，右翼保守主义衰极必盛，改头换面，躲进了革命政权内部，茁壮成长。左翼保守主义的每一次尝试，无论是整风，还是四清，还是文化大革命，最终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右翼保守主义。

右翼保守主义政权怎样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呢？关键在于调动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情绪，合力嘲弄革命理想主义，将革命理想主义当作贫穷、落后、经济增长缓慢的总根子，当作“极左”扔到历史垃圾堆，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切问题都归到左翼保守主义头上，而把成绩都算到右翼保守主义头上。例如，嘲笑“四人帮”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右翼自由主义起劲地批判左翼保守主义，这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在立场上还是在学理上，两者都截然对立。为什么左翼自由主义也参加了围剿呢？因为左翼自由主义具有自由主义的一般特征，即面向个体，追求独立、平等、自由，不论善恶。左翼保守主义总是倡导集体主义，要求反省自身，承认个体能力和人格上的差异，承认“暂时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和左翼自由主义要求立即平等、强调个性自由的气质大不相同。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是唯物主义者，相信“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思想，不可能有真正代表全社会利益的理想主义者。其中，托派倾向的一支认为，毛泽东的游泳池和专列，说明毛泽东是官僚阶级的代表人，他不可能代表劳动人民。斗私批修是幻想。要改变这个逐渐具有压迫性、窒息性的体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砸烂这个体制，变成群众自治的公社。穆勒倾向的温和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包产到户，四大自由，这是人民的胜利。甚至最好把国有企业也给平分了。只有这样，才可能将政治权力交还给人民。

就这样，在右翼保守主义的领导下，左右两翼自由主义合力围剿了左翼保守主义，形成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狂欢―这三个思潮都具有唯物主义特征。

有意思的是，为这场合围提供理论正当性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左翼自由主义特征，其阶级分析理论可以和托派观点一致。照此理论，新中国形成了新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因此必须发动新的阶级斗争来推翻现政权，必须把毛泽东当作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马克思主义又有右翼保守主义特征，其生产力决定论正好可以批判强调精神作用的左翼保守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将左翼保守主义当作封建主义来批判，将左翼保守主义的努力当作超越历史阶段的唯意志论，而毛泽东则被看成是唯意志论者。这样，一个名义上的共产党政权就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补课论”中，找到与右翼自由主义结盟的理论正当性。

这场狂欢大体持续到1989年。此前，左右两翼自由主义者对右翼保守主义的真面目还没有看清，维持着大体的共识。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右翼自由主义感觉已经羽翼丰满，可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直接搞言正名顺的资本主义了。而工农群众则日益不满右翼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满政府的腐败化，更不满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专制。这样，一度形成左右两翼自由主义合力挑战右翼保守主义政府的政治风波。

这时，右翼保守主义摆出左翼保守主义的面孔，以社会主义的正统自居，争取到工农群众和部分左翼自由主义力量的支持，清算了右翼自由主义者中的主张政治自由的势力，平息了风波。风波结束后，在左翼自由主义的鼓励下，政权内部残存的左翼保守主义势力也有所抬头，搞了三年脱离群众的“反和平演变”。右翼保守主义受到威胁后，在政治上迅速打击了这些残存的左翼保守主义势力，在经济上则放手采用右翼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正式形成了政治上的右翼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右翼自由主义的结盟。此后，右翼自由主义旗帜飘扬，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

三、左翼自由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右翼自由主义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结盟开始动摇。两极分化严重，公众对右翼保守主义政府的信任日益下降。为了防止信任资源的进一步流失，政府开始疏远右翼自由主义，而启用某些左翼自由主义和左翼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例如免除农业税，提倡和谐社会等。同时，听任公众将怨气发泄到右翼自由主义头上。右翼自由主义固然已经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不怕公众的痛骂，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发展需要，也准备抛弃右翼保守主义政府，提倡政治体制改革，以便直接为国际资本服务。

大体从九十年代末期起，左翼自由主义各派系日益活跃。其中有穆勒式的左翼自由主义，大体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城市白领的利益，否定毛泽东时代，肯定改革开放，但要求是一个公平的私有化、公平的市场经济。有马克思式的左翼自由主义，大体代表城市下岗工人。有毛泽东式的左翼自由主义，其成份较复杂，如撇开其左翼保守主义倾向不说，则大体代表农民和农民工。有托派的左翼自由主义，主要是一些城市激进青年，缺乏特定的阶级基础。有无政府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大体代表庞大的打零工群体。还有恐怖主义型的左翼自由主义，在日益增加的走投无路者中间越来越有吸引力。由于各自的经历所限，左翼自由主义各派相互攻击，相互排斥，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盟。由于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各派系内部也都缺乏组织，只是一些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大概正是因为这两大特征，所以右翼保守主义对他们听之任之，并不在意，还可以彰显言论自由，政府开明。但是，如果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这些派系都会积极参与，以各自的方式打击右翼保守主义。

四、左翼保守主义开始复苏

在唯物主义狂欢的八十年代，左翼保守主义是三派共同的打击目标。进入九十年代后，左翼自由主义开始从狂欢队伍中分离出来。尽管左翼自由主义各派的阶级基础不同，但是共同怀念一个公正的、清贫的、劳动光荣的时代，从而形成了第一波毛泽东热。这标志着左翼保守主义开始走出低谷。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不久，右翼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也拉开距离。右翼保守主义感到势单力孤，不得不拉毛泽东做自己的虎皮，为政权的合法性作辩护。这样，形成了民间自发、官方支持的第二波毛泽东热。这两波毛泽东热使右翼自由主义感到十分恐慌，并使其中部分人发生分化。一部分右翼自由主义者左转，成为穆勒式的左翼自由主义，并且学习毛泽东的方法与策略，积极与群众联系，组织维权运动，以打击右翼保守主义。一部分右翼自由主义者转向右翼保守主义，强烈地主张用镇压和收买两手维护政权的稳定。

毛泽东是中国左翼保守主义的主要成份。但其他的左翼保守主义成份也日益活跃，其中儒家和基督教最引人注目。事实上，在毛泽东被妖魔化的日子里，儒家一度是维系社会伦理的主要资源。这里必须指出，在毛泽东时代，表面上儒家学说受到了严厉批判，但是勤劳、孝顺、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等优秀的儒家型道德在共产主义道德在外衣下达到了极盛。毛泽东被妖魔化后，社会舆论一切向钱看，正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儒家型道德给日常经济生活提供了最起码的信任资源。在新的毛泽东热到来后，儒家和毛泽东思想倾向于握手言和，共同反对右翼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

基督教也是一股左翼保守主义力量，只不过这股力量来自西方，更容易与西方体制结合，更容易得到西方跨国资本的青睐，因而备受中国各界的怀疑。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值得尊重：社会边缘群体，失业、失地、老弱病残、婚姻或事业受挫的群体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对物质生活感到厌倦、失望、迷茫的群体也容易接受基督教。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基督教家庭教会也迅速发展，信徒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如果这股左翼保守主义的力量与穆勒式的左翼自由主义力量结合，并得到跨国资本的支持，那么，一旦重大的社会危机来临，很可能成为一支真实的政治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中国的全盘西化。

五、结束语

未来一段时期内，如果右翼保守主义能够借助毛泽东的旗号调动左翼自由主义群众，实质性地打击或压制右翼自由主义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政权的危机可推迟到来。如果继续屈服于既得利益集团，只是用小恩小惠收买部分群众，那么政权的危机可能加速到来。当右翼保守主义迷信权力，一意孤行时，客观上将加速其他三大思潮的发展和联合，酿成巨大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