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

在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变革，一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二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三是“战后民主改革”，可以称之为“民主化”。“唐化”是对中国唐朝文化的吸收，“欧化”是与西方文化冲突、融合，而“民主化”无疑是“欧化”的深入，是日本的现代化。明治时代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它承上启下，使得这一时代的精神结构，几乎蕴含了现代日本人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并非战胜国强制推行的舶来品，而是明治精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美国所做不到的――没有一个外国能够做的――是用命令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1

一、从自由民权运动看明治精神结构

明治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它在近代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自由民权运动，如果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运动，就难以把握这场运动的真谛。松本三之介在《明治精神结构》一书中说道：自由民权运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国家主义、民主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场运动表现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2当时的民权运动领袖坂垣退助，认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立场就是“根据国家观念所调节的个人自由的主义”。3后来德富苏峰在批评自由民权运动时也说：“当时的民权自由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4自由民权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非个人自由；运动的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独立，而非个性解放。

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们，大都把政治自由作为实现国家独立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实行立宪制作为确保国家独立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日本近代政治学之父加藤弘之在其著作《邻草》一书中认为，立宪制作为对外“武备”的前提，是得“人和”的便宜之策。当时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是从国家独立的视角来认识立宪制的。

当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一是独立问题，二是欧化问题。明治时代的思想家门，面对着这两个问题，“精神生机勃勃地燃烧起来”。松本三之介在谈到明治时期人们的一般的精神态度时说道：“对于国家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热情和关心，形成了明治人共同的，一般的精神态度。而国家问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确保民族独立，以取得与欧美各国对等的国际地位。”5而这正是产生国家主义的根源。同时，松本三之介还谈到另一种态度：“立宪制的输入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方式的确立，即所谓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形成这一时代的主要标志。此时以新为好的时尚，把新制度和新文物积极拿来的开放的态度，普及于明治精神之中，成为时代的一大特色。”6而这就是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源。这两种精神态度，作为明治人的内在驱力，使他们充满了历史主动性，自由民权运动就是上述两方面的合力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以1874年爱国公党提出《民选议院建议书》为开端，到1887年被官方软硬兼施所瓦解，前后约经十余年。此后，运动虽然销声匿迹，但是运动所提出的“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后来都已实现。运动的精神，即所谓明治精神，也在明治后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发扬。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利彦说：“我的社会主义，归根结蒂，仍然是自由民权学说，仍然是儒教。”7松本三之介指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瞻念国家前途和社会现状的忧国经世之士，是以改革社会和救济人民为理想的义人，他们“明显地位于维新以来的国家主义的延长线上，是国家主义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延伸”。8明治精神不仅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而且在大正时期的德谟克拉西运动也都充分表现出来。例如大正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指出：“民众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而行动的倾向开始流行起来。”松本三之介认为这种民众示威运动，赋予大正时期民主主义特征，明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以议会为平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最有力的游行示威的场所，而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则以民众走向街头“直接行动”为标志，这是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充分展开，其矛头所向正是国家主义的极端化的军国主义。

松本三之介讲明治时期的国家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府为主导，志在以强化政府的法律，经济，军事职能为核心形成国家”，与之相适应，国民要根据自己的身份，“默默地为政府的各项政策尽力，无条件的爱国”，这是官方的国家主义，也可以说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另一类则是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无非就是自主的国民集团”，自由民权运动的实质，就是“以国民为中心，意在形成以国民的自发的国家意识为基础的国民国家。”这种国家主义，是在野的国家主义，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它与明治时期各种各样的在野思想结合在一起。这两种国家主义，前者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将个人置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后者则强调个人能动地与国家合而为一，“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无论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还是主张以天下为己任；无论使人处于侏儒般萎靡不振的状态，还是使人表现出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国家主义，因为它们在国家的利益和价值面前，都无条件地强调了自我牺牲。前者后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后者则与平民主义、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在野运动的思想基础。

在野的自发的国家主义，与官方所推行的国家主义，它们在两个基本点上是相通的。第一个基本点是国家独立，第二个基本点是政治价值高于一切。国家独立问题，如前所述，乃是一国家、一民族存亡所系，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松本三之介指出，国家主义的兴起，往往是以对外危机为背景，强烈的危机感，是促使个人与国家同一化的原动力。无论在野派，还是官方，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这种共同的危机感的支配，同时被这种危机感所驱动，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使政治价值登峰造极。因为独立问题，首先就是政治问题，与这一问题孪生的近代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当其冲的也是政治问题。近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使传统社会的臣民向着近代社会的国民转变，也就是所谓国民性的觉醒。松本三之介指出：“近代国家主义中最重要的还是国民的自觉，所谓国民的自觉，就是对共同利害的关系，共同意识，自主意识，也就是使自己成为国民。”9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政体的改变，即将传统的等级专制政体，改为近代的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人们的目光自然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略的，即在成为国民之前的近代的文化心理因素，也倾向于肯定政治价值高于一切，压倒一切。认为政治权力万能，对权力顶礼膜拜的臣民的心理，很容易使人对政治心驰神往。松本三之介认为：“政治价值高于一切的倾向，不限于民权运动，而是自始至终贯穿整个近代日本，在错综复杂的形式中，成为没完没了的问题。”10

在野的国家主义与官方的国家主义虽然都倾向于政治价值，但它们的立足点根本不同，一个立足于国民的观点，另一个则立足于臣民的观点，后者以《教育敕语》为代表，向社会灌输“孝悌忠行之德行”的臣民道德观。这种官方的国家主义，基本上是传统型的，与近代精神格格不入。在野的和官方的国家主义，是靠着国家独立这一强有力的纽带连在一起的。日俄战争后，国家独立问题已经解决，因此，这两种国家主义开始分道扬镳。如前所述，官方的国家主义马不停蹄地向着军国主义道路奔跑，而在野的国家主义则与平民主义、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各种在野运动的精神支柱，而且成为战后民主化运动的原点。然而，在野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也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对传统的武士精神的继承。以天下为己任，为追求理想而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作为士族的人格范式，被明治时期的“绅士”即文明开化之士继承下来。利彦在《士族与绅士》一文中说道：“任何社会都不可没有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一群士人，今后的社会必须以绅士集团为中坚，绅士决非舶来者，而是士族的后继者。所谓武士道依然是今后绅士的生命。绅士与昔日之士族一样，应成为道义，气节，趣味，礼仪的源泉。”

（2）对传统的儒教思想的继承。无论当时的民权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强调了对儒家的仁义理想和道德信条的继承。民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中江兆民，主张以孔孟之教涵养国民的德性，他的《民约译解》就是用汉文著述，将原著的主旨纳入儒家的思维模式，因此他是名副其实的“东洋的卢梭”。中江兆民的学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认为“实行社会主义”，是对“明天下人心，维持世道”的儒教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另一个社会主义者利彦则宣称，他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是自由民权学说，一是儒教思想。

（3）对崇公抑私的传统的继承。《教育敕语》说：“如有缓急之事，当义勇奉公。”这不仅是官方的敕令，还是自由民权志士的信条，所谓自由、民权，都是立于公的政治世界的应时之物，而非从私的生活世界的需要所产生，是国家主义的政治自由，而非个人的市民自由，正如民权志士们的“纵然歌”所唱的那样“纵然市民不自由，只要政治自由就行。”

与传统的这种联系，激发出一往无前的道义力量，“一扫自德川幕府以来的一般民众对政治的麻木不仁和社会的死气沉沉的状态，在塑造新的国民形象方面，确实具有伟大意义”11。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轻视市民的日常生活，轻视个人自由，而这两点恰恰是近代民主制度的出发点和支撑点。因此，近代日本的民主主义，具有浓厚的儒家的民本主义色彩。吉野作造认为德谟克拉西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民主主义，即主权在民；其二市民本主义，即以民为本。所谓民本，又有两义：一是国家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民众；二是政府的决策应取决于民众的意向。”12显而易见，这种民本主义仍然可以作为国家主义的补充。

近代日本的精神道路，是围绕着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使对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作急功近利的解释。例如明治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独立问题，国家主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理所当然在明治精神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则必须围绕着国家主以来展开，充当国家主义的辅助工具。当实现国家独立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时，就应当相应采取平民主义，作为平民主义体现的国会无非就是使人民“一其心志”的工具；与国家独立于世界这一目标相对应，提倡个人人格独立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受到广泛重视，因为没有独立人格，就不会有独立的国格，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一身独立，一国独立”。就这样，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装在了国家主义的筐子里。

当时的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近世评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政治热：“阖国之论者，开口曰民权，曰自由。然而若问其如何实现民权，如何实现自由，则无不应之以创立民选议院，以实现政治自由。创立议院，实现政治自由，当然是我们焦思苦虑，日夜仰望其成功的。然吾辈创立议院，无欲得政权之他念，只不过欲身体之权利，私有之权利，人权之巩固等人生无限之幸福得以保全。然而如果听世间有志之士谈论，其言也慷慨，其辩也激烈，虽然颇足以感动人心，但其目光所注独偏倚于政权一边，而于人格损否则殊少干涉。”13当时政论界的后起之秀激进的平民主义者德富苏峰，也尖锐地指出日本式的近代化具有贵族化的冠冕堂皇而又跛行的性格，究其根源在于明治维新不是“内部需要”――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产物，而是基于“外部需要”即政府的“外交需要”而进行的。

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在明治精神结构中居于次要地位，但它们作为欧化的产物，却生气勃勃，充满了内在活力；它们虽然围绕国家主义作向心运动，却又力图超越国家主义的局限，扩张和延展自身的趋势，并且通过斗争实现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斗争的结果往往形成相反相成的“合力”，以此来调整明治精神的结构，促进多样化的势头，即使在国家主义不可一世的时候，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仍然向前发展。这大概是由于在野的国家主义在气质上更加接近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且与官方的国家主义在基本点上相通的缘故，因而对于矛盾的激化，具有必要的缓解作用。实际上近代日本在野的思想家们，都不单纯是某种主义的信奉者，即使那些以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们，也无一不是国家主义者，只是国家主义在各人身上的表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