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 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

一从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讲起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知识精英纷纷告别革命，在一般人心目中，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但在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有重新探讨这一命题的必要。一方面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不在该领域引进新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

周策纵在他有关五四运动的奠基性著作中，将其界定为启蒙思潮和爱国主义结合的产物，五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1。但早在7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无论从参与者还是思想传承上讲，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当时启蒙思潮的关系并不大2。启蒙价值（如科学、民主、世界主义）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调，而触发五四事件的是爱国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启蒙和反帝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这样，为甚么会发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象征着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了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换言之，重新检讨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由主义的重大信息（如果五四知识分子早期所执着的信念真的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话）。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以《新青年》为案例，利用数据库新方法，探讨重大事件与观念演变之间的互动，力图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引进一新探索。

一般说来，如要探讨事件如何影响普遍观念，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甚么，然后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中阐明普遍观念变化之逻辑。对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历史学家早已作过详尽的分析。正如吕实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爆发实为国人对日本侵略进逼的悲愤，特别和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期盼、《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失望有着极大关系3。将其投射到思想观念演变领域，似乎强化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正是巴黎和会这一重大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是自私自利地根据本国利益行事，他们所谓作为公理的普遍人权和民族自决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也由于这种认识，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转而亲和马列主义4。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确实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但是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权利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相比，这次事件并不特别严重。那么为甚么巴黎和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从来，人们对某一件事的反应并不是仅仅由事件本身决定，还取决于观念对事件的解读。甲午后二十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之所以不妨碍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效法对象，是因为他们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公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公理本来就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代名词，它和强权并不对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甚么大不了，弱国本来就无外交，况且它似乎并没有违背国际法规。只有对甚么是公理的理解发了某种重大变化，巴黎和会的结果才会成为学生上街抗议以及对自由主义幻灭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时，我们已看到知识分子的公理观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陈独秀这样论证公理与强权的关系5：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句子中，「公理」成为「强权」的对立物，它完全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前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内涵的公理观。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公理」的内容已不再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决定，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新知识分子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的结果时，才会觉得被西方欺骗了。因此，研究新知识分子告别自由主义的原因，必须去进一步追问他们何时、为甚么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通常认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一个只强调个人权利、鼓励竞争的社会固然可以不断发展，最后却导致危及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血腥大战。一旦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再代表天道，甚么是公理也就必须重新定义了。世界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而影响到对《凡尔赛和约》的解释，而且还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观念的建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对知识分子在1919年的观念变迁有真正的认识。

上述分析表明，立足于历史洪流某一时刻横断面作深入而细化的研究，是不可能找到该时刻普遍观念变化的真正原因。如果说五四事件是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理念的转折点，要找到新知识分子发起五四抗议的原因，除了研究对巴黎和会的反应外，还必须分析支配参与者的公理观念。而这种公理观念的形成则是基于更早的事件的冲击。换言之，某一事件之所以会改变人们的普遍观念，这是因为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造就了这一观念。一旦进入这一思路，分析事件对普遍观念的冲击，就变成一连串无穷的追问。研究者将陷入一张不断扩大的历史事件与观念转变的大网之中。为了研究某一时期普遍观念变化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因果链中所有过去的事件找出来。那么，是不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被包括在这张因果网之内，使得研究者无法着手分析呢？

我们认为，并非所有事件都和普遍观念变化有关。只有那些和人的价值追求强烈相联以及和理想社会蓝图有关的事件，才会反反复覆参与到观念建构之中。为了研究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新概念，这就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是指该事件的参与者或观察者在自己观念图像中有明确定位的事件。研究事件如何影响观念，首先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确定和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观念史图像中事件的集合。既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指那些在观念系统中有定位的而且和人们普遍价值系统不可分离的事件，那么它就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就引出第二个难题：我们又如何客观地研究它呢？

二甚么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如何界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早期社会学家如涂尔干（ile Durkheim）把社会事实（social fact）定义为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个人对它感知的客观存在，只有这种如同物一样的客观存在，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们提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则不是这样。简单来说，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一般社会事实有如下区别：

首先，只有当该事件的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的动机跟某种理念有关，而且他们的动机被某种共同观念所支配时，对于这些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而言，该事件才构成某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而与之并存的当时发生过的大量事件，如天灾、交通事故、运动场骚乱、市场物价波动等等，它们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改变人们的观念，故大多属于社会事实而不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其次，正因为导致普遍观念改变的不是社会事实本身，而是与该事实相对应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故此同一社会事实对于不同的观念系统，可以是不同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如朝鲜战争爆发是客观事实，但对于中共、国民党和美国，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在观念史图像中的定位也不同。同一群体在不同的时段，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观念也可以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离开观念系统来讨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这样一来，研究事件如何改变（或产生）观念，我们要处理的就并非简单的是社会学家所研究的事实，而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是主客观交融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客观事实改变人们的观念并非如马克思主义典范所指出的那样，观念只是反映事实；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指事件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即观念的改变通常会影响人的社会行动，而新的社会行动又会变成观念图像中的事件，它进一步影响到刚形成的观念系统。对于某一特定的观念系统（它的产生和衰亡）而言，必定存在着一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我们只能根据观念系统的结构和变迁的逻辑来界定哪些社会事实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既然很难像历史研究注重于客观事实那样去研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那么人们必然会质问：如何进行相对客观的研究呢？

客观地把握普遍观念的变化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利用当时最重要的文献，把表达普遍观念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和经验基础。如果说为了判断某一普遍观念是否真的存在过，必须找到传播观念的语言学证据，即观念的变化一定存在着表达该观念词汇或语言意义的变化。我们认为，那些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一定是在反映观念变化的历史文献中被记录的事件。记录得愈详细、提及次数愈多，表明它同观念系统的联系愈紧密、愈重要。正如对某种普遍观念存在着相应的关键词一样，人们也经常对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进行命名。因此，如果说对那些反映普遍观念变迁的词汇的记载频度和意义的统计分析，是研究观念变化的客观方法；那么我们只要研究该文献中记录了哪些事件，特别是统计被历史命名的事件频度，分析它和当时普遍观念变化的关系，也就成为客观地研究观念史图像中事件的方法。自1997年起，我们就开始把数据库中关键词的统计分析用于思想史研究之中。与前几篇用关键词统计分析研究普遍观念变化的论文不同6，本文是侧重于分析文献中对事件的记录，探讨研究观念史图像中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的方法7。学术界通常以新青年群体思想的变迁作为五四新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典型，那么，根据上述必须用反映普遍观念变迁文本来界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一原则，我们则选择了《新青年》中被记录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建立了《新青年》全文本的数据库和该文本规范性意义分析的数据库8，统计该数据库中提及的主要历史事件，然后再分析当时人们对事件的评价及其如何与观念互动，以勾划事件如何影响观念变迁的历史图像。

我们利用《新青年》数据库，把文献中提及的大小历史事件（同一事件的不同提法，归为同一事件）按提及的次数做出统计，得到表19。一般来说，事件被提及次数愈多，代表当时的人愈关注它。如表1所揭示的那样，在《新青年》杂志中「巴黎和会」被提到共84次，如果用被提及次数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重要性之指针，它占第七位，尚有六大事件的重要性高于它。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统计这些事件在《新青年》各卷提及的次数，可以给出该事件被提及按年代的频度分布图。如图1所示，在1919年这一知识分子思想转化的关键年头，「巴黎和会」出现频度相当低；要到1921年以后，也即在新青年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巴黎和会」才被大量提及。这说明巴黎和会的结果，虽然是诱发五四游行的直接导火线，但如果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