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知识分子，权力和民主──后毛时代以来的民主话语和实践

皇帝死了，中国人注定了要探寻民主之路。

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在现代文明的撞击下，同时也因其内在的自我演变逻辑而崩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诞生在这崩解中。中国的精英们一直不断努力去创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共产主义尝试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这种尝试失败后，在中国当下发生的后共产主义转型，实际上也是肇始于一个半世纪前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今天中国的变革过程是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交织。[1]在这双重转型当中，一些课题随时日而变化，另外一些始终存续，虽然形式或许改变了，但本质却始终未变。百余年来，民主一直是中国精英们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旧的政治基础被侵蚀和崩解后，新的基础是什么？这问题既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也导引他们作不懈的努力。这问题之所以是根本性的，不仅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关系到人民的福祉，也因为它涉及他们自身的命运：在这全新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具有尊严的位子并与权力和民众各自构筑一种建设性的和体面的关系。

皇帝死了，人民万岁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要讨论的政治问题，其实与100多年前士人的议论有颇多相似之处。远在明末清初，中国就有一些士人[2]发表了批评专制王权的论述，冀望通过教育来改造民众的习俗和观念，绕开政治上的迫害来开辟未来的道路。[3]这些思想在19世纪末被正处在向知识分子蜕变中的士人所继承和发展。后来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教育和启蒙来动员民众、改造国家，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种不断扩展的潮流，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运动、“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其中的波澜。

辛亥革命后旧的皇朝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崩解了，怎样在皇帝名衔消亡所遗下的“空位”(vide)基础上重新组织政治生活呢？当时的知识精英提出了多种新的权力合法性原则，如君主立宪制(monachie constitutionnelle)、开明专制(despotisme eclaire)、宪政民主(democratie constitutionnelle)、民粹式民主(democratie populaire, democratie populiste)等。这后3种话语支配约束着另外一些关于政治结构如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最大的3种政治话语。笔者以为，中共建政之前中国的政治实践主要是不同形式的开明专制，而宪政民主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但这种表面形式毕竟代表着现代政治在中国的出现。从此人民主权(souvrainte populaire)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权力基础，甚至那些开明专制的鼓吹者也不能否认，他们常常用应付危机或实现真正的民主尚待过渡等理由，来说明开明专制的必要。这种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具专制色彩的政治实践造成了制度原则与操作性的制度架构之间的脱节和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中持续的紧张和冲突。

基本上，知识分子在论证民主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时会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工具主义的方法，它将民主视为可动员民众、激活民族活力进而达成“中国富强”的工具。这种观点几乎存在于各种政治话语中，在推动民主观念的传播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理念的意义也被工具主义的诠释弱化了，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危机时面对开明专制论说的挑战而缺乏力量。另一种是价值导向的方法，它用民主本身所代表的价值来论述民主，认为民主的人道价值本身即可自我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思想界持续不断的有关“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辩论中，可以听到这两种方法的回声。

在第二种论证方法里，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两种流派。一种是西化派，认为中国传统中缺乏民主的思想与制度形态，所以必须向西方借鉴学习民主。另一种是所谓的挖掘传统派，认为传统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中包含了民主要素，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制度与现代的民主思想和制度有许多类似之处。事实上，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某些要素如民本思想等，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积极的作用，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制度的另一些要素也确实对实现民主化具有负面影响。无庸讳言，传统的惰性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主失败的原因之一。分析导致这失败的所有原因不是本文的目的，但公民社会的脆弱、严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等肯定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导致了这失败。

中国的现代史证明，在上述诸话语中，最后是人民民主（或称民粹民主）的话语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它自誉为开明专制和宪政民主这两种论说的综合，比宪政民主和开明专制更民主。从其实践来看，它在解决民族危机和早期工业化方面似乎显得比宪政民主和开明专制更有效，然而也更专制，中国的民众因此在公民权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力合法性上的民主原则与政治实践上的专断及寡头政治之间的摩擦所带来的紧张和不稳定，一直是20世纪中国许多灾难的根源，这种紧张和不稳定恰恰在号称要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文革”中达到了顶峰。关于这种人民民主形式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相同问题以及有关的理论讨论，在这里无法展开，但我们尽可从一种经验意义上来认定：这种人民民主从来就没有给予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它在事实上只是一种残酷的现代专制。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单纯是政治话语的作者，他们也常常投入到政治行动中去，成为推动实现各种蓝图计划的行动者。就民主话题来说，知识分子是真正的中国现代民主历史的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历经痛苦磨难的传统士人才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然而，当他们欢呼旧文明秩序的崩解和自己的精神解放时，他们也同时面临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上的“飘泊”。80年代中国大陆有一位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远志明，他在“事件”后流亡法国，有感于自己和其他流亡者的心情与状况，他说了一句生动的话，“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从更大范围来讲，这句话也可用来描述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境。这种漂泊的心情和状态有其现代性方面的更深刻的原因，在发展中国里具有普遍性，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情境的程度和范围却因其所处的大的文明转型而更加深刻和广泛。

在整个20世纪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断地在探寻其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试图构建一种与权力的新型关系，并找到新的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投身媒体、从事教育、直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等，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主要的活动形式。但由于没有一个有力的现代公民社会的支持，且缺少一种在权力和知识分子之间稳定的制度联系，这些知识分子又具有身份认同上的暧昧模糊──从行为到思想，相对于中国社会，他们好像是一种“陌生人”(etrangers)，从大量的文学、传记的描述中可以读到这种困顿的图景──这强化了他们的焦虑和无力感，也正是这种软弱为开明专制论在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中提供了温床，同时又刺激着某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冒险历程中去，靠动员大众来解决民族危机和个人认同危机。在俄国的影响下，这些边缘化知识分子热衷于民粹民主的话语，而这种话语最终帮助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登上了权位，奠基了一个极权政体。

中国本来存在一个狭义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传统，虽然它尚未带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它的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始终是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组成部份。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坚持为民主而奋斗，扮演了这一传统的继承者角色。9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尝试着重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这一自由民主传统，这成了他们推动中国民主化进步的策略和行动的组成部份。本文下面的论述，将考察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中各阶段的奋斗目标和方法上的断裂、连续性和进展。?

作为批判武器的民主

1976年，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毛泽东死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长久以来，社会被极权的国家体制所窒息，知识分子也被工具化，当时中国的精神资源比物资资源更匮乏，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才被视为合法的读物，连孙中山这位被官方一直认定是国父和伟大的爱国者的著作也举国难觅。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鼓吹民主的主张。“文革”给中国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毛的去世给中国一个清算过去的历史机会，民众急迫地希望获得比较宽松的政治空间。这种期待恰好为高层的政治斗争需要所用。

当时，“文革”的受益者毛派政治力量与因“文革”失去权力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正炽。对掌权的毛派来说，允许某些关于民主的话语，可以与毛时代的政治适当区隔，以赢得民心、巩固权力；但同时他们十分警惕地将这些话语限定在毛的思想框架之内，并努力要国人相信，“文革”的灾难仅仅是肇因于那些“坏人”违背了毛的良好意愿，实际上是想用最现代左派的话语重述一遍“好皇帝坏大臣”的传统故事。而对那些正试图重新夺回权力的元老派来讲，提升一种关于民主的话语可以销蚀毛派势力的政治合法性。于是，他们在中共党内组成了一股改革力量，利用所掌握的机构和部门（如一些媒体、地方和军队的权力机构），以人民的名义鼓吹民主，同时批判毛主义意识形态。民众因而将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在这一阶段对民主的赞许态度，不应被视为仅仅是政治权谋，实际上也与反思其个人及家属在“文革”期间的痛苦遭遇有关。至少对其中某些人来讲，只要不伤及他们的利益，一定范围内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实践是值得欢迎的。这种政治气候造成了民主话语在那一段时间的传播，这些话语往往在形式上复述与诠释中共政治话语中有关民主的内容。

那时，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文化舞台上的回归，从一开始就与有关民主的话语之回归相关。对文革的批判成为他们的第一个战役。知识分子与党内的改革力量结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毛派人士。那些改革派政治人物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直接间接的政治支持，知识分子则利用他们的文章演讲，营造出一种渴望变革的有利于改革派的社会舆论。在体制内政治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体制外的年轻民主运动活动分子之间，建立起一个以人民、民族和民主的名义的联盟。那些民主运动活动分子缺乏制度性手段和社会声望，所以他们主要的活动场域是在街道上和校园中，影响社会的工具主要是集会和自办刊物。他们通过社会压力间接影响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由于这样的压力有利于改革派，因而受到改革派的公开鼓励。于是，民主的话语和主张民主的活动在一段时期里得到了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空间。不过，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角还是改革派知识分子。

关于民主的话语在那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文革”的批判声浪的一个组成部份：正因为没有民主，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公民权利才受到空前的损害，国家民族才付出惨重的代价；民主被认为是防止中国再次出现这种疯狂的保证。随着对“文革”的批判之深入，民主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赢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一些话题，如“领袖与个人”、“破除个人迷信”、“废除终身制”、“权力的监督”等，从不同侧面清算“文革”，要求领袖必须服从人民、服务人民而不是相反。同时，这些讨论呼唤制度建设，主张消除专制，将权力置于监督之下，建立选择和更替领袖的正常机制。

在这些“后文革”年代，对民主的提倡常常伴随着对科学、理性的召唤，知识分子以此来批判“文革”所代表的反智主义和现代蒙味主义。呼唤民主和科学的高潮同时也试图复兴“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强调中国仍然需要启蒙运动以去除“封建”遗产──这个马克思主义术语在那个时期的话语中被用来指涉那些不尊重公民权利、个人自由阙如、领导人专断独裁等现象。所有这些批判和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达到其高峰。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后毛时代的初期，体制的合法性尚未从整体上遭到置疑，对那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和许多活动分子来讲，他们所要建设的“民主”还常常被冠以“社会主义”的界定语。一方面，这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定义来自政治上的限制：在一个时期和一个体制内，当社会主义还是唯一的合法标准的时候，采用这样一个定义是十分自然的。它使民主的话语能够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并与以往官方用语也保有某些连贯性。但另一方面，从一些使用这一定义的作者之思想脉络来看，这一民主定义也揭示出那时期知识分子民主思想上的某些局限：他们关于现代民主的认识仍然极大地被马克思主义和东欧修正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