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共产”与“私有”――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较量

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2004年3月14日在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修正案后闭幕[1]。从此，宪法第十三条终于加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世界各国媒体纷纷予以赞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朝向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不合实际的空想被历史抛弃了，代之而来的是人性化的回归，人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逐步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共产制”为目标的共产党终于承认私人财产的不容侵犯性，并且不是当初列宁“新经济政策”意义上的权宜之计，而是写入宪法的神圣条款，可见中共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又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而进行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不断探索中对人类理性价值观水到渠成的认同，因此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堪称是低成本的大收获。这一条当然又以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加入的修改为基础：“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中国人对于社会认识的一个历史性突破。在近一百年来世界历史中，围绕“共产”还是“私有”之争曾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斗争的焦点，曾使千万人人头落地。干戈之后，为主义之争的烈士们大概想不到历史本身并不像他们那样壮怀激烈，即使经过人为的扭曲，历史在经历巨大的波折后还是要回到符合理性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其实很平淡。历史是否在轮回转圈子呢？难道这样平常的一个认识需要这么大的代价吗？对于年轻一辈的提问，恐怕只能回答――说来话长。

（一）

在罗马法中，私有财产物（拉 res in patrimonium）有明确的定义，与非私有财产物对称，是指构成个人财产的物。罗马法中尽管没有对财产物（私有和非私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划分，但以罗马当时的经济状况分析，私有财产物当包括私有生产资料。以罗马法为基础的西方法律都一直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物基础上，以此界定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界定继承权，界定偷盗罪，等等。如果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物做基础，那么一般刑法的许多条款便失去了根据。保护私人财产物――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应该说是西方法律系统的命脉，如果剥夺了私人财产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那么所谓人权也就失去了根基，所以《人权宣言》把保护私有财产物作为保障人权的重要部分。

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结合古希腊人的公民思想和基督教对于国家统治的宽容精神（“恺撒的物归恺撒”）重新思考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不否定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否定国家有超越个人的更高目的，认为国家权利不能以剥夺个人权利为基础，国家权利合理性的基础是它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害，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或天然的、自然的，即natural rights的翻译语），“天赋人权”意味着人的权利只能从上帝造人的意义上思考，她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一切关于人间社会人类实践理性问题的公理基础。人是目的，此外没有比人更高的目的，国家、政党只是维护人权的理性工具。人权的三个最基本要素是生命、财产、自由，私人财产所有物不是人权中最高的要素，但它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物质保障那么生命、自由也就没有了保障。

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普遍的认同。存在一种最幸福社会制度的梦想其实早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就存在了，开始很模糊，来生和现世有时并不特别明确。天国理想――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天国”而是各民族一切关于死后获得极乐世界的梦想，逐渐地在现世投下了自己的影子――乌托邦，乌托邦起初是诗意的幻想，逐渐地趋于关于现实社会的构思。一方面假托远古曾出现过这种伟大的邦国，在这样的邦国里人类的一切罪恶都不发生；另一方面把这种美妙的邦国寄托于未来，认为在无限遥远的将来（不是来世）这种理想国家能在地球上降临。纯洁的天使构成的社会可以通过舞台上希腊神话诸神的狂欢中得以想象，但陶醉的观众有时也就沉浸其中，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忘记了即使舞台上的“天使”也需要油腻的香肠和大便时的厕所，在舞台和音乐的天国里几乎没有涉及到大便和香肠，但在人间社会，香肠（食物）和大便是连接人的生命的必需物。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古老的梦想之上，并且认为人类之间的种种纷争是私有财产造成的，如果财产公有化，那么人就会根据自己的食量获得面包和香肠而不会把自己狡诈的算计用来剥夺他人的面包和香肠。

甚至现代人也不能完全否认空想社会主义的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既然浪漫主义的诗性和现实主义的理性并存于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中，就必须意识到即使乌托邦的浪漫理想曾使人类文明误入歧途，我们也不能否认它曾经并且还将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政策、失业和养老保险的普及并不与人类的乌托邦理想无关。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不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的天然不合理性，而是它的僭越――浪漫主义诗情代替人类的现实主义理性。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漠视了人类生存的现实，那么马克思则以一个现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认真地（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使用“科学地”）思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指出了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私有制到达资本主义时代后已经成为罪恶的根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人财产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原因。他对私人资本的分析结果是，资本家在雇佣工人劳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外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就导致资本家越来越富，而无产阶级日益赤贫的状况。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与保护私有财产物即私有制对立的共产制（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以至“私有”与“共产”的对立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最后演化成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世界冷战时代来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相信“共产”战胜“私有”还是相信“私有”战胜“共产”不再是经济理论问题，甚至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的试金石，是你死我活还是你活我死的问题。可以说原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运动遭迫害致死的人群都与这试金石的测试有关；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在反方向利用这试金石，所幸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保证了使这试金石的反面运用不可能达到发动暴力和建立集中营的程度。

（二）

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与以往的人类思想彻底决裂的斗争品性，如果说自由主义思想家像是大学课堂上学究气的教授，那么马克思主义更像披坚执锐的古罗马英雄。恩格斯说过马克思《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种比喻暗示着马克思本人是无产阶级队伍前的耶酥基督，与天国降临的预言家相比，马克思预言地上的天国降临，与《旧约》中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对应，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必然律”的天然选民，我们知道这种比喻后来被模仿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日耳曼人是拯救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选民。无产阶级要共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物，如何把这种行动以科学的语言证明不是海盗逻辑而是科学逻辑呢？必须否定私有制，也就是说，是私有制这种历史形成的制度使一部分人有产而使一部分人无产。当剥夺者被剥夺并在剥夺后建立无私产的公有制社会制度，那么不公平的社会就彻底完结了，地上的天国就来临了。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与那个言说“上帝的物归上帝，恺撒的物归恺撒”的耶酥的教条相比，耶酥同时认同地上的国（如罗马）和天上的国，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马克思的救世思想则认为必须彻底否定现世的王国后，才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像天上的国一样美好的王国。耶酥要求人信他就行了，而马克思则要求人行动――以往的哲学是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行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所以说马克思不是耶酥那样的精神导师，他是世界历史中异军突起的斯巴达克斯。而斯巴达克斯的逻辑其实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语句――以往的逻辑是思维的逻辑而问题在于鲜血的逻辑，既然罗马人（尽管并不仅仅是罗马贵族）可以拿角斗场上的奴隶的血肉生命取乐，那么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大军为什么不可以把罗马贵族作为角斗对象呢？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回顾二十世纪的斯大林暴政的破坏性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个暴政建立前的世界逻辑――奴隶并不享有人的尊严。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非难世界历史，责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为什么不如马克思理论在民众中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对于这“科学”理论的实践则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十月革命之初，基于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分析，列宁甚至一度想取消货币，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列宁很快就意识到了，他很快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方针，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尽管列宁曾讲过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建立在全面吸收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基础之上，但对于“私有制”这个遗产他是不准备吸收的，起码在他的后继者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共产党如果把私有制作为自己继承的文明遗产无异于否定自己的存在，“共产”不仅是理想而且是不断进行中的行动，它必须否定“私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否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初衷呢？对于斯大林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一般认为斯大林主义（甚至斯大林卑污的人格）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历史地看斯大林主义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起码在“共产”代替“私有”这条“总路线”上，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实践者。

在《国际歌》的悲歌声中，“地上的理想国”在俄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终于被俄国人践行了。这个胜利是一种历史性的召唤，在实证科学理论中，严密的数学逻辑和实验的结论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根据，但在社会学和人文学中，社会发生的现实左右着理论被相信的程度，而且由于进化论中遗传和变异的暗示，人们以为社会的新生现象往往代表着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理论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号召起了底层民众的信心，“共产”代替“私有”的运动一时间似乎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继俄国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革命（以及越南、朝鲜、古巴和东欧国家）的成功改变了世界格局，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内部，以“共产”为目标的党派和认同“共产”运动的左翼人士使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是基于这种挑战和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自我更新运动。资本主义并非是谁有意设置的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天然的制度，而“共产”运动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却是人为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这个人类文明的“婴儿”出生时的确浑身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繁重单调的劳动、肮脏的工作环境、劳动时间延长对工人身体的损害，童工的使用等等。马克思怀着悲愤的心情对英国工厂里童工的惨死表达了他人道主义的抗议，以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尔也赞扬马克思仅凭这段正义的话，就当得起人类解放者的称号。然而，应该看到，在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上，马克思存在者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必须人为地消灭这个罪恶制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又表达了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本身在没有充分发展和成熟后是不可能包含对自身的否定力量的。从马克思“改造社会”的理论看，他看重人的作用，那么人的作用是使“婴儿”健康成长呢还是令其夭折呢？无论如何，马克思还是最终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实即使在马克思的同时代，反对者的声音也十分的强烈――婴儿的每一次第一声啼哭都表明上帝派来了祝福人类继续生存信息的天使，而《浮士德》里的“人造人”则可能原自魔鬼的指引，比骡子的不育症更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也是历史主义决定论者，他相信，如果人能建立在自觉地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那么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改造是完全可能的。自然主义者则认为，人也是自然的部分，他们只能改造技术的制度，就像蜜蜂建造蜂巢；而不能设计总体的体制，如蜜蜂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因为制度属于自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