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亚・A・维格尔: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本文检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苏维埃俄罗斯以及叶利钦任总统时期(1991年至今)独立俄罗斯的学者和活动家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讨论。作者先回顾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自由主义发生的历程，接着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时期出现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三种模式：国家自由主义、法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这三种自由主义模式互有分歧，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也提供了使自由主义制度化为后共产主义政体基础的必要战略。

在后共产主义转轨的紧要关头，俄罗斯正面临着一个难题：在缺乏社会、经济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如何促进政治自由主义，这一难题植根于其多灾多难的政治史中。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寻求发展自由政体的俄罗斯活动家和分析家面临着如下难题：在俄罗斯背景中，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何以解释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原则的软弱性？在最近若干年里，当代俄罗斯活动家和分析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这些问题与俄罗斯1905-1917年期间的革命有关，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者和活动家指出了俄罗斯自由主义软弱性及其最终无法赢得民众或者大多数正在出现的政治、经济领导人的想象力和支持的若干原因。尼古拉・伯达伊夫(Nicolas Berdaev)在《俄罗斯的观念》(1948)一书中坚决认为，植根于俄罗斯性格中的品性，不管是“先天的”抑或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化的结果，的确有碍于自由政体中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自由主义指导原则。乔治・费雪(George Fischer)在《俄罗斯自由主义》(1958)一书中认为，俄罗斯社会构成要素和结构中缺乏能够承载自由主义观念的社会阶层；不仅小业主和小商人阶级，连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都是非自由主义的。保尔・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在《俄罗斯及其危机》(1906)一书中认为，俄罗斯国家主导一切的历史妨碍了“正常”发展的进程：在政治过程中大众参与的政治问题在城市工人阶级物质福利的社会问题出现之前就提出来了。1861年改革之后政治问题也先于社会问题出现，这也弱化了优先考虑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而有利于强调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解释了沙皇对知识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压制如何遏制了始于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进程。最后，还有人抱怨自由主义组织，如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Kadets)，都没有设计可以发展社会支持基础以及使自己加强国家权力的战略。

在当代俄罗斯，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本质和命运的讨论，在提出问题的术语、给出的解答、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假设和断言，(与本世纪初)有着显著的相似性。许多当代俄罗斯的分析家引用本世纪初同行的思想来解释后苏维埃时期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尽管政权转轨及其由此引起的社会大变动产生了涉及有关建设新政体模式的相似的理论参量，但转轨发生于其中的经验背景，无论在本国特色还是在国际支持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不同充分地反映在俄罗斯知识界关于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之中。自由主义在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俄国有什么意义，辩论这一问题的历史持续性与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独特性绞缠在一起，导致了关于二十世纪末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进程的讨论，这一讨论尽管有时候非常悲观，但却富有内涵和活力。本文将详细考查当前俄罗斯自由主义拥护者和分析家们的讨论，以说明这一讨论的背景以及从1988年到1991年和从1992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提出的问题的参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系统探讨声称自由主义倾向的俄罗斯政党。本文的重点在于检析俄罗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涵以及它产生的背景，基本出发点是必须把俄罗斯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当作任何有关自由主义政党发展问题分析的前提。

一、1985－1991年的自由主义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维埃俄罗斯出现的关于自由主义讨论的参量，必须在侵蚀共产党国家基础的大规模的变化中去理解。就如公开性(glasnost)在史无前例的自由表达时期宣告了、新思维(pereskroika)一阵一阵地引入了国家统制经济的权力下放和“理性化”的改革，含义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在为1987年开始出现的新兴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团体所倡办的大部分讨论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政党”的组织是民主联盟，它的成员在苏联党禁尚未合法放开的1988年5月初就宣称该组织是反对党。在成立之初，民主联盟的目标是拥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创造法治国家、鼓励塑造以独立的个人能动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其战略是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共产主义政权。尽管民主联盟由于它的战略不可行以及内部分裂而边缘化了，但它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旗帜却为1990年组党合法化后出现的几十个政党所采用，这些政党把自己看作是新产生的属于“民主阵营”的政党。在独立的集团和政党中，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早在1987年就0清楚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法治国家、结社自由权利、出版自由权利、人权、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需要不同程度的“社会卫士”)等普世自由主义理想的承诺。与民主阵营有关的政党的党纲起草于1990年3月多党体制合法化之后，都拥护含义广泛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在此期间，这些政党参与了自由社会运动以及选举集团民主俄罗斯，以集合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反潮流而动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爱国”阵营。1991年末构成民主俄罗斯的党有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共和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自由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派。

从1988年到1991年期间，政治活动家倾向于瓦解在一揽子改革中含义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则很快鉴别了被认为普遍有效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和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的较为狭窄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机之间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别是该时期自由主义讨论的特征。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第一批政治科学词典中有一本词典的自由主义词条这样概括了这一区别：

广义地说，(自由主义)是社会生活据以组织化的知识和道德原则，它的基础是认可个人在法律运作的约束下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狭义地说，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说，从整体上倾向于保护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同时主张把国家管制作用限制在最小的必要范围之内。

1991-1992年冬天，一个名叫子午线(Meridian)的非正式的集团组织了“自由论坛”第一次公众会议，讨论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进程，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区别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立宪民主党的副主席参与了此次会议，他强调如果自由主义要赢得俄罗斯人的青睐并成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它就必须首先让人们了解其广泛的文化和心理的含义。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励采纳自由主义的价值，把它当作从意识形态发展、经济体制和政治政党体制领域中排除“国家主导”(gosudarstvennost)的一种途径。这意味着以狭隘的、强调自身利益的态度去对待自由主义的政党，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未被广泛认可的环境中，其所作所为只会导致其疏远俄罗斯的民众。自由主义价值的传播是俄罗斯民主以及自由党出现的前提，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都在自由的政治秩序内活动，自由党能够在这些政党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广泛地把普世的自由主义原则当作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所有政党得以公正评价的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基础，就会出现宣称要宣传普世政治自由主义价值但其行动目的实际上只在于其个别利益或者精英集团的利益的政党。为了强化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相关联的狭隘阶级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即那些出于自己的利益加盟某个党或者运动的人)颠覆了如下普世的自由主义理想：公民自由、认可独立界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容忍他人的意见，自1990年小型自由主义党产生以来，这类指责非常之多。

苏联解体俄罗斯获得独立主权的第一年(1990年6月到1991年12月)末，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是原共产主义的成员，他们运用自己在俄罗斯国家结构的官僚体制迷宫中的经验和影响力，在朝向市场经济的一波波运动中攫取好处。同时，公共舆论调查也表明，公众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尚无根基；当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保护之间的权衡尚无清晰的了解。在俄罗斯取得独立国家身份的前夕，民众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尚无广泛的认可，在朝向市场经济的运动中一小部分精英的狭隘利益占据着主导地位。政治思想家从这一发展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社会主义的反对以及共产主义的统治，彻底摧毁了自由主义作为后共产主义秩序的合法基础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活动家伯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已经批评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包括自由偶像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认为他在八十年代以及1987年出版的《思考着的芦苇》一书中在独立的社会组织方面缺乏经验和准备。到1992年，卡加利兹斯基在《盘石的瓦解》(1992)一书中谩骂性地攻击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是原共产主义精英的堡垒，背叛了自公开性开始的民主革命。卡加利兹斯基主张，只有群众性的独立的社会组织以及直接民主才能清除政治和经济精英对转轨进程的束缚，才能塑造民主体制的基石。一个正在兴起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集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集团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Andranik Migranian)，他于1989年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走向欧洲之家的漫漫长路》，强调大众民主从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轨的混乱条件下的危险性。在此，米格兰尼亚认为，在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以及一系列表达清楚的利益集团在俄罗斯社会产生之前，私有产权、法治、有效立法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常运转的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的基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安置。他坚决主张，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来支撑自由政体，就必然需要强大的国家在政治自由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有效应用之前引入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构。米格兰尼亚认为，俄罗斯必须经过“开明专制”才能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八十年代末，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认为这一观点太极端了。然而到九十年代中叶，当自由主义的许多希望为俄罗斯转轨的现实所挫碎时，对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成了讨论的主流，米格兰尼亚的态度也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为国家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态度的核心，本文将在第二部分检析国家自由主义者这一集团。

这一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远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它直接关系到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的基础以及有关国家在促进经济改革、创造或代表经济利益集团方面角色这一政策议题。这使得在研究此间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时鉴别如下两者变得重要了：开始时人们把为“文明世界”所采纳的普世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当作是后共产主义政体的基础，而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们是在较为狭隘的利益驱使下活动的。这一区别在评价对自由主义的支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维度)方面以及解释宣称是“自由”导向的后共产主义秩序多种模式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就象普世的政治原则和较为狭隘的经济利益基础之间的鸿沟开始折磨自由主义，对作为独立国家身份基础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缺乏明确的态度也使自由主义元气大伤。在1991年末苏联解体之前，自由主义评论家与自由主义的政党就忽视或者看轻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问题，对较为狭义的与国家建设相关的爱国主义也是如此。“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戈尔巴乔夫的年代里两极分化，前者倾向于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与极右派的传统保守价值相关联的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民主反对派与自由主义的媒体一起倡导引进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和民主程序，作为取代与民族认同形式或俄罗斯特殊利益保护相关的议题的功能要件。在民主主义者讨论民族主义的范围内，他们主张民族主义应该界定为着重俄罗斯民族的内部发展，放弃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地区扩张或者文化霸权的倾向。主要民主政治团体民主俄罗斯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民众阵线虽然有时候有点勉强，但依然支持苏联范围内的非俄罗斯独立运动，把民族自决看作是普遍认可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俄罗斯，与民族主义最相关的是保护俄罗斯的地区利益以及俄罗斯人在俄罗斯之外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