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伟智：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及其启示

大抵名满天下的领袖人物谢世，在引发的热议中，有一条不会漏掉――其业绩所从何来，支撑其成就的系何种治理之道？好在，至少就这一条，李光耀争议不大。他的自画像叫做“实用主义”，论者也普遍认同其“实用主义”。

当然，再深究，则不必。实用主义作为哲学大宗，流派纷纭，名目繁多。但管他詹姆斯、杜威、刘易斯，李光耀不会去选边站。如果想给他划定师门，认祖归宗，只怕“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李光耀志不在此，他是政治家。无非顾名思义，从最朴素的角度、用最易被公众理解的话语，推出“实用主义”以标示治国理念罢了。倘使换个提法，尽可代之以“务实主义”“实效主义”等等，我想李氏也必颔首笑纳。

要之，凡事要从实际而非概念出发，一如汉代陆贾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买鞋首在合脚，而非牌子；实效大于概念，不务虚名：如此而已。

对英语工具性的考虑

生活在多种族多语言并存的社会，李光耀特别重视语言。富裕家庭自幼教给他的是英语和马来语、爪哇语。留学剑桥，更让他讲一口非常标准的不列颠英语。但是，身处1955年的新加坡，面对占人口多数的华语族群，他很快认准“要赢得选票，女皇英语的帮助不大”，把华语说好才重要。因为数量对比非常明显，“说英语的虽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但是选票有限。竞选人必须在街头，站在卡车上，利用扬声器举行群众大会”。

为赢选票，猛补华语，立竿见影，终上大位。他的选择及变换，就是这般实用。

这一回变换没挨骂，因为只涉及个人。下一回，狂风暴雨降临了，因为他经由政府推出的竟是普遍语言变换。不是少数学子考“托福”“GRE”，而是令举国之众学会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况且是在一个新独立的前殖民地。上层精英的政治质疑势难平息（如《南洋商报》社论直指政府为“数典忘祖的二毛子”），下层民众因学习艰窘从而引发的反感更汹汹然。

但是他自有道理，道理仍在于实用：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独立之初，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明白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是没有办法谋生的。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他在取名“我一生的挑战”的回忆录中解释道。果真，随着一批批精通英语、谙熟规则，跟欧美商户直接对话的学子上岗，新加坡外贸竞争力骤增，港口变得热闹了，“门泊东吴万里船”，新加坡成为亚太最大转口港，经济风生水起，百姓荷包日丰。

没有什么是命定不可改易。不管多少人骂、骂得多难听，毕竟实践效果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从50年代贫穷渔村，到90年代被世界经合组织宣布升级为发达国家，说明了一切。

对华语建构东方价值作用的考虑

李光耀的目标，绝非单一英语教育。

新加坡推出双语教育，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由于华族占多，母语主要即指华语。愈到后来，李光耀愈强调母语万万不可忽视。只因为，语言是思想文化之载体。华语背后耸立着孔孟为代表的宏富深厚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或曰东方价值体系。

不是要推广英语、面向欧美吗，怎么又捧出东方老古董？着洋装操洋话，却进文庙叩拜大成至圣先师，不搭配啊。这下轮到新派人物叹气了。李光耀的立场仍然是：何须惊讶，但求实用。古老不等于陈腐，新的未必都好；新的老的，要取长补短。李光耀对于某些不尊师长不孝父母的舶来时尚一向嗤之以鼻。是要学习西方的，但力戒东施效颦。他以孩子留学剑桥为例阐明：“我就是我。我是来学你们的科学，学你们的工艺，学你们怎样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我并不是来学留长头发，学穿肮脏的牛仔裤，学赤着脚走路，还有学穿那些印有古古怪怪口号的汗衫的。这些东西跟你们在太空上的成就是毫无联系的。”界限分明，取向清晰，理性的学习从来是择取而非照搬。

行为的放任，其实折射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物质丰裕了，个人自由度大了，社会前进了，但是可惜，很多地方进步的代价是精神滑坡、道德失守。李光耀痛感：“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渗透的极大危险。”危险何在？他一语中的：“步西方国家后尘，安逸放纵，失去目标。”“从前多数新加坡人接受华校教育，‘大我’比‘小我’来得重要，进入80年代，全国是英校，在英校教育下，学生受到个人主义的广泛影响，这是很危险的。”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式微，此长彼消，从学校浸润社会，损及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公众的幸福指数降低。

李氏主张的双语教育，旨在“实现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兼顾”。他力倡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传统，就是借传统道德文化之富藏，济后辈道德失落之贫困。他又不止于孔孟之道。举凡各种主义中对世道人心、社会发展有益的成分，他统统拿来，有如学者所言：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主义的精神……兼收并蓄，因地制宜，适我所用，遂有被外界笑称“非驴非马非骡”的新加坡价值体系。

为何价值体系非得单一地像驴、像马或像骡呢？“四不像”，即麋鹿，不也异常珍贵？这叫做“治世不一道”，关键看实效。你归你取笑，我管我收效。新加坡嗣后经济长足发展，且保持民风淳朴，秩序井然，举世称道，实渊源于此。看看采访过李氏的美国报人汤姆・普雷特笔下――新加坡马路上没有飞舞的废纸、抛弃的杂物，没有喧嚷的汽车喇叭声，也没有乞丐、流浪汉，咖啡厅桌下摸不到口香糖渣，女士可以在深夜上街，瘾君子不敢进公园骚扰……

从效果出发考虑欧美制度

井然的秩序，得之于温柔教化，也来自严格管理。新加坡以“严”出名。先礼后兵，重典严罚是社会底线的保障。

普雷特赞赏这种“严”。在细数新加坡秩序严整的积极效应后，他说：“如果你喜欢，尽管把这一切称呼为专制统治的‘恶果’吧。我却称之为‘正常’和‘卫生’，而我还希望更多。”但是与普雷特唱反调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响亮，且绵延不绝。

李光耀的回答干脆利落。给瘾君子强制戒毒，抓毒贩下狱以至处死，“国际大赦组织说我们在一千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们是最干净的社会，免受毒品的祸害”。这是比效果。严惩涉毒者，也严管老百姓。从携带口香糖到乱扔废弃物、随地吐痰、随便泊车、涂鸦建筑物、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厕都要被重罚。李氏公开表示“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这都是讲效果。

他最受诟病的，还在于政治上约束殖民地独立后民众普遍享有的民主权利。仍是从效果出发，李光耀坦陈，不看好欧美民主制度能轻易在贫穷国家落地移植。殷鉴不远，就看上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和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何以到头来，许多新兴国家“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结论就是：勿简单化地认为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唯适应本土人群的文化教养程度才叫做好。

不是一人一票就叫民主了，万事大吉了。民主是权利，也蕴含责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亟待公众增长教养来推动。记得陈乐民论证过，能克服民族、种族、宗教、语言种种鸿沟而初步实现“欧洲统一”的伟大梦想，是欧洲民众具备高度文明素质的体现。文明，才能理性、包容，才有和衷共济。但是，欧盟岂随便模仿得了？没那等悠久的“故家遗俗，流风善政”，长期文明积淀，你的模仿势必沦于南桔北枳。李光耀无奈地说过，“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可当初新加坡一穷二白，教养匮乏着呢，一个“严”字遂不得已而为之。

杜绝庸俗实用主义

参观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游客，会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大楼二层墙面读到一条英文语录：“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

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彼此欣赏。李光耀多次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治国理念。邓小平则在改革开放前夕出访考察时，除美日两个当世经济超强，就选了袖珍国新加坡。在鲜明彻底的务实风格上，他俩的心是相通的。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思维自然也难免误判之处，包括对内和对外。比如他对于我国医改、房改等都提出过有益建议，但为便利中外交往“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未免离谱了。举国推英语，于你则实用，于人或添乱，刻舟求剑哪行呢？成功中折射出认识论，还有方法论，也值得汲取。工作须求实效，但李氏同时告诫不可急于求成。比如在1965年就决定以英文为工作语言，但为防止付出太大的政治代价而不予立即推行，一直耐心等待了十四年。这是讲防急性病。还要防短期化。比如明知推出昂贵的拥车证和繁忙时段加税，一定会影响选情，但有利于降解公路拥堵就不怕骂。“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事情都是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一来，就跟人们印象中似曾相识的只顾眼前、罔顾将来、瞻头忘尾、短期效应，甚至过河拆桥、饮鸩止渴的庸俗实用主义做派判然不同，完全划清了界限。

面对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我们今天要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