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和及时的题目。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恢复已有二，三十年，是做个小结和对未来发展做个展望的时候了。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比较政治学的逻辑来看“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命题，很可能会导致误解。我们大概从未听说中国数学家们讨论数学中国本土化问题，或中国物理学界讨论物理中国本土化问题。为什么？因为两个学科都属于科学的范畴，不牵扯因国家而异的问题。我同时也不太赞同用“中国政治学与世界接轨”这样的词语，因为它比较模糊，“世界” 指的是什么？我更倾向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的内涵是，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时，我们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不能就事论事，只是将政治现象作简单的描述和观察。总之，中国的政治学不能停留在国别研究或地区研究的层面，要上升到比较政治学的层面。

比较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

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19世纪末诞生以来，政治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在五十年代比较政治学在美国诞生之前，

美国已有比较政府这一专业了。早在1889年，美国政治学者，也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威尔逊就说过，“我认为只有那些了解其它制度，政府及一般制度机构历史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机构”[1]。在二战之前美国的比较政府这一专业，主要是比较美国政府与主要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政府， 因为它们的政府结较相近，有可比性[2]。比较的范畴主要是国家法定机构，如行政单位，立法机构，法院等。比较的方法也多为描述为主。三，四十年代有些美国学者对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作过比较，因为它们都是全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ism)[3]。

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与二战后的冷战又很大关系。冷战导致了两个世界阵营的出现，即以美国为代表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它们争夺的对象是刚刚独立和即将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美国对这些国家所知甚少。美国政治学者嗅到了研究的机会，开始注重和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研究得重点第一是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第二想办法将它们引导到西方阵营这边来。这期间的代表著作包括，Gabriel Almond的《共产主义的诱惑》，Lucian Pye的《马来亚的游击共产主义：它的社会与政治意义》，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和W.W. Rustow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值得提到的是，这段期间的有些学术成果对美国得外交政策起到了影响作用。如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即：经济越发展的国家，建立稳定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越大。这一概念对肯尼迪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根据Lipset的理论，肯尼迪政府对拉丁美洲制定了“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 政策, 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推出了“和平队”(Peace Corp) 计划。两个政策的内容都是要在经济和技术上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希望它们能和平进行民主变革。

在美国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国家的国家机构，文化，历史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很大差别，就好像将苹果与桔子相比（apples and oranges）, 没有可比性。这时候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有几个著名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一个是David Easton的系统学理论[4]。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政治制度，不管它在哪里，它的运作就像一个有机的，新陈代谢的系统，需要有吸取，产出和反馈功能。吸取功能（input function）包括来自社会大众的支持 （support）和要求（demand），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大众支持的概念，实际上是否定了以前西方学者认为在极权国家统治者没有任何群众支持的说法。David Easton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生存都要有一定的大众支持，如果没有，那个制度一定没法生存下去。产出功能（output function）指的是政策的制定。反馈功能（feedback function）是对政策的评估的反馈。David Easton的系统理论被结构功能主义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ism）所完善，增加了许多吸取功能和产出功能[5]。在吸取功能方面增加了包括利益诉求（interest articulation），利益集中（interest aggregation），政治文化传播（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政治吸收（political recruitment），等。产出功能方面包括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攫取（extraction）, 和治理（regulation）。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个国家，不管它是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不管它是经济先进国家或落后国家，不管它是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所有这些功能都存在。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功能是由不同的结构或机构来执行的。这样一来，国家之间就有可比性了。自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大批美国大学政治系比较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在六十年代前往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做田野调查，研究什么结构履行什么功能。

同时，在五，六十年代， 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也影响到了比较政治学专业。这一期间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2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比较政治学的会议，会上创立了由Gabriel Almond 主持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来促进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发展。 这期间比较政治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 (Verba) 合著的《市民文化》[6]。这一著作第一次通过问卷方式，对五个不同国家的民众（每个国家一千人，共五千人），做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的量化比较研究。尽管这一研究不完善，后来遭到了很多批评。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开了用大规模问卷方式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在此之前，基本没有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更没有在不同国家，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政治学研究。现在这一研究方式已被很多比较政治学者所采用。

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界的后行为主义革命也影响到了比较政治学专业。很多政治学者对行为主义的过度强调定量方法论和脱离现实的做法不满，希望在研究方法上要多元化，以及将政治学研究与外部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六十年代美国的人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和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都对政治学界和政治学者有极大的震撼。这一期间，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 (dependency theories)异军突起，进入了美国学术的主流。同时，政治经济学在美国政治学中大行其道。传统上，政治经济学在欧洲比较流行，而美国学者不太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因为美国的政治传统是政经分离。但中东的石油危机，以及二战以来的“布莱顿森林”金融体系的解体，都促使美国政治学者不得不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以来，民主化成了比较政治的主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强调方法论，合理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ies)应运而生。当然合理选择理论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大争议。

纵观过去六十年，比较政治学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政治学所取得的成绩包括以下方面[7]。第一，比较政治学的范围扩大了。以前研究的地区只是西方几个国家，研究得内容仅限于正式的国家机构。现在研究的地区包括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研究内容无所不及。而且现在比较政治学研究有很多是跨学科的，包括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二，比较政治学变成了一个科学的学科。以前的研究只对描述感兴趣，而不讲理论和分析。现在比较政治学更注重理论和对因果关系的分析。而且，现在的比较政治学对推为广之(generalization)更感兴趣。第三，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大进步。可以说，一般政治学所用的方法，比较政治学里都可以找到。这包括个案研究(case study)，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统计方法(statistical analysis) 或大N(large N) 的方法。尽管如此，比较政治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多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国家；研究的方法多为个案研究，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推广；比较政治学还没产生出很多自己的理论；等等。同其它一些学科（如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相比，比较政治学在理论运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从地区上来看，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领域，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比较先进，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理论程度较高。而亚洲和非洲方面的研究又相对落后一些。

比较政治学的逻辑

尽管自从六十年大以来，比较政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其它几个政治学专业（如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方法论，公共管理）相比，比较政治专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相对其它政治学专业，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就没有共识[8]。有些人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本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如在美国，你如果研究任何美国之外的国家，你就是比较政治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滑稽的现象。你如果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你是比较政治学者。但如果你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你就不是比较政治学者了。如果这样理解比较政治学，那么比较政治学就只是国别或地区研究（country or area study）[9]。还有一些人认为比较政治不是一个实际研究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10]。如果这样定义比较政治学的话，那么比较政治学应该是方法论领域的一部份，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而且，比较政治学也不一定是研究其它国家，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也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

我不太同意上述两种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和解释。我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是，比较政治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因果研究，最后的结论要再回到理论层面。简而言之，比较政治学的逻辑就是亚当・史瓦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亭(Henry Teune) 所说的，要用理论概念作为变量取代国家的名称和符号（replacing proper names），而时间和地点都应视为潜在的变量[11]。比较政治的原理或逻辑其实与政治学的原理或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研究和解释差异或不同（variance）。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没有任何差异，那么就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研究。正是因为有差异或区别，才需要解释这些差异和区别，这正是比较政治的逻辑。从这一角度看，所有政治学研究都是研究差异，所以政治学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比较政治。

举一个例子，前面讲到的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 (Verba) 合著的《市民文化》那本书，通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墨西哥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美国市民文化程度低。一般人就满足这一发现，认为当然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或者说美国人文或墨西哥人文化就是这样或那样。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比较政治学者，你就要问为什么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这里的因果因素在哪里？通过交叉分析，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关键。也就是说，同等教育程度的美国人和与同等教育的墨西哥人的市民文化程度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结论不简单是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而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具有市民文化。当然，美国人普遍教育程度比墨西哥人高，所以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例子中，国名（美国和墨西哥）就被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取代了，将来如果有人研究其它国家的市民文化，他就可以直接用教育程度这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