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苏联模式的病源和病因」正文
苏共、苏联败亡的根本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见解,只要认真加以比较,不难辨明真相。一种见解是从浅层次强调近因,认为主要是从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或者再上推至赫鲁晓夫起推行的右倾错误路线,造成了恶果;另一种见解是从深层次强调远因,认为主要是从斯大林起长期推行过左错误路线和过度集权体制,埋下了病根与祸根。还有人把这病根与祸根上推到列宁甚至马克思,这未免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苏共领导人自己也对苏共失败的浅层原因和深层原因分别作了不同的分析,这值得我们首先参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认为:斯大林时期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成就是主要的,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完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激进”改革。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之间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因而是肤浅的,无法令人信服。而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则从苏联整个历史和整个体制来探究问题。他在1995年8月10日和10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这里所指明的“三垄断”,道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全面过度集权,这个见解是很有深度的。叶利钦则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极端观点是无法解释苏联74年的历史的。
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不在列宁,更不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比欧美落后的俄国领导工农大众取得了政权,初步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之路。列宁虽也犯过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但是他有民主思想,党内有民主体制,所以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如在1921年他就提出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而斯大林缺乏民主思想,破坏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明显带有沙皇君主专制体制的特征,以致他推行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路线,好几代领导人都无法改正。他还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一个党政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为维护其特殊权益拒不进行体制内改革,它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掘墓人,党的几任领导人无非是这个官僚集团的首脑。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苏联社会的生产力难以持续发展,过度集权的体制使苏联社会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
苏联自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起,就一直存在三大矛盾: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斯大林培植的官僚集团、形成的三种党政领导体制、社会出现的三种矛盾,都是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灾难就是这样形成的。正是这三大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激化导致经济、政治和民族三种危机的全面爆发,终于造成“三个灭亡”(亡党、亡国、亡制)。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头三年依然推行过左路线,1988年7月以后才转向右的方面。苏联是长期“左”、后期右,右是对“左”的惩罚和反动,再加上外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催化,结果是先“左”后右、内外夹攻,合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其中既有近因更有远因,既有外因更有内因,内因和远因更带根本性。
(选自高放《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