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佳：制度移植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发展

【摘要】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制度移植作为政治发展的基本形式有其必然性，并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制度移植并不构成政治发展的全部，只有将其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才能克服制度移植本身的局限，实现民族国家自主性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 制度移植 发展中国家 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一个综合性范畴，一切有利于一个国家民族进步的政治变迁都可视为政治发展的表现。在一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与进步。因此，政治制度是否合乎社会成员的政治价值观、能否有效地完成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能否使本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成为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将从制度移植的角度，就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做一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 全球化与制度移植的必然性

新制度主义在现代政治学中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有效的理论框架。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政治制度，是国家、单位和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正式规则。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创新能力的竞争。今日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16-17世纪以来，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将其定义为“由于交易成本变化而导致的商品、服务、资本等明显的流动过程。”（米尔纳，1966）也就是在交易成本比较优势之下，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资金、人力、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过程。全球化尽管客观上削弱了传统国家的界限，侵蚀了部分原来属于主权国家的权能，但是，总体上看，当代的全球化并未消除传统的主权国家。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鸿沟背后，实际上是各国在制度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成为全球化主导者和受益者的国度与民族，主要的竞争利器实际上是有弹性的和创新性的制度体系。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常常不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是由于其制度体系缺乏竞争力，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差不多相同的客观自然条件下，却因为制度导致巨大的发展差异。所以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者们认为，“不管国内面临什么程度的国际压力，它都会根据既存的政治制度做出不同的反应。全球化是独立变量，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介入变量，相关社会和政治行为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本身是从属变量。所以，从根本上讲，-------国际化影响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传播的。”（克里帕茨，2000）制度在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全球化以前，各民族国家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尤其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大陆，由于古代中国周遍地区并不存在有竞争性地文明，因此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制度格局确立以后，就基本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每一次的农民起义所导致的王朝更替，只是一种周期性的制度复制，并非制度创新。制度的日趋僵化，最终导致中华文明在遇到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西方文明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处境。是放弃历史悠久的传统制度，还是顺应时势，移植西方化的制度，曾经长期困扰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社会精英。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就曾经折中地提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企图以此来化解中国在新的历史处境下的新危机。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已经不是从前的内在的王朝政治道德危机，所遇到的挑战不是周边夷蛮的挑战。因此，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移植西方制度，谋求制度创新，就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政治主张。即便是后来强调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救国的过程中，也将制度移植作为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途径，只不过制度移植的对象从过去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向往的近代西方立宪民主制度转向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在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具有代表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大体如此，除了极少数国家和民族，制度移植几乎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区别只在于移植的制度目标和样板因为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而有所不同。

制度移植之所以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发展的普遍形式之一，主要在于：

首先是现代化先行者的制度优势的巨大示范效应。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各国在物质交流层面的扩大与深化，而且也使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逐渐意识到，要谋求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平等地位，除了效法这些国家的制度别无它法。而不少后发国家如日本等在制度移植后跳跃式地发展，更加强化了现代化后来者们的这种倾向，制度移植于是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精英的合乎逻辑的政治选择。因此，20世纪前50年里，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不论是早先学习英美，还是后来效法苏联，都不能全部看成是其他国家的强制，而是自觉自愿地过程，其意图都是希望通过制度移植使本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跳跃式发展，改变其不太有利的国际处境。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制度移植可以归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是由后发国家的社会政治精英所主导的，是后发国家在接触相对先进的制度文明时自发产生的学习过程。而制度移植一旦带来直接现实利益，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制度变迁。

其次则是先发国家的推销。这种制度推销可以分为两个不同时期，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在殖民主义时代，宗主国为了方便地控制殖民地，有意识地将本国的做法移植到这些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等现行体制就是在殖民时代对英国体制的一种比较成功的移植。由于这些新大陆人口主体来自于这些宗主国，因此所移植的来自本土的政治制度，并未多少政治文化方面的障碍，移植而来的制度比较顺利地在此植根下来。亨廷顿研究美国政治时就发现，“在功能和权力方面，美国总统等于都铎时代的国王。无论在个性与能力方面还是在机构的职责方面，林登.约翰逊都远比伊丽莎白二世更象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保留着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保留着实质。今天英国仍有一位国王，而美国则保留着实质。”所以，“20世纪的美国政治制度比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制度更接近16世纪的都铎政体。”（ 亨廷顿，1968）相比较而言，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殖民地因为独立更晚一些，所以其移植的制度更接近于现代英国代议制政体。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国家独立运动席卷全球，在这样新的形势下，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所谓后殖民主义时代。从前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为了延续在其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影响，同时也为了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竞争，在从殖民地政治撤退的过程中，通过所谓非殖民化，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推销到这些地方，比较典型地如印度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在独立后就按照英国人的安排，建立起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推销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更是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是输出美国式民主的先锋，先是以反恐之名，用导弹轰炸和鲜血将美式民主移植到伊拉克这个中东国家。接着，又利用美元将前苏联的盟国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一一导入到这一过程中。 不论是殖民主义时代还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发达国家主要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制度推销，尽管也是一种制度移植，但是很显然是属于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这种移植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制度输出国与制度输出对象之间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小，其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最后制度移植之所以有可能，还在于从根本上讲人类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人口规模、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共性，永远要大于人和动物的共性，所有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问题都具有某种相似性，诸如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是几乎是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的政治课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以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存在的特征开始突出，许多问题成为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如环境危机、恐怖主义等等。要解决这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也要求协商解决以上全球性问题的各国制度必须能够衔接和对话。由此，体现人类政治生活普遍性、共同性的要求，客观上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制度的交流与借鉴，所以现代国家之间的制度移植并非全部是一个单向过程，后发国家中某些具有竞争性的制度，也有可能成为先发国家移植的对象。比如对今天非洲落后国家而言，也许东亚的模式、中国的奇迹比欧美的制度更具有吸引力。而即便是欧美国家，为了应对来自亚洲的挑战，也不能不开始研究东亚的制度特性，并且存在移植其中一些积极性的成分。

二、 制度移植在政治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政治发展的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基于制度整体变革的政治革命；其二则是对现存制度的改良和修正。革命作为政治发展的极端形式，常常是因为某种政治体系已经完全丧失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新的社会阶层自上而下的重建政治价值和政治体系的过程。革命对于推动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是同样也不能高估革命的意义，更不能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政治发展。事实上，政治改革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往往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与革命不同，政治改革常常是社会统治精英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完善现存政治体系、强化政治合法性与提高政治一体化能力的过程。而不论在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其直接指向都是特定的政治制度，因此制度移植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和基本形式。具体说来，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制度移植的作用在理论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制度移植可以方便地推广政治发展主体所认同的政治价值。众所周知，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与特定地政治价值、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如人们移植普选制度时，是因为人们在承认平等参与政治的价值和理想；而人们移植分权制衡的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滥用的可能。因此，制度移植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地引进某种政治体制，而且也是有效地推广某种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的一种途径。通常来说，制度移植与制度背后承载的价值观念的推展传播并不常常是同步的，尤其是在异质政治文化之间，民众常常是在少数政治精英之后，在实践移植过来的制度过程中，才能逐渐领悟制度背后的文化和价值。但是，很明显，大规模制度移植的政治实践，的确可以比少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单向的政治灌输，更容易将一种新的政治价值观念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更多的政治价值选项。

其次，制度移植可以节省政治发展的制度创新成本。政治发展之实质在于制度创新，但是，任何的制度创新都是包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的劣势决定了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可以承当的风险是极其有限，一旦制度创新出现重大失误，不仅政治发展的进程会停顿，而且利用国家政府力量推动现代化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丧失。因此，移植其他国家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无疑是一种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的不错选择。

最后，制度移植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制度竞争的世界政治市场上，主动移植先发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国家可以客观上拉近与某些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有强烈制度推销意愿的政治经济大国的距离，从而获得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扶持与政治军事上的保护。这种情况，在二战结束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常常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具备美国式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而是因为在美国霸权压力下，只有效法美国式政治制度，才能为这些处于大国角力场下的小国获得来自目前最强大国家的支持与保护，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决定制度移植可以获得比自主制度创新更多的外部效应。

三、 实现自主性的政治发展必须超越制度移植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一个以美国为的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考虑，纷纷效仿美国式的西方政治制度。而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以推销其制度为主要外交政策取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逐步步入一个同质化、美国化的过程，以美国为样本的制度移植成为这一个时期政治发展的明显特征，由此形成所谓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亨廷顿，1991）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第三波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