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的共同特征

「标题注释」本文研究当中，不涉及港澳台地区，仅仅指中国内地的情形。感谢章奇博士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在划分三种经济转轨类型的基础上，将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在比较中印经济转轨的若干共同方面后，分析了两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互补和竞争关系。

「关键词」经济转轨/中国经济/印度经济

20世纪末期以来有关国家的经济转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东欧和前苏联等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而进行的激进式改革，但目前的绩效并没有“华盛顿共识”倡导者预期的那样好。第二种类型是中国、越南等国在原有政治制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的渐进式改革，目前的绩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第三种类型是印度等国在西方式民主选举制度下进行的渐进式改革，目前的绩效也是值得称道的。比较三种类型，可以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后两种转轨类型的特征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与之对应的是“休克疗法”。显然，目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判断：中国和印度等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渐进式改革，是优于激进式道路的。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第一，两个国家的总规模比较大。按照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2001年中国国民收入为11300亿美元，位居世界各经济体第6位；总人口为12.7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0.75％。同一年印度国民收入为4774亿美元，位居世界各经济体第12位；总人口为10.3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6.84％。第二，两个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全球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200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90美元，总人口占世界上中低收入国家总人口的58.78％。中国2000年每天花费1美元（1985年国际价格）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1％。印度2001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60美元，总人口占世界上低收入国家总人口的41.18％。印度在1999～2000年期间，每天花费1美元（1985年国际价格）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4.7％。（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3，World Bank，2003.数据可直接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上进行查询。）由此可见，研究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鉴此，本文从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若干共同特征比较入手，对两国在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重大现象，做出经验上的注解。

一、中国和印度经济转轨的共同背景和任务

中印两国在民族独立之前分别遭受半殖民统治和殖民统治之害。根据麦迪逊（Maddison）的研究，1600年中国GDP 占世界的份额为29％，印度占23％。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进程当中，中、印两个东方大国却遭遇太多不幸。到1950年，印度GDP 占全世界的份额降低到4％，人均GDP 为619美元。该年度中国GDP 占全世界的份额也降低到4％，人均GDP 则是439美元。（注：这里的数据，都来自于Maddison Augus，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Press，2001.p.261.）有研究表明，“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者压迫程度越深，就越倾向于接受和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通过政府干预人为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注：参见：http//www.J.L.ccer.edu.cn/artacle/.）中印两国于20世纪40年代末分别摆脱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后，均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印度政府从1956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作为战略目标。（注：参见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章。）后来，虽然在1978～1980年人民党执政期间政策导向稍微有所变化，但是1980年国大党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基本上一直奉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与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战争，实际上也强化了印度对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追求。）中国则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也推行了典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尽管在1958年和1970年等特定时期内，曾经进行过行政性放权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未改变中国的发展战略。甚至可以说，行政性分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加速重工业发展，或者为了建立备战的工业体系。（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所遵循的一套内在逻辑，必然在经济结构上反映出来。

从投资结构角度看，印度制造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一直维持在20％甚至更高水平上。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军工、能源和化学工业当中。中国重工业部门占用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二五计划”时期到1978年，基本上都在40％以上；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不超过10％。（注：参见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从就业结构角度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行业，吸收劳动力比较少。在长达40年的发展之后，1990年中国和印度第二产业部门吸收就业的比重，都没有超过20％。（注：参见联合国劳工组织数据库：http://www.laborsta.ilo.org/.）就业结构扭曲必须以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管制才能够维持，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劳动力流动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从而也必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还会导致其他种种社会问题。

从资源配置决策机制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内在要求是政府垄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配置权力。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可以概括为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印度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的特色则是无所不包的审批制度。

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印两国的共同特色是国有化（或者称为公有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国有或者公有，主要集中在工业特别是大型重工业部门中。这是扭曲要素价格的条件下，政府为保证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赶超战略意图得以实施，而不得不采取的次优的微观治理结构，这是必然的经济逻辑。（注：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页。）

在政府的全力推动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表现为，产出结构当中重工业部门的比例比较高。中国1952年时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部门产值的35.5％，1960年达到66.6％，1970年时为53.8％，到1978年改革开始时，这个比例是56.9％。（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另外，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1952年工业占GDP 的比重是17.6％，1957年达到25.4％，1965年达到31.8％，1978年达到44.3％。印度也通过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机械、运输机械、化工、电力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印度7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依次为7.5％、6.6％、9％、4.5％、5.9％、6.4％和8.5％。除“六五”（1980～1985）期间以外，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达到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的1.5～2倍。（注：印度塔塔服务公司：《2001～2002年印度统计概览》，2002年版。转引自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第70～71页。）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内在决定的一系列扭曲的结构，严重影响着经济绩效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均收入水平低。1950年时，印度和中国的人均GDP （1990年国际价格）分别为619美元和439美元，16个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61美元。到1973年，印度、中国和16个东亚国家的人均GDP 分别为853美元、839美元和1569美元。1990年时，则分别是1309美元、1858美元和2700美元。（注：Maddison Augus，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216.）

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本来就存在着收入差距问题。但是，赶超战略却会使得收入分配更加恶化。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即使到21世纪初，中国有16.1％的人口，印度有34.7％的人口，每天花费1美元以下。（注：这里的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印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实际上已经具有世界性意义了。

二元差距问题严重。在印度和中国，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都没有显著缩小二元差距。可以用第二产业部门与第一产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作为二元差距的一个基本衡量指标。（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追求这个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缩小。比如，新西兰的比较优势就在农业部门。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这个指标的大体趋势是缩小的。）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8年中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分别为8.07、6.09、4.56、4.33和5.62；印度相应年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则为23.65、20.01、18.74、16.18和15.12.（注：中国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来。印度的增加值结构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http://www.unstata.un.org/unsd/snaama/SelectionQuick.asp；就业结构数据来自联合国劳工组织数据库：http://www.laborsta.ilo.org.）

可持续发展潜力差。重工业本身需要大量投入矿产、能源等资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另外，实施赶超战略时，需要进口大量技术和资本设备，这方面所需外汇，也需要依靠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维持。如果再把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的代价纳入考虑，那么，赶超战略在国民财富积累方面的绩效就更差了。达斯古帕塔在这方面的研究数据表明，1970～1993年期间，印度不变价格人均财富年变化率为-0.5％，中国是1.09％。（注：[英]达斯古帕塔（P.Dasgupta）（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和其他贫穷地区的财富创造和可持续发展》，载王梦奎主编：《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2页。）由此可见，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不仅在国民经济产出增长（流量）方面绩效差，而且，在广义的社会财富积累（存量）方面，绩效也比较差。

社会腐败问题严重。政府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时，实际上就为社会腐败提供了温床。这是因为优先发展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也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效应：其一，有大量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造成极大浪费，滋长了寻租之风；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实际上是一种和生产经营管理无关的“租金”。通过游说得到这种租金，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印度和中国的例子说明，赶超战略下形成的扭曲的经济结构，是社会腐败得以存在的经济根源。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并使人民均享增长带来的利益，这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含义。但在这些方面，印度和中国在改革之前推行的发展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理想的发展绩效迫使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曾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国家，先后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了经济改革。

二、中印经济转轨道路的共同逻辑：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