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吴子枫译）

布什总统再三声称，美国已将可贵的礼物――“自由”送给了伊拉克人民。他说：“自由，是全能者给世界上所有男女的礼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有义务促进自由的传播。” 宣称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入侵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 这一官方的“颂词”（该“颂词”不断地为行政部门和军方修正完善），广泛地得到美国传媒的附和。并且尽管官方所给出的理由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什么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关系呀、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呀、什么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呀等等），这些“颂词”对于继续支持战争的大多数公众来说，仍然显得像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自由”是一个微妙的词。正如马修・阿诺德许多年前所说：“自由是一匹好马，关键是看骑往何处” 。那么，被如此慷慨赠予的 “自由”之马，将把伊拉克人民带往哪里呢？

美国对此的回答已经在2003年9月19日宣布了，这一天，保罗・布雷默――临时权力管理委员会的首领――公布了“四条规则”（four orders），包括“公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伊拉克商业中外国公司的全面所有权，外资利润足额返回母国，开放伊拉克银行由外国管理，给外国公司以国民待遇，以及商业壁垒的几乎全面消除”。 此等规则适用于经济领域所有场合，包括公共服务、传媒、制造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以及建筑行业，只有石油除外（这或许是由于其特殊地位，以及其作为单独由美国控制的武器这一地理政治学的重要性）。不用说，这些规则一定会延伸到劳动力市场。罢工被禁止，成立工会的权利被限制。同时，强行实施税率递减的“单一税”（美国保守派早已有此野心）。正如娜欧密・克莱恩所指出的，这些规则违反了日内瓦和海牙公约，因为根据公约，占领方受委托对被占国的财产进行保护，没有权利出卖它们。 因此，对伊拉克强加的（伦敦《经济学家》报称之为）“资本主义梦想”遭到相当大的反对。甚至伊拉克临时经贸部长――一名美国指派的临时权力管理委员会成员――也攻击强迫实施这一“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之称为“不顾历史的错误逻辑” 。 克莱恩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反对伊拉克直接选举，源于它希望和自己指定的代表们打交道，那些指定的代表们会尽可能地顺从美国，在或许两年后直接民主政府成立之前锁定自由市场的改革（因为直接民主政府必然会反对该政策）。虽然占领者将布雷默政权强加给伊拉克会被认为不合法，但如果受到一个临时政府（即使是非选举的政府）的确认，依照国际法它却会被认为是合法的。2004年6月末接管伊拉克的临时政府，尽管声称是“独立自主的”，也只有批准现存法律的权力，它不能修改现存法律或另立新法（即使有人事方面的干涉，也不可能偏离布雷默法令太远）。因而争取选举自由并建立伊拉克人自己的民主政府的斗争，必须同时与保护伊拉克财产不受掠夺的斗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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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自由主义转向

很明显，美国想通过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是一架完备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依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布雷默所提出的系列办法，对于财富的创造以及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既必要也有效。强调政治自由与市场、贸易自由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理念许多年来一直控制着美国，并向世界其它国家蔓延。比如，在“9’11”一周年之际，布什总统在《纽约时报》一篇小专栏文章（an op-ed piece）中声称：“我们要利用自己无可比拟的能力和影响，创造稳定而开放的国际局势，以便让进步与自由之花在各国开放。‘自由’不断增长的和平世界是美国的长期利益所在，它既反映了美国一贯的理想，也能团结美国的盟友。……我们寻求这样的和平――在其中，压迫、仇恨和贫穷将被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所取代，”而最后两项“已经证明有能力让整个社会远离贫穷。”他总结说， “今天，人类有了机会让‘自由’战胜它的一切敌人。面对这一伟大任务，美国责无旁待。”同样的话在不久后印发的国防部文件的序言中也有。 正是这一被解释为市场与贸易的“自由”，将要被强加给伊拉克和整个世界。

在这里值得提醒一下，首先进行新自由主义伟大实验的国家是智利，开始于皮诺切特1973年 的“小9 ’11”政变之后（离布雷默宣布将建立伊拉克政权那天正好30周年多一天）。这一反对人民选举的萨瓦尔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社会民主政府的政变，其幕后主使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也得到时任国务秘书的享利・基辛格大力支持。该政变野蛮地镇压所有的社会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解散一切形式的群众组织（甚至贫民区的社区卫生中心）。劳动力市场从管制或内部的制度约束中获得了“自由”（比如，从工会）。而到1973年，先前曾统治拉丁美洲以图完成经济重建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在1964年军事政变后的巴西才取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已经声名狼藉了。面对世界经济的严重滑坡，显然需要有新的对策。于是一群以“芝加哥学派”闻名于世的美国经济学家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的经济。该学派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他们与时任芝加哥大学教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有瓜葛。这些经济学家们所走的是自由市场的道路：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给私人开采、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以及自由贸易等等。外国公司从它们在智利分公司遣返利润的权利得到保障，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取代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唯一保留给国有的是智利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一样）。结果智利经济――从增长率、资本积累、以及外国投资的高回报率等方面来说――的复苏，成事一个有力的证据，为以后英国（在撒彻尔领导下）和美国（在里根领导下）转向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范例。在外围所做的不人道的实验，最终又成为中心地区效仿的傍样，这并不是第一次（就像现在准备在伊拉克实行的单一税制的实验一样）。

然而，智利的实验表明，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国家的管理精英和外国投资者们都很富裕，而一般的民众却过得一团糟。这是过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贯结果，且应被看作是其整个工程的结构性后果。杜梅内尔和列维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自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最富有阶层的阶级力量的计划。在评论美国国内最高收入的前1%的人的生活时，他们写道：

“二战前，这些家庭占有总收入的大约16%。这个比例在战争期间迅速下降。到1960年代，下降到8%，这一水平一直保持了三十来年。到19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突然上升，到这个世纪末高达15%。观察总的财富分配，这种趋势随处可见……”

另外有数据显示，收入排名最前的0.1%的人，从国家收入所得的份额自1978年的2%增长到了1999年的6%以上。几乎可以肯定，随着布什政府税收裁减政策的生效，财富向社会最高价层的集中又将再迈进一步。杜梅内尔和列维同时指出：“19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在那些年里进一步侵占了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和收入。那些危机包括：利润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几乎扯平、企业给出的低红利、以及低迷的股票市场。” 1970年代的特征不仅是经济滞涨（stagflation）的全球性危机，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上层阶级的势力严重受到威胁的时期。争论于是爆发，新自由主义作为应对这种威胁的理论开始兴起。

然而要说明本文所谓的阶级力量的复辟，还需要我们去辨认在新自由主义转向背后所聚集起来的不同的阶级力量集团。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像智利那样诉诸暴力。获得赞同是必需的。我们不得不回到关键的1970年代，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和美国所施行的以资本和劳工的社会合作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折衷（Keynesian compromise），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分配政策、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公共支出、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与相对高效的资本积累及充分的利润率携手并进。但是到1960年代末，情况变了，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在一国范围内，都是如此。到1973年，甚至在阿-以战争和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译注）进行石油禁运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曾经调控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就瓦解了。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的征兆随处显露出来，首先出现的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滞涨以及诸多国家的财政危机（英国从1975到1976年不得不求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纽约则在同年陷入技术性破产，同时大量地削减国家支出）。凯恩斯主义者的折衷，作为调节资本积累与社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方案宣告破产。

左派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调节（如果有必要，还包括通过节俭和对工资、价格的管理来限制劳工的愿望和群众运动），然而并不同时质疑资本积累力量的首要作用。这一方案得到在欧洲联合起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进一步完善（并且希望像在“红色波隆纳”这样的地方一样，能获得资本积累经营与管理的创新经验，或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转向更开放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在创建“欧共体”这样的想法中寻求上述的可能）。左派在上述方案中吸引了可观的民众力量，最终在意大利获的大权，同时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既使在美国，一个控制在民主党手上的国会也在197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调控的改革法令（由共和党主席里查德・尼克松签发生效），以管理环境、劳工、消费者和公民权事务。 但是，左派们都没有能够提出超出传统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案，最终，这些方案到1970年代中期被证明与资本积累的要求相矛盾。结果争论在两种势力间产生，一边是社会民主党（其经常施行限制自己选民热情的实用主义政治），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希望为有效资本积累重建更开放环境的利益集团。

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威胁和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可能性，长久以来就在公共政策中潜伏着。但只是到了1970年代的那些困难年头，它才开始进入舞台的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那里新自由主义在各种思想机构中得到培植，比如伦敦的经济事务所以及芝加哥大学等。它还由于其两位领导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4年的哈耶克和1976年的密尔顿・弗雷德曼――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此后，它渐渐开始发挥它的现实影响了。比如，在卡特总统任期，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经济被用来应对整个1970年代一直不断的周期性物价上涨。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作为常规性公共政策的新的经济正统地位得以巩固，开始于1979年的美国和英国。

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彻尔在英国当选，开始对经济进行改革。受基思・约瑟夫和经济事务所的影响，撒彻尔接受了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建议，并把货币主义的“供给制”（monetarist “supply-side”）作为解决1970年代一直困绕英国经济滞涨的根本办法。她认识到，要这样做就需要进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并且马上就签署了一份决定，以对付公共机构和社会民主国家的政治方式，后面两种方式在英国从1945年起就一直联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对抗工会的权利，攻击所有形式的妨碍竞争的活动和社会团结（比如地区性的自治组织），撒减或免去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包括社会住房），降低税收，鼓励个人创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投资）。

皮诺彻特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暴力所做到的，撒彻尔通过组织民主赞同做到了。从这一点看，葛兰西的观察非常中肯：赞同和霸权必须在革命行动前被组织起来――撒彻尔确实自称这是一场革命。那些强大的思想潮流，自动地通过媒体到得宣传，后者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奉承资本的意见。在1970年代英国经济滞涨的那些“寒冷”的年头，个人主义、独立、自由等作为反对工会权力和国家某些部门沉闷而不称职的官僚体系的观念已得到广泛传播。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被说成是管理体系失败的危机。1976年卡拉汉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与其传统的支持者利益相背)被迫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财政紧缩计划，以换取货款偿还周期性国债。这一事实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撒彻尔所说的，除新自由主义之外，“没有它路可走。”以这种方式，撒彻尔的改革通过织织政治赞同――尤其是在那些助她当选的中产阶级中进行织织而――获得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