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摘要]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创新带来了经济上的加速度增长，验证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安排的变迁导致经济绩效的变化。但是，两国制度安排上的变化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因而对传统的制度理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两国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因此，要成功地解释决定历史基本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政治学研究应该在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吸纳政治哲学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思想观念；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

自从凯纳和黄亚声的论文《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发表以来，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比较就成了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凯纳和黄亚声的基本结论是，由于印度享有议会民主政治和比中国发达的信息技术优势，不久的将来，印度即使不能超越中国，也将构成对中国地位的挑战。[1]本文无意参与关于中印前途的争论，我只是对该文所倚赖的理论路径感兴趣。显然，该文是典型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个案研究，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有效产权能够带来好的经济绩效。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线索是：产权有效性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衰落，而产权的背后是政治制度。[2]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代议制政治与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的制度安排能够很好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冲突，有利于经济增长。[3]对于制度变迁理论而言，更多的是研究既定政治制度下的以渐进变迁为主要方式的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较少涉及那些革命性变革的非连续性变迁。[3]（P119-120）同样，对于制度变迁理论家而言，政治制度虽然很重要，但却是已经发生过的"外生变量"，因而不再是关注的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既定制度下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制度变迁理论家为什么不去关注那些改变人类命运的非连续性的革命性变革和既定的制度结构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学者应该首先关心自己国家的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政治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受政治影响而形成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那么，有效的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在诺思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示范效应的激励，另一方面是非正规规则即传统、习俗和道德以及由此而减少的交易费用。[3]（P184-185）

制度变迁理论能否解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两国的经济变迁都在印证着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即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但是，东方两个大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又对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既然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安排、制度具有"锁定"作用，为什么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制度结构）却产生了经济上的基本相同的制度安排，从而导致类似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印度在独立后的30年里一直是低速度的"印度式增长"（Hindu Rate of Growth）？其中的制度外因素即新的思想观念对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的产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些推动改革的新的思想观念并不是源于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而且在很多场合下，作为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并不像诺思所说的那样降低交易成本，便于新制度的成长，而是新制度形成的障碍性因素。显然，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必须引入新的分析要素即"思想观念"，以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

一、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

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我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印度在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上基本上走了一条共同的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里，两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印度自称是"社会主义类型社会"[5]；从80年代初期，两国都开始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以激发企业活力为主的经济政策；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两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的航程。[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权与产权的合一性，企业和个人没有剩余索取权，不存在基本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人们对于新制度的预期。国家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以保证民生，而当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并由此而危及国家安全时，国家势必要另寻出路，这就是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线路是：80年代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起伏不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中国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中国经济呈现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

印度。在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的同时，尼赫鲁在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经济管制最为严厉的国家。[7]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1951-1980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5%，因其低增长率闻名而被戏称为"印度式增长".低速度的经济增长动摇了国大党的合法性，其他政党开始挑战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地位。为此，国大党不得不改变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80年代初开始启动争取企业界联盟的经济自由化政策[8]，这些政策推动了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8%.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经济和中国的一样，依然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

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是印度经济的转折点。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印度政府于1991年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首先是放松产业管制，取消了大型企业的投资许可证制度和产业进入限制，取消了公营部门对许多产业的垄断，允许外商在不经审批的条件下控制51%的股权。在贸易政策上，取消了几乎所有的进口许可证，开放服务贸易，私人和外商可以自由地投资电信和金融产业。如果说1991年以前管制是常态，那么，1991年7月以后自由经营就成了常态。[9]这种经济政策使得印度8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中国和印度经济改革前后以及实行市场经济前后的经济态势表明，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国制度安排的变化呢？

二、观念与制度的生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在中国和印度，宪法意义上的基本制度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既定结构下相似性的制度安排的变化却带来经济绩效的巨大变化，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根据前述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结构的样式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即社会产出最大化的状况。显然，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挑战。

在中国，虽然政治上风云变幻，但基本的政治结构一直是稳定的。具体地说，中国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式的民主集中制，通过这个架构来组织和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军队、司法和社会。在基本的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变化表现为：一是在80年代中期实行的企业厂长负责制；二是不断推行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国务院政府部门由原来的100个左右削减至目前的29个。[10]我们认为，这些变革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尤其是企业中的党政分离的改革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政府改革更多的是属于行政学范畴，虽然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与制度结构相比，这些变化仍属于制度安排层次上的更新。

印度独立以后，虽然历经风雨，代议制民主制度依然得到坚持，除了70年代拉。甘地总理政府实行的短时期的紧急状态之外。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国大党长期把持政府和议会，但由于在观念和政策上与印度社会脱节，国大党终于在1977年的大选中败北。自此以后，"一党独大"制转变为多党交替执政，地区党派也更多元化，更加强大。[11]政党政治的变化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政党理念的竞争可能导致制度安排和政策上的变化。但是，印度改革的历史是，在70年代中后期，国大党就开始了某些改革，80年代的经济改革依然是由国大党政府主导的，90年代的经济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的结果。[6]因此，印度的改革也基本上不是政治结构决定制度安排的过程。

但是，中印两国的制度安排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中国，这种变化是在基本政治制度即民主集中制不变的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

在印度，这种变化是在基本政治制度即代议制民主不变的前提下由国大党（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领导完成的，最具标志性的改革政策是1991年7月提出的"新工业政策".对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印两国，基本上都是由一个政党主导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尽管90年代的印度是人民党执政。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既定结构下的制度安排的变革呢？

1.思想观念与制度形成

要理解思想观念对于两国的政治发展的作用，有必要简单地回顾思想观念对于两国基本体制形成的影响。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公有制的理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实践和创造性的发展，最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了中国。这是思想观念塑造新中国的一般过程。

不但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的指导思想多少都有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影子，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尤为明显。在独立以后的30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政策一直被称为尼赫鲁模式。尼赫鲁模式的基本原则，一是社会公平，为此，借鉴苏联模式而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统制经济，保护公营部门而抑制私有经济是印度政府几十年的基本政策。二是自力更生，认为政治上的独立必须以经济上的自立为保障，以免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此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中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足见理论力量的强大和理论之于制度变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新制度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使新制度得到人们的认同，其间经历过多次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教育。在印度，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建设也是尼赫鲁运用其影响力而不顾右翼政党和国大党内右翼势力强烈反对的结果。[12]运用理论来指导政治发展的过程说明，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和思想观念，并不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一种非正式的制度[13]，也不是政治学上所说的一般的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过程[14]，而是列宁所说的意识形态灌输过程。意识形态灌输显然不同于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内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习惯。

2.思想观念与制度变迁

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如果说思想观念塑造了政治制度的话，那么，其制度安排的变迁同样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引导。同样，这种导致制度安排变迁的思想观念不同于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内生性"共享信仰"（shared belief s）[15]，因为这些导致变迁的新型思想观念经历了被学习、认识、争论、接受或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它们最终融入制度的复杂性远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

最终融入制度的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农村改革方面，开始于安徽和四川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两年的争论，成为主导性政策。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充斥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因此，是思想观念直接引导着中国的制度安排的变迁。

印度也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中，印度领导人和学者谈论最多的大概是"态度"二字。无疑，要改变开国之父和建党元老确立的尼赫鲁模式，国大党首先需要进行观念上的调整。1985年上台的拉吉夫。甘地提出"用电子工业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指导思想，为此给公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放宽对私有经济的限制。关于自力更生，他指出，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自力更生不但不是指不受外部经济力量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相反，还应以印度对形成国际经济力量所做的贡献来衡量。沿着拉吉夫。甘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