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

[摘要]中国的实践产生中国经验，要求突破原有的分析模式。如果说是市民改变了西方，在当代、则是农民改变了中国。农民作为社会被改造者，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不断突破政策和体制障碍，并创造出新的替代性体制模式，从而表现出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这一行为模式是对“压迫一反抗”的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也是“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农民改变中国这一实践需要寻求新的解释模式，这就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的分析框架。“基层社会”由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而产生，“创造性政治”强调政治行为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是上层与基层的互构性政治。

[关健词]农民 基层社会 创造性政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对一些传统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执政党看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不是个别领导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来自基层，特别是来自农民的一系列首创行为的推动。如果说是市民改变了西方国家，那么，农民则改变了当代中国―在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构成的基层社会的推动下，超越了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创造性政治。这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对人类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贡献，同时也需要创造新的理论，特别是新的分析范式加以概括和解释。

一、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及其限度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社会科学，其基本的理论范式都来自于西方国家。这其中既有超越国别的一般性概括，也有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由于现代西方国家基本都是产生于市民社会，是市民而不是农民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进程，因此，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大都将农民作为社会的保守力量对待，并形成了对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解释模式。

农民是一个伴随农业社会而产生的社会群体，而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加以研究则是工业文明产生以后的事情。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域里，农民具有传统和现代的两极化属性：农民是传统社会的主要成员，也是任何跨人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社会群体。19世己是工业革命的时代，与手工劳动相匹配的农民被普遍视之为“历史的弃儿”。马克思是最早将农民置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折点上分析农民及其行为特征的。他从法国小农的经济社会分散性特点出发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保守性，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影良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认为小农政治行为模式主要是保守性，是对皇权的崇拜、顺从和迷信。后来，马克思在论述亚洲国家农民时，更是说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真正将农民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加以研究是进人20世纪后。这是因为，20世纪在非西方国家发生了一场场革命，而这些革命都与农民相关。同时，产生农民革命的国家大都属于传统农业社会。传统农业社会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表现为分散的刁农与强制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或者说是“顺民与仁政”、“暴民与暴政”的循环往复。由此也形成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即“压迫一反抗”、“顺从一叛乱”的两极化分析框架。农民对于国家而言，要么是依从者，要么是反抗者。

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用经典模式来认识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其名氰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正是由于印度农民的消极抵制和中国农民的积极革命，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则系统论述了农村和农民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中的角色，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美国另一个知名学者斯科特，则以第三世界农民的日常反抗为样本，提出了著名的“弱者的武器”的观点，他认为：“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

以上的研究主要是以20世纪70年代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农民政治行为为对象的。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民的政治行为。但他们运用的分析框架仍然是经典模式。如美国学者欧博文及其指导的学生李连江提出了“依法抗争”的观点，中国学者于建嵘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依理抗争”的观点。

经典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有两个事实依据或理论假定：其一，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农民作为经济和政治弱者，要么是顺民、依附者、保守者，要么是暴民、反抗者、革命者；其二，农民是历史的被动者，即使是激烈的反抗，也是迫不得已，以自己微不足道的反抗获得一线生机。他们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痛苦命运得到稍稍改善，而没有对造成其痛苦命运的体制给予冲击和突破。一旦命运稍有改善，他们很快又成为传统体制的依附者。他们犹如钟摆，只是来回晃荡，简单重复。简言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新的发展，“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然而，当我们用经典模式来观察1949年之后即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时，却面}合着困惑和困难：一是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他们并不是要以革命性的激烈对抗方式改变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统治，也不是对国家意志和行为的盲目依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促使国家改变政策和行为模式。二是农民在接受体制安刹附，当发现这一体制安排并不能满足其要求后，他右1更以自己的行为不断冲击和突破体制性障令学界视点碍，仓储出新的体制和行为模式，由此表现出了“伟大的作为和历史的首仓恨神”。农民是积极行动者，更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农民政治行为超越了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形成一种新型的农民政治。

以上困惑和困难，需要我们以中国农民式的首创精神，超越经典模式，对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行为进行解读，建立新的分析范式。

二、农民的首创行为对体制障碍的突破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其特点是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迄今仍然如此)，有着最为典型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生产的小农，有着凌驾于无数个小农基础上的庞大专制国家。因此，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笔者曾经概括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模式，认为农民的政治行为是两个极端：逆来顺受和官逼民反。

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典型的东方国家，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必然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质。早在20世纪的上半叶，毛泽东便形成了对中国农民的特有认识。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观点，对于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积极行动者。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他强调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包括农民群众)，但对矛盾表现形式的认识有偏差，对农民的政治行为刻七也未及深人思考。

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成为可以利用强制性政权实现其意志的执政党，成为可以利用政权力最改造旧制度和建构新制度、重新塑造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执政党。执政党在改造社会时所面l腐的则是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会。农民不仅仅是国家政权的依靠力量，也成为国家政权所改造的传统力最。因此，革命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面临强大的张力：一方面农民仍然是社会改造的依靠者，另一方面农民又是社会改造的对象。这是后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道难题，同时也决定了农民政治行为的二元性特点。

作为民主革命和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依靠者，农民从革命中获得收益：他们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杜润生对此评价为，“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从根本上说，农民对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认同的。即使是1959一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民也没有采取激烈反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在一般历史学家的研究看来，中国历史上只要是饥饿引起大面积民不聊生，必然会导致农民起义和叛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未出现激烈的反抗这一事实因此成为西方学者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不解之谜”。其实，这一谜底就在于，经历了长达数十年农民革命之后，农民对于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是基本认同的，并抱有战胜困难的信心。他们是新社会制度的依靠者，他们面对的国家治理者不再是传统的专制统治者和压迫者，而是能够引导他们前进并能带给其幸福的新型政党和国家。这正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对抗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农民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又被现代取向的执政党视之为被改造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都不适应衫瞰党的目标要求。所以，土地制度改革后很快开展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执政党看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利益会受到一定损失，但从根本上看他们还是受益者。为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叭新中国建立后又一再强调，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农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机械的益加，两者利益不仅有差别，甚至有冲突。这主要是由特定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在以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政策和体制下，农民群体的利益受到的损害更多一些。如果说工人从国有体制中获得了“铁饭碗”庇护的话，那么，农民仍然端的是要自己找饭吃的“泥饭碗”。于是，正是农民而不是理论上的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特定政策和体制的不认同者，直至以自己特有的行为表达自己与政策和体制意志所不同的要求。他们作为社会改造的对象，从维护自己利益和改善生活的要求出发，不断冲击和突破既定的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创造新的行为模式，最后促使政策和体制的改变，由此表现出伟大的作为和历史的首创精神。

传统模式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更多的是将农民作为破坏者的面目展现的，无论是改变统治体系还是使政策受到蚕食，无论是“依法抗争’，还是“依理抗争”。这的确是传统农民政治行为的特征。农民作为传统生产方式的承载者，他们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屈从或者临死反抗，其结果只是改变个人命运，而不是改变决定他们命运的制度。这正是马克思将农民视之为政治保守者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不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引发了整个政策和体制的变迁。对此，我们可以列举以下关键词作为证明：

1.“生产力暴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执政党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民小生产，用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小生产也绝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确有互助合作的愿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都不完全是孤立分散的，他们依靠家族组织解决一些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个体经营困难多，特别是那些贫困农民困难更多，他们有互助合作的愿望。执政党适应这一要求，提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但是在推进合作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快过急”的问题，一些地方简单粗暴地将农民财产“归公”，从而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并以宰杀牲畜的“闹事”方式表达这一不满。有领导干部将较大规模的农民闹事称之为“暴动”。此事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借用“暴动”一词对农民的行为进行了分析，作出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论断。他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