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中国：问题、经验与理论

[摘要]从学界过去突出“中国问题”，到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表明中国不仅为自己开辟出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开始在思想理论上向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而弄清“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与西方的“经验”、“理论”的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学术”的关系，以及与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恰如其分地评估并自觉地开展经验创造和理论建构的前提。本文认为，如果我们过去主要是从“中西古今”的框架看待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则应当转向“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的框架。中国的经验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获得多大的话语权，取决于我们“地方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全球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

[关键词]中国问题 中国经验 中国理论 全球化 地方性

在上世纪初期及最后的20年，大量的西方思想理论涌入中国，不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思想视野，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对中国自身的观察和理解的方式。由于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强行拖进”现代世界历史之中的，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国家”变为“民族―国家”，所以也只有通过西方的“他者”，才能重新对自身进行历史的定位，包括重新认识、变革和建构自身的思想文化。因而，在很长时期，我们主要参照西方的思想理论来分析和认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固有的思想理论已不起作用了，也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在思想理论上无所作为，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实际上，中国进入现代，虽然离不开西方的刺激和作用，说到底却是中国发展自己的要求；而凡是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实践的理论，凡是转化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有机要素的理论，固然大多来自于西方或有西方的背景，却必定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验而有了变通与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功，中外人士越来越多地谈论到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这无疑表明，中国不仅为自己开辟出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开始向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然而，何谓“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它与西方的“经验”、“理论”是什么关系？与中国自身的“学问”和“学术”有什么样的关联？与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又是什么关系？本文认为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估并自觉地开展我们的经验创造和理论建构。

一

有了中国问题，才有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所以我们就从中国问题说起。

从近代史的角度看，“中国问题”显然是指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遭遇到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使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陷入“危亡”之中，这成为中国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那么，中国人最初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呢？是本能地拿出传统的思想学问进行解释和应对，但这些“解释”与“应对”却显示不出多大效力。鲁迅曾这样描述过清末儒林和政府的情况：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得已，政府和官僚们用官银翻译起洋人的书籍来。然而，清末大儒、也是光绪间大学士的徐桐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且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

他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1900年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1]（P166-167）所以不管满清和顽固派们如何推崇儒家和儒教，由于现实的教训，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和学说，还是潮水一般地涌进中国。一些思想开明、“睁眼看世界”的学者和官员其实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到上世纪20年代，西方各种现代的观念和学说如进化论、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哲学的意志论、实证论、实用主义、唯物史观等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如“社会主义”学说，不仅早期共产党人信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也表示了好感，认为它与中国古代的思想相通，在中国有可行性。

显然，人们之所以认为西方的思想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指明了出路，这固然因为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造成的，或者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所激化的，更由于在许多人看来，西方近世的理论揭示了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都要面对的共同处境和命运，因而具有普世的意义。因此，中国的问题也只有在西方思想理论的观照下才成为“如此这般”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的问题是明摆在那里的“客观事实”，其实不然。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时局及其问题的性质，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不说顽固派，如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就各有其看法，主张也大不相同。洋务派认为中国的问题只是“器物”方面不如人，而纲常伦理仍然无比优越，所以主张“中体西用”；维新派认为中国的危机是君主专制的危机，要化解这一危机就要实行君主立宪，儒家文化所讲的仁道则是天下之通义；革命派则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封建制度及其礼教，只有进行民主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者进而用“半封建半殖民地”来界定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等等。如此看来，“中国问题”虽然指向中国现实社会自身的矛盾、困境和人们的感受，却不等于社会现象本身，而包含着人们对于导致这些现象的“成因”、“根源”的理解和认识，甚至关联着问题的解答；这样的认识与解答又必定关乎人们特定的思想方式和理想。因而，可以说，“中国问题”是产生于现实而又进入并表现在思想理论上的，是现实的又是理论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就是相对于特定的观念和理论设定而存在的问题。如有人基于中西文化原本“路向”不同的见解，认为中国问题根本上是这两种文化遭遇在一起所造成的冲突，中国文化固然应当取人之长，却不必改弦更张；有人则主要依据西方的社会学说尤其是进步主义理论，认定“中西古今”之争根本上不是中西文化的对立，而是古今的差距，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所以中国的出路在于效法西方实现现代化。显然，在中国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不是突出中西文化路向各异的观点，而是将中西纳入到统一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中的看法。形象的说法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显然蕴含了对于普世真理和普世价值的肯定。只不过当时人们认为西方走在时代前面，代表了世界潮流。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普遍真理”与“普世价值”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如果说真理是就理论的性质和品格而言，价值则是就理论的作用或功能而言。

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中国人几乎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天下―国家”观，中国由过去的“华夏中心”变成“地方性”的存在，即地球的东方或东亚大陆的国家。而西方则成为中国的“他者”，但西方与其说是空间横向关系上的他者，不如说是时间纵向关系上的他者，即作为中国的老师和未来的镜象的他者，掌握着普世真理、普适价值的他者。所以，通过西方，中国看到的是自己特殊的地方性，自己的落后和自己的前进目标所在。

然而，事情又并非到此为止。一方面，当人们按照产生于西方的理论解答中国的问题时，总会感到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并不完全“对号”，如照搬照讲，既会在理解上出现误读曲解的问题，也会在实践上碰壁甚至遭遇失败。于是，中国人逐渐懂得了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即使包含着普遍的真理，也必定有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因而，当引进西方的思想于中国的学术、运用西方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时，不只要学会掌握其基本的观点和方法以之作为指导，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主客条件所给予的可能及其限制，从而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开展实践，形成更为具体的经验知识、方针政策。这样，西方的思想理论才能适应中国的“水土”，接中国的“地气”，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当人们意识到西方的思想理论为中国人所理解和采用，必然有一个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起铺垫和选择作用，即接受学的前理解或认识图式的同化作用时，也就注意到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学术资源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只是起到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接榫或砧木作用，更意味着许多传统的思想并未过时或僵化，它们与现代西方的思想理论在基本面上是相通的，至于那些富有包容性和辩证性的思想，更是能够对现代性纠偏解蔽。如易经中的“变易”、“通久”思想，儒家的“仁”道、“中庸”与“和而不同”的原则，道家“以身为天下”、“以道莅天下”的主张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批判性洞见。只要现代的中国人真正掌握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或命意，依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给予重新阐释，就能使其开显出新的意义。

上述两个方面，都是中国人从近代社会变迁和实践中体认出的道理，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中国经验的产生。这种中国经验既关乎西方理论之变通运用，又关乎中国固有思想学术的重新阐发。那么，它能否成为新的理论呢？

一般而言，经验不是理论。经验指的是人们基于亲身经历所形成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与技能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其适用范围就是与人们经历大致相同的时空条件。人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经验，所以，如果不顾条件的变化套用原有的经验，就会让经验越界而犯经验主义错误。理论则能够跨越不同的时空条件，具有普遍的涵盖性和解释力；因为理论不只是各种经验的概括，它还要经过逻辑的分析与论证，揭示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成为具有内在严密性和系统性的学说。所以，当人们为了从根本上说明某种有实际效果的经验时，往往还要给予理论上的研究，以便内在地、深层次地说明其所以然的理由，这就是所谓寻找理论根据。有了理论的支持，人们实践起来才会感到心安理得。这也说明，经验不是理论却可以通向理论，如果人们从某种基本的理念和直觉出发，概括了大量经验，形成具有内在自洽性的系统的认识，并使其发挥某种方法论功能，则即使这种认识只对特定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实践有效，也可以称之为理论。而上述中国的实践经验本来就密切地联系着中外的思想理论，应当更有上升为理论的条件。继承了民族文化的担当意识和大同理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通过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一批杰出人物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创造。这种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又赋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特性的理论，显然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更有针对性。

理论并非只有一种，不同理论的普遍性程度也不同。但正因为如此，处于较低的普遍性层面的理论，其思想深度、学术含量和时代水准往往在更高的普遍性理论的统摄之下。而理论的普遍性既关乎思想的洞察力，又与历史发展即时代所给予人们的视域有关。这一点，陶醉于“落后民族也可以在理论上拉第一小提琴”的人们是难以充分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谓“毛泽东思想顶峰论”之说，而我们所经历的惨痛教训不仅否定了这种荒谬的说法，而且表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其实很不清楚。于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也有了重新研读马克思理论著作的迫切需要，并不无惊讶地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只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更有对“地域性共产主义”的批判，有对“世界历史及其普遍交往”、“资本的文明作用及其限度”、“商品与人的平等自由的权利”和“社会三形态”等等的论述，这些论述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社会转型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