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原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的新走向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注重提升研究质量的新走向。随着这些新走向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呈现“学术化”趋势。

关键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中国学；新走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中国如火如荼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新走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 ）指出，“中国和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几个重大变动，使七十年代的中国学研究明显不同于过去时代。”［1］（p.27）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中国学究竟出现什么变化？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浅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

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各大学的反战活动日渐高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自己国家以自由与荣誉的名义在东南亚做出的可怖行径深感不安。越南战争所造成的失望与痛苦，对年轻的亚洲研究者产生极大震动。1968年，部分对美国亚洲政策及亚洲研究现状强烈不满的亚洲学会会员自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该委员会发展迅速，不到10个月就拥有近400名会员和600多位《关心亚洲学者通讯》季刊的订阅者；［2］（p.316）到1970年，其成员多达一千数百名。［3］（p.15）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立后，成员们对美国的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委员会的年青学者觉察到，“除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以外，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缄默。”他们认为这些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保持缄默，原因之一在于，“麦卡锡主义的伤害，使得学者们一直对卷入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心有余悸”，麦卡锡主义所产生的恐惧“几乎使美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4］（p.77）然而，委员会的成员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二战以来的美国亚洲研究完全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为政府的实用工具；亚洲问题专家则是美国官方对亚洲现实世界形成看法的帮凶与唆使者。甚至当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重新审视或放弃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防御观念，并且把它视为理解美国新的全球战略态势的障碍时，亚洲研究者仍然固守旧念，止步不前。［4］（P.xi）“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员朱迪斯。科伯恩（Judith Coburn ）在批判中指出，“一旦政府确定了政策参数，中国研究者在情报收集方面是有用处的。他们领会了冷战的意图，开始搜集那些直接或间接为冷战服务的资料。一旦符合政府的意图，不需要提出什么批评的意见”；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不得不停止他们试图研究的与文化相关的课题，使所有的中国研究都服务于收集情报”，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影响中国军事能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及“中国大规模地面干预印支战争的可能性问题”。［4］（p.93-95）哈佛大学研究生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当时的右翼理论家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接受fan 共的观点，都对世界采取说教式的两极分法，都美化美国的权力，从而为美国担任世界宪兵以及建设其他国家的首领寻找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批自由主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杜勒斯结成夫妇的原因。”［5］（p.57）

这批年青中国学家还对隐藏在主流中国研究背后的理论体系进行猛烈批判。詹姆斯。佩克在1969年10月号的《关心亚洲学者通讯》上发表了题为“花言巧语的根源：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职业性意识形态”一文，对二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界占支配地位的近代化研究取向进行剖析。他认为，近代化研究取向作为美国中国研究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而无害的理论模式。实际上，它是主流中国学家用来为战后美国干涉亚洲政治、军事、经济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佩克指出，二战后众多亚洲国家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这一过渡阶段，共产主义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为此，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取代共产主义的历史理论，以给美国政府提供实行文化冷战的意识形态武器。由此，诞生了费正清（John K.Fairbank ）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等人鼓吹的近代化理论。这一理论强烈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改变社会的最好办法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佩克最后指出，“要回答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以对革命运动抱如此强烈的敌视态度，我们必须对美国在亚洲的真实目的以及将美国干涉诸多亚洲国家内部事务合法化的近代化理论有深刻的了解。由于理想化的美国形象与美国有能力促进亚洲非暴力社会变革的坚定信念错综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今天占绝大多数的缺乏反省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及其革命运动持有如此观点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只有通过反省和质问，才能够形成对中国及其革命更为准确、缺少偏见、更富同情心的认识的原因。”［6］（p.59、63、64、66）詹姆斯。佩克的批判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矛头所向震撼了整个中国研究领域，“佩克的攻击象征着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7］（p.113）

二 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越战之前，美国人对其制度、价值观念及道德终极优越性充满着无限自信。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越南战争的冲击之下，美国公众对其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强大美国”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和支撑它的“美国中心”的价值体系产生怀疑。著名学者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在其《美国悲剧》一书中言道：“战争无可挽回的改变了我，其方式是开始向我展示我的国家的本来面目：不是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之国，……而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的国度，本质上，更多的受到情感而非理智的驱策。”［8］（p.518）曾供职《华盛顿邮报》并专事报道越战的彼得。奥斯诺斯（Peter Osnos ）认为，越南战争带给美国的遗产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美国人对于他们的政府、制度机构以及美国国家的责任义务及其能力的情感。他们对于将美国的模式标准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不再表示认同。［9］（p.75-76）据华盛顿彼德哈特研究公司的电话调查数据显示，60％的人认为越南战争使得他们对于国家领导人变得缺乏信心；36％的人认为，由于越南战争的卷入，他们对于国家的自豪感比以前下降了很多；40％的人认为越南战争使他们不再相信美国能够领导这个世界。［9］（p.72）

任何学术研究都受制于现实社会环境。越南战争所引发美国人对其价值体系、政治道德优越性的怀疑与反省，促使着中国问题研究者对其学术研究的反思。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和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 ）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中国研究界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美国人是他们（中国）的救世主”成为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在他们看来，很多问题都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美国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相互学习为先决条件，我们可以从与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流中学习到很多解决人类基本问题的有益经验。实际上，无论任何民族都要通过斗争克服自己固有的局限性，这种斗争将为整个人类提供创造性和教诲。”因此，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时不可盲目的把欧美价值观搬到中国，必须消除种族偏见，建立非殖民化的中国观。［4］（p.xv）被年轻中国学家所激烈批判的主流中国学界，亦开始对其所持的西方中心论进行检讨反思。例如，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在1969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以《七十年代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从西方角度提出问题，并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寻找我们所求索的东西，这样做往往有忽视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因此，我们会发现中国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科学不发达，民族主义不发达，没有建立议会民主，没有工业化，没有扩张等等。如果我们探讨中国是为了寻找与我们的类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切停滞不前，一个‘静止’的中国，因为它没有像我们一样变化。不幸的是，这是我们社会科学的一个内在倾向。”［10］（p.141-142）柯文（Paul A.Cohen）曾对越南战争冲击下美国中国史专家研究观念的转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次战争迫使我们正视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美国要想随心所欲摆弄世界，将受到真正的制约。在我看来越南战争的这种含意，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7］（p.59）

与之同时，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发生变化。注重以区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成为趋势。通过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寻求各地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期对中国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了解的方法为中国研究各领域的学者所接纳。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家的研究方法是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机构和新政权的理论原则等进行概括性及描述性的研究，弗朗兹。舒尔曼（H.Franz Schurmann ）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机构》和鲍大可（A.DoakBarnett ）的《共产党中国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权力》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七十年代后，学者们开始转变研究重点，即从总体性、概括性研究转向专题化研究，强调个案、部分、“点”的研究，尤以针对特定地区或某个城市、某一省区的研究最为突出。［1］（p.28）例如，傅高义（Ezra F.Vogel）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以广州省为研究对象探求其在1949至1966年间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上海的生涯：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对个人干劲的社会指导》，探讨1949年至1966年期间上海的社会生活。其他还有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对唐山进行研究、维克托。C.福尔肯海姆（Victor C.Falkinheim）对福建进行研究等。［11］（p.viii）再如美国的近代中国军阀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军阀的研究大多属于以传记方法所写的“军阀”个人传记。詹姆斯。E.谢里登（J.E.Sheridan）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传》和唐纳德。G.基林（D.Gillin）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就是此类的代表性著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各省为对象的“地方军阀”研究成为主流。［12］（p.242）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地方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加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 ）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唐纳德。S.萨顿（Donald S.Sutton ）的《地方军阀和中华民国：滇军》等都是如此。这种从空间限定范围的研究方法在中国问题研究其他领域亦是非常普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问题研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费正清等中国学家就倡导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融合。其代表性著作《美国与中国》，即是在社会科学基本原理方法指导下所取得的结果。［13］（p.395）1964年，美国中国学界还就中国问题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联姻进行专门讨论。然而，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联姻的进展状况，正如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 ）所说：“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对于采用何种方法将中国研究引入进去的挑战并没有积极回应”。［14］（p.90）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科学家介入中国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渐成趋势。例如，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 ）、卢西恩。派伊（Lucien Pye）、裴宜理（ElizabethPerry ）利用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军阀、农民暴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