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政治改革危险论”辨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在总结苏共教训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联正是由于进行了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才导致了剧变，那么，中国如果进行以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会不会也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结果？对此问题，一些人做出了肯定地回答。一时间，政治改革，谈虎色变，由此引发了“政治改革危险论”的议论，并有了流行的趋势。

“政治改革危险论”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只能限定在经济领域，如果过早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国家的根本制度向资本主义演变，因此，至少在国内出现利益大致均衡、认同基本一致、人民中对改革的抵触和不满基本消除之前，不能在政治方面搞什么实质性的改革。在这样的时期，政治发展只能顺其自然，甚至很多时候还有必要利用原来政治体制的弊端。似乎政治不改其它方面才可能改，什么都能动，唯独政治不能动。政治成了改革的禁区。政治不改革，改革才可能成功，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这样的议论显然已经对决策产生了影响。

为了使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至于因政治发展方面的缺失而出现混乱，进而导致发展的减缓甚至中断，对“政治改革危险论”需要澄清。

任何改革都有风险，政治改革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不进行政治改革必然产生的不利后果和危害显然是无法相比的。

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认识应该可以成立。

第一个认识：民主化改革不会引发中国国内的社会危机。

有学者认为，民主化改革会使中国国内各种矛盾得以直白、充分地表达，使社会对立明朗化，从而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造成社会动乱，最终会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确实，目前的中国国内已经出现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加剧、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的情况。其实这些情况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根本封锁不住，早已为广大群众所知晓。真正要消除危机，根本在于彻底根治产生矛盾并导致矛盾激化的各种因素，消除矛盾，而不是压制不满情绪，封锁消息。恰恰是民主制度有利于缓和各类矛盾，建立起和谐社会。那种使用行政高压的手段把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强行压制下去，或者动用国家的暴力机关对人民群众的维权行为进行镇压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做法不可能解决矛盾，而只能暂时掩盖矛盾。矛盾积蓄愈久，这爆发越剧烈。“文革”时期，长达十年之久的极“左”高压，不仅没有“制造”出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拥护，反而使绝大多数人对“文革”越来越反感，这样的反感在“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震天价响的口号声中愈积愈烈，最终导致了“四五”运动的总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对“左”的政策的总清算，“文化大革命”这场被它的发动者誉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修防修”运动，在广大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继而扔弃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以史为鉴，可以避祸。“文革”的教训，不值得很好记取吗！？

第二个认识，民主化不会“妨碍”现代化。

民主化会不会“妨碍”现代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实现“追赶现代化”这一“民族大义”，社会弱势阶层“必须承受牺牲”；而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几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尚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这个阶段政治上不能实行完整意义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制必然导致多元化，而多元化在利益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这也是一种误解。利益差异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只有在人们对利益差异这种结果的产生原因不认同的情况下，不满才会演变为冲突。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人们对他的财富是认同的，相比之下，国内那些富豪财富远不及比尔・盖茨，但人们对他们的财富却极不认同，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甚至是犯罪手段获得的。比尔・盖茨的财富体现了“美国梦”，而“美国梦”体现了美国制度的美好；而国内富豪的财富多是出自于制度的不合理，人们从这些财富中看到的是罪恶！通过这样的比较，民主化对现代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是很清楚了吗。

第三个认识，在政治民主的环境下，“闹事”其实是公共治理中的正常现象，在民主制下，“善政”是必然结果，因此，“闹事”的性质和发生频率都不可与非民主制同日而语。

有观点认为：民主化改革以后，“今天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围政府，天天都有人闹事，国家岂不乱套了吗？”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关于“闹事”，有几个认识先要澄清：其一，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怎么会没有一点事？如果这个国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这正常吗！？历史上有些国家在某些时候倒是非常安静，但这种安静就像火山爆发时岩浆即将喷出前那种瞬间的寂静一样，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其二，什么叫“闹事”？闹事与革命、暴动、政变等剧烈的社会反抗行动是有根本区别的。实事求是地讲，所谓的“闹事”至少在它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意见表达方式，“闹事”活动的参加者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者，他们“闹事”其实就是为了表达自己意见和主张，所以，“闹事”其实是一种参与方式。其三，闹事要看原因是什么，针对的对象是谁。闹事总是有原因的，发生了事，通过正常程序或正常渠道又解决不了，才有闹事，闹事者的目的是要强迫统治者听取自己的意见，采纳自己的主张。这是在国家制度化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的必然现象。其四，事实证明，在非民主体制下，发生事情的几率比在民主体制下发生问题的几率要大得多，并且，在非民主体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在民主体制下要小得多，所以，结论应该是：越民主“事”越少，越民主越不怕闹事。此外还有一点必须心知肚明：谁惹的事才找谁闹事。在改革开放之前，执政党集大权于一身，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党（和政府）是一方，民众是另一方，社会处于一种简单明了的对立状态，人民群众面对的只有党；与此同时，党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自然也就把一切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所以，一旦有事发生，人民群众必然也只能找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一旦实行了民主化改革，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党不再大权独揽，因此也就不再责任独担。党“超脱”了，其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作用才真正令人信服了，其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也才真正稳固了。其五，如果不是“天天都会有事”需要政府处理，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养活公务员？其六，失败社会和无能政府才怕闹事，而法治社会和机制健全的政府是不怕闹事的。一些人把闹事“妖魔化”实际表现出的是自身的怯懦与无能。其实闹事其实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可怕。发达国家几乎每天都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响政府执行公务。在选举期间，政府首脑忙于竞选；选举结果出来后，有时连新内阁都无法成立，有些部长长期缺位，但行政机器照样运转，行政事务照常处理，治国理政丝毫不受影响。所以，只要有健全的法制，有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不受政局变化影响的民间企业家阶层，经济照样可以正常运转并保持稳定增长。相反，长期靠压制来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众闹事的温床。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似乎是安定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定”呢？毛泽东曾说：一个高级社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可见，这样的安定不是真正的安定。因为对人民隐瞒真相，搞愚民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俗话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中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中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中欺骗所有的人！问题没有解决，越积越多，矛盾没有化解，越积越深，一旦事情暴露，人民醒悟，统治基础就会顷刻崩溃！如果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毛泽东式的顾虑就成了杞人忧天。美国的报纸、电视几乎不报喜尽报忧，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的制度与政府已经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无终结与垮台的迹象。所以，民主化改革后，新闻媒体从政府的忠实喉舌变成对政府的监督者和挑剔者，代表人民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改善弊端，这有利于政府实现“善政”，而政府实行“善政”，人民是欢迎的，还“闹”什么“事”呢。

第四个认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绝不会出现苏联那样的国家解体的结果。

我这里暂且不对苏联发生的情况作任何价值判断。我要说的只是，政治改革绝不会在中国引发苏联那样的国家解体的结果。

苏联的情况是：第一，在苏联，占国民主体的民族俄罗斯族还不及总人口的一半；第二，俄罗斯人一直就有自己“吃了亏”的想法，早就想分家。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恋恋不舍；第三，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第一，在中国，主要民族汉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第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第三，主要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紧密联系。在上一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尽管有武力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划江而治的打算，同样也未获民意支持。即使是台湾，1949年以后实际上一直是独立的，但仍然不能也无法从中国分离出去，目前，大陆的经济制度与台湾已经非常接近，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大陆政治也将实现民主化，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后，政治方面的区别也越来越小，这样，两岸社会越来越“趋同”，台湾就更没有独立的理由了。

另外，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退出”机制。也就是说，对现政府或社会不满的人可以选择离开，迁徙到他满意的地方居住，对中国不满，你可以去美国。这样，他当然就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推翻政府，分裂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化不会导致中国国家分裂而只会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说民主化不会导致中国分裂，还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其一，国内各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绝对不会赞成独立。

目前，国内有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这独那独的闹得十分邪乎，因而有人担心中国如果进行民主化改革会给这些独立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出现国家分裂。其实这是多虑。

首先要说明一点：有人闹腾是难免的，毛泽东时代有人闹腾，现在有人闹腾，将来一个时期肯定也会有人闹腾。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事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不过闹腾归闹腾，能闹出多大个名堂来，是否能闹成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大多是政治投机分子，别看闹腾得厉害，其实这些人的观念是落后的，目光是短浅的，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是不大负责任的。说他们观念落后，是因为这些人头脑中关于国家、民族以及宗教等等方面的意识大大落伍于今天的时代，差不多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水平，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全球化的概念，他们对世界大家庭这样的观念也十分陌生，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类还是分裂的，世界还是多元敌对的。其实这种意识建立所依据的情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在逐步改变，冷战结束后已经完全改变了。今天如果再坚持这样的意识，如果不是愚昧或顽固不化，那就只能是出于对人类的仇恨了。说他们目光短浅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大势完全相背离。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水平越来越一致，随着阻碍人类交往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被打破，随着人类交流之间各种各样界限的越来越被逾越，阶级正在消亡，国家正在消亡，文明的差别也正在消亡！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大势是趋同：差别越来越少，共同点越来越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之间越来越友好，人类最终会组合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各种各样的独立分子一味强调差异，他们的表现显得与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合拍。说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不大负责任，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能保证一旦独立本民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