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Holmes：同一世界，同一梦想――处于新主体危机的中国

2007年初，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同一世界，同一梦想”在北京处处可见。传单、杂志、广告板、灯箱、LED显示屏、霓虹灯牌，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视频屏幕。利用国家控制的所有媒体资源，北京正准备登上全球化都市的神殿。这次将不会被拒绝，也没有因为天安门事件阴影而失掉1993年奥林匹克主办国的记忆。如虚幻般拥挤的摩天大厦已宣告了这个预言将实现。那里只有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可能的梦想：不断地建设，无尽头的公路，无限的都市化，突破想象极限的都市。庞大的都市建筑群，跳跃的脉搏，膨胀的环形路、地铁、机场、炼油厂、发电厂、子弹火车――城市将吞没郊野，包揽山川和天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

一个社会怎样在全球化中为自己塑造形象？答案可以从国际化过程的心理和物质的内化中(internalization)找到。在全世界过去的20年里，自从1989年，一些落后国家步入加速的自我制造，吸收及采纳了工业技术，制度形式，美学品味，精神架构。这些转型也曾发生过，但是生产容量和跨国交易的增长却是空前无二，甚至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巨变。如历史学者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财富积累的重心移向东亚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蜕变。但这个过程同时仓皇、混乱、暴力，这不单见于快速的增长(“深圳速度”)，而且可见于现时的社会特别的控制形式。中国的转型正成为这种新复合体涌现的中心现象，而且同时威胁国际社会。

全球化个体

如果想窥探这个自我“美容”的过程，你可以坐的士回到15年前的北京，到位于首都西南方的世界公园。这个典型的中国景观文化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张，最近成为贾樟柯电影《世界》(The World，2005)的主角。眼前是一系列全球名胜的缩小版：埃菲尔铁塔，自由神像，金字塔，泰姬陵，比萨斜塔。当出境游几乎不可能的时候，游客可以在周末坐火车来观光，新娘们也可以一往如昔地在白色的悉尼歌剧院前面摆姿势拍照。如贾樟柯所指出的，这里“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而不用离开北京”。但在电影中没有提到的是整个事件中的“刺点”(punctum)一架衰老、破旧的客机，电影的女主角赵涛打扮成机舱服务员在里面工作。这架客机据说是邓小平的官方飞机，他曾乘坐出游及外交访问。也就是说普通游客可以在北京的周末，满足自己的幻想，乘坐邓小平的私人飞机。邓曾以“外国直接投资”这枚魔法钥匙打开封闭的城市，将世界带到中国。

相对北京速度来说，15年如同永恒。今天，世界公园已是落后于发展的伤心地。外地的游客不再必到那里去，而是相反方向――首都的东北角。那里你可以找到北京自己的世界贸易中心。它位于全新的中央商贸区，距离库哈斯( 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大厦不远，尚未完工的世贸中心看起来如同一条双头龙。城市现在已是世界公园，闪烁着跨国建筑物的星尘。现阶段的国际已不再是心理的，而是物质的。北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世界。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经验证实了两样东西。首先，英美的科技和组织器具的延伸已催生了一个世界文明，Félix Guattari称之为“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其次，整个世界文明的模式只能在一个区域或大陆的规模内以文化和政治资源来管制和规范。而洲际规模，不论是如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或者区域群如俄罗斯或欧盟，今天在世界范畴里已成为主导，因为只有如此规模才能完全内化，同时又能抵制全球化势力。我们面前是有趣的现实：例如“有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整个政治经济便生存在这些相交点的张力之中。而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张力怎样被个体表达及阐述――一个世界性社会的出现，怎样和新主体的生产勾连。

“个体”一词意味着微型政治(micropolitical)的尺寸，文化评论局限于主观选择的庆祝。然而个人主义并不总是和全球化主义对立。据社会学家Ulrich Beck所言――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会指出，全球化主义与密集的个人化(intensive individuation)无法分开。而这，就是“同一世界，同一梦想”的符号意义。当我们看一看高度原创及商品化的创意产业时，我们看到的正是全球化主义――以一个个不同的梦想呈现。

全球化个人主义是社交关系货币化以及合同化的结果，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本质。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东西，涉及和传统决裂，思想和知觉的新可能，有如超越地心吸力飞游于空中的经历，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词语――“非领域化”(deterritorization)。这是一种释放的经历。你今天在中国城市感受到的是一股异常的生产能量，在身体和建筑物之间流动。这种感觉相应于一个巨大的成就：成千上万的饥饿及贫困人口的出路，同时是向西方国家看齐的新发展路标。但同样的社会现实，却有其更残酷的一面，而它的对手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黑暗面，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是有表现的――绰号“小妹妹”的外地劳工夜以继日地在地盘工作以赚多点钱，不幸被坠落的起重机重伤致命。在医院断气之前，他所能告诉成太生的只是因为住院欠下的一点小债。一个相同的主题出现在成太生在悲伤的亲戚面前点算保险赔偿，唯一识字的侄儿签下将来不再续偿的字据时。为什么坚持货币化及合同化？当描述在世界城市的外地劳工时，贾樟柯尝试打开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盲区，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催生城市的各种关系隐形化。这个全球化的个人主义所支撑的潜意识，构成社会最主要的危机，这由全球化资本主义积累的速度所造成的政治和环境矛盾导致――世界社会的发展，正基于新主体的危机。

全球涌现的愈发强调威权的管治可以理解为管理这个危机的技巧，而这也和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息息相关。在权力的驱动下，加上为人民提供发展机会的雄心，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新威权主义管治的前沿。它在一个十分规范化的政治系统以及非常膨胀的经济之间发展一个独特的平衡，以及因膨胀带来的吊诡的开放。现在它正在尝试开拓创意产业，作为增强在国内外的正统性，克服长期以来产品创新方面的缺憾，以及建立一个高级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国内市场。根据这个概念，以前投放在传统工艺或革命性的前卫实验的能量和灵感，现在需要和视听产品、广告、设计、娱乐、软件和电子游戏天衣无缝地整合。换句话说，这包括了所有能在这个超级媒体城市创造出美感体验的东西。而这些，正是西方消费天堂的建构形式。它们也将现实归于隐形吗？经过验证这个社会、经济、货币支撑下的创意中国，我想指出这个国家现存的矛盾，而这些我们大多数都牵连其中。

在开始之前，我必须提醒读者，我并不是一个汉学家，而且我也没有特别的权威去指出这些东西。我想要提供的是一些观察，以及一些可研究的问题：全球化分工的发展，以及一个全球化社会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文化评论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答案，而是去展开一个对话，帮助我们去打开“同一世界的梦想”。

都市断层

有些艺术家可能对以下对话感兴趣。1996年，行为艺术家罗子丹(1971～)在表演《一半白领，一半农民》里创作了一个双层的或断层的外表，他右边身子穿着破烂的毛泽东服，左边身子是笔直的恤衫、领带。他将自己的脸化妆成一半都市人的白净、平滑，一半乡下人的古铜色、凹凸不平。他就这样子出现在成都市的街头，一只手拿着一张起皱的百元钞票，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破布。

对此，陈洪捷写道――

走在成都市春熙路上，表演者的动作流露着真实及虚幻。在假日酒店，他用农民的衣袖去擦拭门口的马赛克……在一家钟表店，白领试了一个价值230万元人民币的钻石表，欣赏闪烁的光泽。在肯德基炸鸡店，白领兴奋地吃着快餐，而农民却留下炸薯条和沙拉不知怎样吃。这个表演点出了阶级问题，在更深的层次则是人类社会的角色问题，以及禁止人类欲望的矛盾的根源。

罗子丹为人格分裂的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出色的隐喻，那里有耀眼的新城市，也有向往住在这些城市里的8亿穷困农民。他同时指出了我称为“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每个人都知道，自从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成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它拥有特别的“中国价格”，即是任何类型的商品都有全球最便宜的叫价。但这个价钱却是依靠都市里白领对大量廉价劳工的敲诈，这些劳工都是他们的那另一半――从乡下走进工厂的农民。这两个形象如何同时存在同一城市，或者如罗子丹所表达的那样生活于同一肤色中？

自从1949年起，共产党的户口制度将人们固定在他们的出生地，城市白领及乡下农民的关系已被形式化。（中国1954年宪法取消人民自由迁徙权，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才开始受到严格限制――编者注。）在革命时期，优先发展的是城市：城市里的无产阶级获得社会保障以及福利，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被严格控制，在工业快速扩展的时期偶尔有例外，但最终都是以武力将移民逼回农村。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政策自1980年代起继续被沿用。在改革开放期间，尽管有大量的农村户口涌向城市，城市户口仍然是农民无法实现的梦想。它杜绝农民以及子女享受社会及教育福利，同时使他们处于随时被捕及遣返回出生地的危殆境遇。吊诡的是这个拒绝农民获取城市户口的系统，构成了财富生产的基础，更加吸引农民前往城市。这个悖论使整个大陆的1.2亿移民构成了中国所谓的“流动户口”，他们拥挤在现代都市生活的门口，而没有多少人能够进入。

根据一个无法核实的统计，现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共有3000万外劳工人，而其余的流动户口则流动于农业省(区)。所有这些人都被考虑为离乡背井，他们住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户口系统使农村劳工在中国的境况，有如欧洲或北美的移民劳工，这些劳动力被塞进纯劳力和低技巧服务行业，以进一步削减现行行业的工资。最近国家被逼转型这个系统，特别是在2003年，一个叫孙志刚的青年被拘留在广州市公安局并被殴打致死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后。同时，政府需要解决农村地区持续上升的失业率，以及小型市镇工业发展的不稳定，因为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官方的立场则是担心完全废除户口系统会引起人口移向沿海城市的混乱。事实上，80%的户口注册已电子化，使户口系统成为强有力的控制工具，所以短期内应该不会被废除，也就是说，城市/农村的分野不会消失。某个程度上，这个特别的社会关系依附在我们穿的衣服、买的商品上――这值得我们去了解知道吗？我们难道真的对中国无知吗？户口系统在未来10年的演变，将是测量阶级结构转变的最佳仪器――这不仅指中国而言，而是全球同理。

有趣的是，罗子丹的表演是在1996年，也即是邓小平南巡的几年后。新的发展区、股票以及地产已开放，如新左派评论员汪晖所言：“政策基础及市场条件使中国涌现了新的富有阶级。”当国有企业被遣散，制造了大量的失业人员，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辩论公民社会的容量能否带进民主改革。这本来预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经过激进的系统改革，而是“经过市场化，本土和政府内部利益组织的成立，以及释放在传统家族组织下所持有的资源”。这在行动上意味着本土层次的交易将被开放，且基于中央政府协调的合同和土地使用权的前提。

然而汪晖继续指出：“(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公民社会完全偏离工人阶级及农业社会，不单完美地配合加剧贫富悬殊的国家政策，而且在原则上将民主进展和它真正的社会根基切割开来。”结果是中国不平等现象加剧，现在甚至已经达至已发展国家最高水平――如美国。罗子丹将这个情况戏剧化为他1997年的表演《白领模范》，一个商人穿着长袖恤衫以及打着领带，站在街头宛如一个保安，但他却是站在一个连接到氧气缸的透明塑料盒里，将他和人群隔离。当社会分离如此突然，与官方平等主义和共产主义修辞截然相反，“阶级问题”和“禁止人类欲望的矛盾”抵达极端。对话的存在则是基于不存在，作为心理层面对个人的影响不逊于团体。罗两个表演提出的问题最终可能是：难道工作在空调下的你，不能感受到你的另一半肌肤正在滴汗？

沿海网络

让我们从成都移向中国的工业中心重庆，再经过三峡大坝直下扬州到上海――世界上最生气勃勃的城市之一。上海浦东1992年成为经济特区，因为重工业的增长，加上高科技研究中心以及新的股票交易的吸引，上海已经超越深圳成为中国最具生产力的都会。2002年，它取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一个加拿大籍的顾问解释：“上海想成为世界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