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及相关问题

对未来进行预测必须以过去的知识为基础。正是这一基础使得对未来的预测成为可能的、必须的，但它也为我们了解未来设置了限制。

未来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其实就建立在我们已有的思想遗产之中。就当代中国而言，它主要是指这样三个遗产：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启蒙主义的遗产和当代新启蒙思潮，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表述及其批判。

本文认为：这三大遗产作为自足的思想体系，正处于重要的转变过程中，而且，在当代生活中，它们之间也并非孤立自足的存在，而是处于互相联系、彼此冲突的过程中。本文还将指出：正是这一巨大地转变过程，这种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构成了未来中国思想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

自19世纪中叶起，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逐渐预设了一个“整体资本主义”；但是，正像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整体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整体，社会主义运动包含着不同的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转化与消长构成了“历史社会主义”。

自1949年开始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样不是一个整体。它具有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功能。现代化功能、社会保护功能、人民民主和革命的功能，都历史地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并分别具有相应的历史创制，这些创制的历史结合凝聚着社会主义制度，而其彼此冲突又发展着这个制度。

1。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宣告了已有社会主义思想、制度实践的重要转变（“改革”）。思想解放运动鲜明地指涉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框架中的政治构想，而且也改变了一整套与社会――历史叙述相关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例如：阶级、阶级斗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平等、人民民主和社会革命等等。宣告“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时代，一种政治方式的终结，而且，它更意味着用诸如“阶级、阶级斗争、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社会革命”这一系列“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来描述世界、描述中国问题的方式被部分地放弃或“告一段落”。

在当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这种放弃恰恰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举，即意味着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意。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正是通过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所关注的“人的类本质”问题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分离，从而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或者，以这种“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方式（注一），巧妙地将马克思编入“启蒙的人道主义”话语之中。

“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前期马克思／后期马克思”的叙述方式，委婉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遗产之间的基本关系，是联系而不是区分和断裂，从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整体”的现代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看，“阶级和阶级斗争”才能被理解为“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产物，并将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而消除。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替代性概念，则为确立资产阶级“启蒙时代”抽象的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特别是，这里的所谓“整体”更意味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整体”的“现代化”历史目的论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鲜明的是，通过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将马克思主义表述为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

然而，这与其说是回到了马克思，倒不如说是回到了黑格尔。因为是黑格尔开创了通过“现代化进程”来叙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式，黑格尔主义具有鲜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色彩。它既是一种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也是一种以抽象的现代化指标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而当我们将马克思重新置于黑格尔传统中的时候，恰恰忘记的是，马克思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作为自己毕生批判的目标，而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过对于黑格尔的批判达成的。

所谓资本主义，无非具有两个基本特点：1。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压迫关系为轴心，这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2。资本主义企业依赖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为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有决定作用的信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这两个特点是互相联系的矛盾构成，换句话说，它们其实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同一个东西。而这也就是康德所谓的“占星术”一般的眼光，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指：我们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形而上学的推理”这样两种方式，同样都能看到“真实”，然而，这两种“真实”本身却是矛盾着的存在。例如资本主义现代进程中的“阶级关系”和“市场关系”就是如此。

实际上，也就是在如何评价现代性这一点上，不仅仅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者之间，而是现代思想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分和断裂。康德之所以将二律背反视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强调的其实也就是这种断裂。按照康德的洞见，“现代”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绝望的时代――而这两者都是这个时代的“真实”。黑格尔却认为，只有绝对理念的历史进步才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与其说面对了康德“二律背反”的现代性难题，不如说以一种虚构的、肤浅的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回避了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性是个矛盾体的洞见。

马克思的确处于与某种思想传统的联系之中，但如果仅就德国思想传统而言，这就是指康德的传统，而不是指黑格尔的传统。马克思恰恰是通过与“青年黑格尔派”告别的方式，开始他真正的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从康德到尼采的德国浪漫哲学或者现代性批判传统中，马克思不但处于异军突起的核心地位，而且，坚定地批判历史目的论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恰恰是马克思本人与黑格尔传统的根本区别。如果将马克思置于黑格尔开创的现代化历史目的论叙述中，那就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思考方式，或者说，遮蔽了马克思那双伟大的眼睛，――正是通过这双伟大的占星术一般的眼睛，在马克思反思现代社会的批判视野中，现代进程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矛盾体和动力性结构。换句话说：将现代进程理解为自然的，不但掩盖了它的压迫性结构，也掩盖了这个进程所包含的民主动力。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经常感慨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学者却往往没有康德这种所谓的“占星术”一般的眼光，即他们不能从两个角度看到同一个事物。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只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而不能从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去观察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现实的市场关系实际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两点却只看到了后一点，结果表面上中立的市场关系，就掩盖了作为其基础的阶级关系。于是，他们只能是这样的现代化论者：将现代化看作一系列普适性的标准，将市场视为中性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秩序，却看不到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它掩盖着的阶级压迫关系，――而从这样的现代化论出发，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从现实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现代社会的民主问题。

黑格尔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进程的这两个方面，然而，却力图以时间上的“先后”和逻辑上的“主次”这两种诡辩的方式，将两个矛盾着的真实中的一个取消掉。这就是指：他一方面通过“历史哲学”，将现代化处理为历史“主线”，将社会压迫、阶级关系处理为历史“支流”，这就是所谓“两步走”。另一方面，则通过形而上学（大逻辑和小逻辑），将普适性的现代化规则处理为“本质”，将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民主化诉求处理为“现象”。

马克思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具有康德所谓占星术一般的眼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这种“两步走”的资本积累战略，揭示了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积累的牺牲品和代价，乃是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正是这一事实本身，瓦解了以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也瓦解了黑格尔将世界历史作为“现代化史”来叙述的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无论资本和货币有了怎样程度的抽象增加和积累，只要这种世界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资本积累的维持，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大规模的赤贫无产阶级和贫困人口为条件，是以现实的压迫剥削关系为基础，那么作为“整体”的现代性叙述，或者说对于现代进步的乐观主义理解就已经瓦解了，为这种整体叙述所维持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

因此，如果真正要回到马克思，那么恰恰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传统之间不仅存在明显区别，而且显然存在着根本断裂：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造成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从思想方式上彻底揭露了，黑格尔关于现象／本质，优先发展／随后发展、积累／分配、效率／公正等一系列“两步走”叙述方式，不过是一种虚构的“知识的等级制”，而这一“知识等级制”，则是“现实的等级制”的基础，也就是说：作为压迫性叙述的现代形而上学及其法哲学表述，不过是现实统治关系的投影，是一个精心构造的大骗局。

实际上，重新将马克思纳入黑格尔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目的论的“首创者”，就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一个将马克思的文本体系化、简约化的天才，但是，这位天才与马克思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具备康德所谓从两个角度看取同一个事物的眼光。他所具备的，恰恰是单一看取“真实”的目光，这目光因单一而直线如炬，即一直向前照彻世界，却独自把自己留在盲目中。此后，第二国际以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纷纷从“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论”的角度强调了资本主义“进步的”方面。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将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作为其反动）成长出来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将效仿“资产阶级革命”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进一步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出现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无论社会民主党人还是获得了政权的共产党人，都抽象地强调优先进行资本积累，一般地说就是“现代化”的优先性。然后，社会主义者才强调生产数据和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版的“两步走”战略。（注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黑格尔主义”。在这种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中，我们读到的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目光，而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幽灵。尽管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家，看起来比马克思本人更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面对他们，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警惕地指出：他本人并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就已经批判了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不能靠“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论来作出“历史必然”保证，因为资本的积累，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关系作为条件，也就是说，它必须把社会关系按照“积累”的需要进行改组，甚至必须对自然、人、财产（货币）的意义进行改写。因此，“资本积累”并非是一个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市场”也并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资本积累和“市场”是对自然和自生自发秩序的制度改造。其必然以人类社会“劳动力化”和“自然万物商品化”为基础、目标和代价。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生产不仅“生产”出产品，而且必然生产出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式就是以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社会剥削关系为条件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当分析现代化的生产和积累过程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这一系列被同时“生产”出来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从而，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的生产、积累与合理消费和公平分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历史联系，“物质的高度丰富”与合理消费、公正分配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会遵循一种“科学的历史目的论”的描述，通过“历史发展”必然达成，恰恰相反，资本积累过程要求并且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不得不以高度社会“分化”和社会“差别”为特征。（注三）

“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中立”的想象，掩盖了它内部所包含的利益分化、阶级分歧和矛盾的结构。而作为绝对理念的“现代化”概念，却是从绝对理念的“人”发生出来的――也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开头时所谈论的围绕着《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的争论――这场争论的要害并非是回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