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嬗变、缺位和弥补：政治安排中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①

[摘要] 本文从经验的层面，向学界提供皖南宣城市七县区市（含市开发区，下同）私营企业主的相关调查资料，以认识经济实力、政治安排和利益表达等三者之间的互动格局，了解利益表达的嬗变、缺位和弥补之现象。通过实证研究，本文认为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而非社会名声，与政治安排形成正相关关系；经济实力是互动格局的始发因素，却不构成政治安排时组织上“正式介绍”的主体内容，不能成为正式利益表达的主要对象，此为利益表达之“嬗变”。正式利益表达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名声、强化了政治安排的合法地位；但不能充分表达自身利益，两者没有形成正相关关系，此为利益表达之“缺位”。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在“非正式介绍”中较为突出，扩大经济实力、获取更高政治安排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并在非正式利益表达中有种种体现，此为利益表达之“弥补”。

[关键词] 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社会名声；政治安排；正式利益表达；非正式利益表达

一、主题与理论

1、问题：互动格局的嬗变

私营企业主被“政治安排”[②]进入各级政协、人大和中共党代表会议，甚或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享有权力提出提案、议案和建议，是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有现象。在政治学上，这是个人式的、[1]合法的、[2]制度内的[3]和决策层次的[4]政治参与。章敬平把它称作从政，[5]陆学艺概括为“生动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6]

私营企业主如何得到、对待政治安排式的政治参与？安东尼・奥罗姆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一个人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两者之间有着令人信服的和十分明显的相关性。[7]Anthony Downs认为，人们通过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参与范围和形式，政治参与在本质上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且首先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考虑，总是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8]依此观点，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随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渐趋抬升的社会地位，其接受政治安排以表达利益，反过来又强化经济实力，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互动格局（见图1）。

然而，下面一份属名为“中共宣城市委统战部、宣城市工商联”向市委的请示报告，却透露了另外一种信息：

市委：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是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社会地位，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强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市私营企业3350余家，个体工商户11万多户。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非公有制经济占（我市，笔者加）纳税总额25%以上，这其中也包括外来投资者所作的贡献。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更大、更快的发展。

根据皖发[xxxx]xx号和皖发[xxxx]xx号文件有关精神，我们建议：在这次人大、政协换届中适当增加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把那些政治素质好、经济实力强，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安排到人大、政协中来，让他们在我市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以上请示，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xxxx年xx月xx日

可见，私营经济实力足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党和政府“延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与政治，是为了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图1中的互动格局，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因素，格局就产生了新变化（见图2）。

图2显示，互动格局的始发因素不再是图1中的私营经济实力，而是私营经济外化的社会成果――社会经济发展，即官方语言中的“在我市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因为，如果私营企业主因为自身经济发展而政治安排，那他们就有理由通过利益表达进一步强化经济实力，而忽略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如果私营企业主仅是自身经济发展而没有强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减少政治安排的机会。因此，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表达利益的对象不是私营经济实力，而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2、理论：混沌中求解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是我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

第一，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态度。Solinger指出，私有企业主总是努力争取官员的支持，甚至把自己变成与国家有关系的企业；而官方也高度评价这些新企业家，因为发展经济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同时官员可以从中受益。[9]他看到了政治权力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注意到，私营企业主卷入政治参与，很大程度上是动员参与。[10]另一名学者发现，经济实力不同的私营企业主，有着不同的政治行为取向。[11]这种观点看到了他们政治心态的异质性，而忽视了同质性。陈光金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正在上升”，[12]而另有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至今没有多少进入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的热情。[13]观点的相左在于这些研究没有深究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的根本原因，即G・Parry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的状况和水平由以下三个变量决定：即方式、程度、质量。” [14]换言之，是本质决定现象，而非现象决定本质。私营企业主由动员式向自动式政治参与转变的政治倾向，是为了“政治自救”甚至“政治寻租”。[15]但是，从图2来看，没有表达这种利益的直接路径，它的缺位是如何造成的呢？

第二，关于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与政治安排的关系。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自身主张，且相当一部分学者也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的最关联因素，不是经济实力，而是非经济因素“社会名声”。陈光金认为，“社会名声与政治相关度最大，反映出两者在现实生活中互涨的关系：社会名声越大，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越大；反过来，政治参与度越大，社会名声往往也越高。”“收入地位与政治参与的相关度最小，显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私营经济与公共政治既在一定程度上纽结在一起，但尚未达到紧密的程度。” [16]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公益活动为其政治安排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究其根本，“政治安排”缘由私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如果与一般公民相比，则无论是党员业主还是非党员业主，其政治社会参与率都是很高的了，尤其是他们在人大、政协获得的代表率，远远高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 [17]

第三，关于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的模式。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并可能会较好地把握的，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和事务。” [18]与私营企业主密切相关的问题与事务首当其冲的是其经济实力，也即，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时理应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但是，董明预测私营企业主的“功利性的政治心态将占主导地位”，断言“公益性的政治心态将呈适度增长态势。” [19]到目前为止，鲜有学者关注并解析这一理论与现实不相吻合的现象。章敬平认为，“虽然少数综合素质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开始尝试着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但已经或正在获得一定政治安排的他们，对现阶段的政治格局并不会形成威胁，因为他们努力反映其政治要求的场合以及方式都是‘一定的’、‘循规蹈矩’的。” [20]如果说这种描述还不够彻底的话，那么，本文尝试着通过实证分析，试图说明他们在政治安排中的利益表达（称之为正式利益表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机会（称之为非正式利益表达）来弥补，而使图2中的互动格局大致保持图1中的本来面目。

二、互动格局中的缺位与弥补

我所调查的宣城市位于皖南地区，于2000年1月建市，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县、泾县、绩溪县、旌德县和宁国市等七个县区市，人口2751226人，面积12.3万平方公里。到2001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101000多户，私营企业3350余家，民营企业（指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下同）从业人员达273000多人，累计注册资本金20.2亿元。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超过百万元的有81户，过千万元的有7户；民营企业上交税收占同期全市税收的25％。[③]在一年的调查中，资料的收集是由相关部门按照笔者调查的路径实施的；我注重的是，按照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的类型、层次和频率，筛选出近100位调查对象，实施一对一的调查访谈，并有针对性地对党员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心态做了问卷调查。

1、经济实力与社会名声：是与非的交织

市工商联提供了一份24家“全市工商联部分会员纳税额超50万元的私营企业基本情况”[④]。现按照这些24位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的类型、层次和频率作如下分析。[⑤]

这24位私营企业主纳税总额为3322万元，中位数为138万多元，而据安徽省2001年1―12月份各市主要经济指标统计，宣城市该年地方财政收入为68919万元[⑥]。也即，24位私营企业主的财政贡献占了全市的4.82%,换言之,如果全市有499位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则他们的纳税额即是全市该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可见，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为宣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对其“政治安排”是理所当然的：24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率高达97.7%；一人两次以上参与政治的高达10人，政治参与总次数34次，人均政治参与中位数为1.417，其中有9位私营企业主在以上四种不同类型中交叉政治参与。

“政治安排”式的政治参与是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相互交换的结果。[21]中国共产党宣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2001年），有9名私营企业主[⑦]。由党组织鉴定、撰写并向上级党组织推荐为党代表“代表登记表”，我们称之为正式介绍；9名私营企业主党代表中有5名是市工商联会员，因2001年纳税额超50万元，市工商联曾对他们作过注明“仅作参考”的“基本情况”介绍，我们称之为非正式介绍。现对有关经济实力和社会名声的文字使用量统计如下（见表1）。

非正式介绍中，关于“社会名声”的文字仅占5.4%，而私营经济实力的文字占94.6%；正式介绍中，关于“社会名声”的文字高达61.3%，而私营经济实力的文字占38.7%。非正式介绍中，社会名声只有一例（表中粗体字）；正式介绍时，社会名声的文字介绍少于经济实力的也只有一例。这说明，“政治安排”式的政治参与高度关注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名声。内含的信息在于：对于公众，他们具备“政治安排”的合法性；对于私营企业主，这是利益表达的直接目标。但事实是，绝大部分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的经济实力要大于社会名声。[22]表1说明，社会名声虽然有影响力，但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明显的联系――这与张厚义等相关研究的结论相一致。[23]

2、经济实力与政治安排：扑朔迷离的关联度

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与政治安排的类型、层次和频率的关联度如何？第一，以宣城市2001年经济总体水平居于中位数的泾县为样本来分析[⑧]。

同一类型的政治安排。一是频率与级别基本呈负相关。如人大代表：乡镇（9人次）、县（3人次）、市（6人次）；又如党代表：乡镇（13人次）、县（4人次）、市（2人次）。这说明，能够“做大做强”的私营企业毕竟是少数，呈现出“金字塔”形态；与此相适应，安排级别也呈现出“金字塔”形态。也即：经济实力、安排级别都显示出与安排频率的负相关特征。二是人均纳税额与级别基本呈正相关，如政协类：县（10万元）、市（120万元）；人大类：乡镇（36.6万元）、县（64.8万元）、市(195.5万元)；党代表类：乡镇（14.87万元）、县（11万元）、市（521万元）。三是人均注册资金基本上与级别正相关, 如政协类：县（3万元）、市（373万元）；人大类：乡镇（131万元）、县（371.2万元）、市(313万元)；党代表类：乡镇（43.3万元）、县（15.75万元）、市（1290万元）。四是人均吸纳就业人口与类型正相关,如政协类：县（15人）、市（180人）；人大类：乡镇（88人）、县（96人）、市(247人)；党代表类：乡镇（42人）、县（35人）、市（704人）。

不同类型政治安排。一是频率与级别正相关，如：党代表（19人次）、人大代表（18人次）和政协委员（3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