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 张洁 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

【内容提要】 作者从制度安排影响知识积累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地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地区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并非完全是来自我们的学术文化，而更多的是源自我们的学术制度安排。因此，作者强调，要想推动中国的地区研究（以及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就必须推进制度上的变革，特别是在学术研究贡献和政策意义之间寻求好的平衡、加强对学生的训练、提高研究型刊物的质量和改进著作出版程序4 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

【关键词】 地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

尽管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但由于文章涉及其他一些学科分支，因此，有必要先给出对以下概念的“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是指综合了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研究角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一般认为，“地区研究”造就的是国别问题或地区问题专家，而这些专家除了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领域（如经济、历史或文化）有特别的兴趣和深入研究之外，还必须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情况有清楚的了解。

“国际政治/关系研究(international politics/relations)”是指对“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国际命题(international issues)”[1]中的主要政治问题的研究。一般说来，“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安全关系、一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对外关系的互动。因此，“国际政治研究”是一个和“地区研究”有交叉的概念。但同时，“国际政治研究”也包括那些以国际政治命题为研究核心、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兴趣基本上只是作为实证素材的研究。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完全是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而这些研究对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其有限的兴趣。 这样的研究包括战争的起源、核武器理论、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对国家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是一个比“地区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都要大的概念。“国际问题研究”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包含任何针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命题”的研究。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包括了“地区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2] 但是，“国际问题研究”还包括了“地区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都不涵盖的一些领域。这些领域主要是指那些“地区研究”只有相对局限的实证兴趣，而同时“国际政治研究”也不太关心的非（纯）政治领域，[3]如“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4]以上4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 表示。

显然，在现实的“国际问题研究”的世界里，地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经常是相互交叉的。但是，它们的研究者的偏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从事国别问题或地区问题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不过，他们同时也可能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选择，以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做出深入的、可能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相比之下，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则更多的是首先选择领域或者命题，[5]然后再根据领域或者命题来选择他需要关注的国家或地区，他认为选择这一国家或地区能够提供解答他感兴趣的（理论）命题的素材。

一 地区研究的遭遇：中国和西方

作为最早发明文字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恐怕也是最早拥有“地区研究”的雏形的文明和国度之一。在《山海经》的“海内经”篇中就已经可以见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这样的语句。[6]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更是有了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的相对详细的记载。[7]不过，古代中国的地区研究似乎一直没有超越司马迁的水平，也许反映了中国传统中的“自我中心主义”。[8]

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一直到西方列强到来更是明显。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比自己技术更领先、文明更进步、因而更强大的国家或文化的经验，所以，当西方列强到来时，中华帝国先是否认、然后是拒绝正视自己已经落后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清帝国始终无法决断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遥远、陌生但却先进的文明，也没能更早地选派官员或者留学生去那些西方国家去看一看。其最终结果是，在后被西方叩开大门的日本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明治维新时，清廷还在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和学什么的问题。而清廷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更是一无所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试图沿用对付游牧民族的战略和战术来面对西方列强，这也就注定了其结局的悲惨性。

因此，中国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外国问题研究的不在意甚至蔑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

近代西方的地区研究是紧随着西方航海时代的开启而兴起的。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的船队开始远涉重洋寻求财富（也包括征服）不久，地区研究也就在这些国家诞生了。不过，早期从事地区研究的人士并不是专业的学者，而是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及他们的后代）。这些人士或是因为兴趣，或是因为职业的需要，为西方的地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国家中，第一个真正让地区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的国家是第一个成为全球力量的大英帝国。随着科学革命从欧洲大陆因为罗马教廷的干预而逐渐转移到已经成为新教国家的英国，一切事物皆可认知，而一切知识都是力量的信念开始成为英国学术界的新宗教。这种精神最后也同样成为了地区研究的精神支柱。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是地区研究这一门学科的领先者。而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 Studies,SOAS）在1916 年的诞生则是地区研究在英国首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最好标志。[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全球国家的美国也同样不得不面对日益纷杂的全球事务。随之而来的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也决定了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美国因而一跃成为地区研究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今，尽管在许多美国大学的政治系里，地区研究不如更偏理论的研究受推崇，但因为许多从事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都是以关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为他们的实证支点，所以地区研究仍然是构成美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支柱之一。[10]

同样，在冷战期间与美国对峙的苏联也对地区研究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尽管苏联的地区研究（以及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因为没有太多的理论建树以及受到语言的限制，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远比不上美国（甚至英国），但是，俄罗斯重视地区研究（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却一直持续至今。

因此，一个国家地区研究的兴旺是和这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联的。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国家兴旺才能更多地支持地区研究，更是因为国家的兴旺意味着不断扩展的利益，[11] 所以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地区研究，而地区研究显然也能够支持国家的进一步发展。[12]

有了这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跨度中看待今天中国的地区研究，并且探讨它的未来。

二 中国的地区研究：历史、成就和问题

（一）历史和现状：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地区研究基本上是由政府职能部门来完成的。虽然中国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细分地区来进行国际问题研究，但当时的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基本上没有学术圈和智囊机构的参与。[13]在这个时期，除了对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了解，中国的地区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决策也逐渐走向了类似于其他国家对外决策的模式，即中央政府在从多个渠道（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学术圈和智囊机构）获取信息和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基本模式。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中国面临着一个其利益分布越来越广泛、因而必须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交往的前所未有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地区研究开始逐渐真正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随着涵盖各个不同地区的“专业／研究型刊物(academic／research journal)”以及一些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型刊物的出版（见表1），[14]中国的地区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的政策的讨论，也逐渐进入了公共领域。 中国的地区研究也最终进入了今天这样一个既服务于政府，又是一门专业学问，同时也满足公共消费需求的时代。

表1 国际／地区研究的主要研究型刊物

类别（地区/综合） 研究型刊物 种数

亚太地区 《当代亚太》、《东北亚研究》、《东北亚论坛》、《东北亚学刊》、《日本学刊》、《当代韩国》、《东南亚纵横》、《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南洋问题研究》、《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 12

欧洲（西欧和东欧） 《欧洲》 2

北美 《美国研究》 1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研究》 1

非洲、中东 《西亚非洲》，《非洲研究》[15] 2

跨地区型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亚非纵横》、《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3

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经济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国际问题》、《太平洋学报》、《国际论坛》、《和平与发展》、《外交学院学报/外交评论》 11

综合性 《战略与管理》（已停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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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新中国的地区研究基本上走完了地区研究在其他国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的道路。需求的增长最终决定了一门学问的成长，而需求的扩展和变化也形成了当今中国地区研究的基本格局：以满足政府的决策需要为主要目标，以满足专业学问和公共消费的需要为次要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的地区研究在今天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占到了绝对的分量。在王缉思和门洪华的统计研究中，[16] 即便在那些综合性的国际问题研究型期刊中，可以被划分为地区研究的文章也占到了49%，而如果将那些关注大国关系的文章(占11%)也划归此类的话，可以被划分为地区研究的文章就将占到文章总数的60%以上。而如果将那些更加专业的地区研究型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统计入内的话，估计地区研究的文章将占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文章总数的80%-90%。

如果对中国的地区研究做进一步的细分，我们同样会发现需求的强大影响。在中国的地区研究所关注的国家和地域中，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对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3 个在历史上对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国家关注最多，对这3 个国家的研究不仅队伍最大，研究的程度也最深入，其中又以美国研究为最。

从关注的地域来说，亚太地区显然是中国的地区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地域。这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其主要的国家利益都集中在这一地区。[17]相比之下，对于一些与中国相隔遥远，同时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并不密切的地区，中国学者的关注就要少得多。

由需求所决定的“供给”（主要是指研究经费的来源）的影响也同样明显。目前，中国国内对国际问题研究资助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直接的和间接的），其次是国外基金会，而中国企业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则处于起步阶段。显然，有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由于能够获得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资助，因而也就能够扩大研究队伍，有条件到研究对象国进行一定时间的实地调研。

在这方面，研究美国和与美国相关的问题以及美国所关心的全球和地区问题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拥有巨大的优势。这是因为美国不仅是中国外交和贸易政策所关注的重心，而且美国还是对人文学科研究资助最多的国家。通过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以及其他的基金会、学校和智囊机构的资助（一般以合作研究项目为主），美国是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地区研究）最大的外援国。[18]

日本和德国也通过各自的基金会对中国的地区研究投入了相当的资源。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和德国对中国地区研究的资助更多的是用于对它们本国的研究。在亚太地区，韩国也对中国的韩国问题研究进行资助。

相比之下，那些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地区研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欠发达国家不能够对中国的地区研究提供资助，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地区研究基本上只能够依靠中国政府的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