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自安：经济转轨、政府管制与权力资本化：中国案例*

摘要：本文针对经济转轨的基本理论，以及转轨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案例并就中国转轨的研究做了简要述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转轨具有明显的“强政府”特征，而强政府对于转轨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强政府对经济转轨的高度管制，使得经济转轨更具有可控性，但同时也容易形成过强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本文认为，制度反腐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于中国的转轨经济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是防治腐败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国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需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信仰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以及强政府与建立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的冲突。

关键词：经济转轨；政府管制；权力资本化；中国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GDP 从1978年的5689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增长了20.5倍，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与此同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与其他转型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更因其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持续性而独树一帜。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强政府”特征以及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化和内部矛盾同样引起了较多的争议。例如：如何解释和评价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呢？中国的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国家提供借鉴，还是仅仅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如何认识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城镇失业率提高等问题，是市场化使然，还是中国改革的特色？

关于以上问题，国内外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肯定中国改革绩效的同时，仍存在较大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绩效评价标准问题；二是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的评价；三是关于中国改革中的“强政府”特征和改革副作用的看法。

本文从转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入手，以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为案例，分析了转轨经济中的“强政府”特征，以及转轨过程中的政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全文包括五个部分：一是转轨经济的基本理论综述；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绩效；三是放松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四是中国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管制与权力资本化；五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性回顾。希望对转轨经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经济转轨的内涵、目标、约束条件、模式和评价标准

经济转轨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前社会主义国家[1]的市场化改革为起点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一种观点认为转轨经济学自1978年就发端于中国经济学界[2]，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进程启动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3]，但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则认为转轨经济研究的兴起是以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为起点的[4].分歧的存在和转轨经济学起点的争论并未说明转轨经济学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甚至到目前为止，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理论分歧都十分突出。总体而言，转轨经济学家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十分有限的。这些基本共识在笔者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的界定，尽管学术界采用的术语包括“过渡”、“转轨”和“转型”等不同词汇，但这些词汇的外来语辞源都是“trasition ”，尽管不同转轨经济学家对以上三个词语做过界定和区别，但从几个词汇的混用现实看，其内涵带有市场化的共性，即特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2）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3）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宪政改革。

关于经济转轨内涵的清晰界定一直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并且，“给转型国家提供政策建议的结果，对经济学家而言，最好的情况也只能说是威信扫地，并且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5]但不管如何，对于从事转轨经济研究的人，有必要对转轨经济的整个过程做出理论探索。根据对转轨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具体地明确一些转轨的目标，这些目标主要包括：（1）以市场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引入价格机制和形成开放性的竞争市场来实现；（2）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所有制改革，主要表现为公有制经济的逐步退出以及在竞争领域的收缩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成长；（3）政府从计划经济中的无限政府和市场唯一主体地位逐步退出，转向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4）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宪法体系，有效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和自由；（5）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价格体系正常运转，抑止失业和通货膨胀，防范经济危机等。以上转轨目标主要是宏观层面的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轨经济本身的一些特征。总体而言，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1）改革过程的过渡性导致的不确定性；（2）转轨速度和次序的可选择性及其结果的不可控性；（3）转轨经济受到的强政治约束；（4）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和互动性。

以上特征较大程度上形成了转轨经济的约束条件，各种约束条件形成的合力导致转轨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从转轨改革的实践来看，转轨模式按照发动主体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按照转轨进程的速度可以分为：渐进模式和激进模式（大爆炸）。从各国转轨的实践过程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并不具有明确的分界，二者具有明确的兼容性和互补性。相反，渐进模式和激进模式的界限则泾渭分明。（参表1）

激进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和强制性特征，尽管激进改革使部分国家从休克走向了休眠（参：表3），而渐进改革从经济增长和改革成本来看更为成功，但部分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现在评价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还为时尚早。这一分歧主要体现在关于转轨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上。

关于转轨改革绩效的评价标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1）宪政改革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多是主张激进改革的经济学家。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进行转轨改革之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转轨改革应当采取“大爆炸”式的一揽子计划，亦称“休克疗法”或“华盛顿共识”，通过一次性放开价格和全盘私有化以及制定私有化法案，使经济在短期休克后迅速回复增长。但当前苏联等转轨经济在休克疗法之后陷入休眠而引来一片唏嘘时，部分经济学家抛出了宪政改革的论点[6].萨克斯、杨小凯和胡永泰等在2000年发表在香港信报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一文中认为：在渐进疗法与休克疗法孰优孰劣的论战中，渐进主义观点占据压倒性优势（参Roland，2000和萨克斯与Woo ，1999），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大多缺乏宪政思考。评价经济转轨绩效的核心标准应该是宪政转型，并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两次宪政转型论证了宪政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和长远影响。尽管这一观点在初期被很大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视为对休克疗法的辩护（陈甬军，2000），但目前中国渐进转轨负面效应遭到的批评和政治改革进程缓慢的现状已经使部分学者支持宪政转型的观点（张宇，2001，张千帆，2004）。（2）制度品性论；这一论点的主要代表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他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2000年第一期）发表的《从社会主义倒资本主义的变化意味着什么》[7]一文中指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此文是该杂志“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系列论文中唯一一篇论及“过渡和转轨”问题的文章，该文实际表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转轨和过渡的评价。科尔内对转轨和过渡的界定是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偏离原有的体制特征时，转轨就开始了，而当这一偏离在制度品性上有实质转变，并达到或者具备资本主义制度的品性特征时，过渡就结束了。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中国试图在体制内，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不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是无法被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所接受的（陈甬军，2000）。（3）以自由看待发展[8].相比于前两种评价标准而言，这种观点更具有开放性。作为第三种转轨评价标准，它指那些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前后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改善的角度来评价转轨改革绩效的观点。总体而言，从转轨初期的“华盛顿共识”到本世纪初国际学界形成的“后华盛顿共识”，在对转轨绩效的评价方面已经从前两种论断发生了偏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和持续性，肯定了以中国和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就，并就改革中的负面作用及未来改革的走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除以上三种总体的评价标准外，具体的评价标准还包括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委员会以及西方国家研究机构制定的市场化指数体系，转轨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等。部分数据将在论文以下部分论及。

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绩效

在中欧和东欧转型过程的初期，对转型改革的“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这一观点由于受到当时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的支持，甚至影响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同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观点也影响了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决策，而中国是最大的例外。中国没有采用华盛顿共识观点的任何建议，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转轨之路。中国的转轨改革不仅在改革之初就对主流转轨理论――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而更在转轨改革10年之后扭转了关于转轨的主流观点。中国的转轨改革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肯定，也使得主流的转轨观，从主张休克疗法的华盛顿共识转向了“渐进主义的制度观”。中国经济的奇迹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她的令人瞩目的增长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学术界的好奇。试图对中国奇迹作出解释，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以及中国模式对其他转轨国家的发展和改革过程的借鉴意义，成了目前转轨经济学界的重要内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针对高度集中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其改革路线带有明显的“由农村到城市”的特征。改革的第一步是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将改革推进城市；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和成长；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逐步放开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已经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在1980－1995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出6.5个百分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13.4％和12.4％，都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9]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告诉、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态势，GDP 年均增长率达9.4％，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并在2003年人均GDP 首次突破1000美元。全国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22053亿元，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8904亿元，25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6.7倍，支出增长了19.7倍。[10]

贫困程度有较大改善。在近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90年的54.2%下降至2001年的37.9%，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值也从58.8%下降至47.7%.[11]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成效显著。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到1997年的GDP 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比1952到1978年间的GDP 和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高出71％和132％。[12]同比，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分别提高了184％、10％和139％。[13]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