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文化因素

1、 对于文化和民主发展关系的一般看法

文化的内容在不同的领域里有不同的意义，但是通常指社会的知识、音乐、文学和艺术等，但是也可以指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制度和人际关系等。在本章谈论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和民主发展的关系时，我们所指的文化就是价值观、态度、信仰、社会的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行为。

随着世界民主化的进程，通过比较研究，关于民主与文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其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民主制度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古代的民主理论还是当代的民主理论，都确认民主需要一整套独特的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它们大体上包括：节制、宽容、谦恭、功效感、知识、参与等。[1]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在美国运行良好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情，美国的民情适宜于民主制度的生长和运行。按照韦伯学说的传统，亨廷顿、李普塞特、福山、阿尔蒙德等都认为文化传统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同时政治制度和工业化也会使得传统的价值系统发生改变。英克尔斯更指出，人的观念的现代性更是现代化的基础。[2]根据帕特南的研究，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地方民主自治制度后，南方的公民共同体精神的缺乏固然影响了民主制度的绩效，但是同时与过去相比，经过民主自治制度的长期运行，南部地区的公民共同体精神也有相应的增长。[3]而有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证明，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受其他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

许多人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与民主化的紧张关系，指出虽然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的影响不可忽视。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文化体系或文明是多极的，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的观点，当代的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4]一般认为，西方文明孕育了现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而非西方的文明能否接受现代的西方文明下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则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到了20世纪末期，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经广为接受，人们普遍承认自由民主的价值所在。但是在现实中，民主化的进程仍然诸多波折，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都接受民主的原理，但是不能顺利的实施。比如拉丁美洲在独立后虽然普遍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建立了民主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的运行仍然存在诸多的障碍，一些国家则仍然处于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化的转型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民主化和民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的障碍。[5]

从民主化的实践看，民主只适合西方国家或是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而其他国家，比如威权主义统治的伊斯兰社会，争取民主的行动非常之弱，可能说明民主只是特殊文化的产物。亨廷顿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政治态度、价值、信仰、有关的行为模式等，与民主的发展是有关的，它们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者障碍。但是他指出，文化上的障碍是有界限的。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亨廷顿给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排了一个序，与民主关系密切的在前，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伊斯兰教、黑非洲文化。对于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他认为儒教是不适合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中国儒教以及在韩国、新加坡、台湾以及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6]儒家社会对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柏拉图《理想国》下的由道德修养臻于完善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对国家实行家长式的管理，在这样的模式下，对秩序的维持和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政治权力可以由内在的德性培养去转化，而非由一个外在的制度的建立去防范，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正当的理由。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很难生出民主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同时亨廷顿也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冲破文化的界限，迫使文化发生变革，也会使各种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展现出来。[7]从韩国、台湾、日本的民主实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发达，教育的普及，政治社群的观念的改变，尽管是缓慢的，但并非是不可能的。

从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重新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文化所起的作用被看得非常的重要。因此哈佛大学曾经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出版了《文化很重要――价值怎样影响人类进步》（Culture Matters）一书，在书在前言中，亨廷顿就指出，保守主义的看法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影响社会进步，和自由主义的看法是政治和其它方面例如经济可以改变文化，这样的两个命题都是真理。[8]而这个结论也就成了这个会议的结论，与会的学者赞成这个结论。按照这个结论，文化在人类进步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进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学者们在这本书中也批评了上个世纪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支持这个看法的依赖理论。认为之所以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发达，而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发达就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亚洲的儒家文化有支持进步的因素，而拉丁美洲的文化则差。[9]同样的，按照这个会议的结论，文化也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政治和其它的因素加以改变，使原来不支持进步的文化改变为支持进步的文化。这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看法，但是在人类社会中是常见的。一个经常被用来加以做解释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在二战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政治的改变，从而文化也得到了改变，现在是支持民主和和平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现代化的理论也证明，经济的发展可以影响文化，例如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的普及、信息的传播等等，都可以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而适应和推动民主的发展。因此，文化对民主的影响，就是在这样两种“真理”的互动下产生作用的。这两个“真理”，应该都和中国的民主发展密切相关的。

2、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主化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发展是三教合一，儒家为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作为本土主流思潮的儒学，受到严厉的挑战与冲击，但是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与现代化和民主是否相适应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大致有四种观点归纳：第一种是主张儒家思想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唯有彻底打倒孔家店，才能建立现代国家；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人的东西，不符合东方国情，民主、自由、人权泛滥将使社会国家无法集中意志，一盘散沙；第三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学、伦理，要实行民主，必须从根源推行儒家教育；第四派则认为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但是在长期专制政治压制下，儒家渗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权的成分，甚至变质为专制的护符。[10]第一种观点，是五四以来，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之间流行的一种观点，而第四种观点，则代表了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中国的新儒家，以儒学为主体，以宋明心性学为依据，以1958年张君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当代新儒家运动的主要纲领，致力于开创儒学通向现代政治、社经与文化的系统理论。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多年来学者和政治家们研究和关注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儒家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没有妨碍，而且会起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传统文化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恰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在近代社会的进步。这种批评尤其以五四时期为最激烈。鲁迅就讲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都是“吃人”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中国1949年以后就停止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批评态度，不仅彻底否定，而且试图建造一个人类社会最“新”的文化和社会，以至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自由主义的传统后来在台湾和海外还有所发展，仍然对传统的文化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现代化和民主。但是从20世纪6、70年代开始，随着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的态度也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和现代化的进程发生对接的关系，从而融合到现代化中，并发生作用。许多人已经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反现代化的，而是可以转化为现代化的。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也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和民主相融合。这是台湾出现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原因。按照他们的看法，台湾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也可以发生在中国的大陆。

在这些海外的学者来看，儒家，或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和现代化相结合，是因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而不是整体，可以适合现代化并且以致可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界开始活跃，出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占了思想界主导的地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几千年的大传统，还是1949年后的小传统都不适合现代化，也不能产生民主，因此必须要开放思想，引进西方思潮，才能产生现代化和民主。这就是所谓“西化”派或“现代化”派的基本看法。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界的主流。尽管这个思想遭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对，但是在知识界始终是主导的思想。但是近年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保守主义（或者如学者所讲是“新左派”）思潮抬头，认为传统文化可以适合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不适宜西方的民主，而应该进行儒家的复兴，搞“仁政”就可以了。实际上，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这些问题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但是没有争论起来，各讲各的。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和现代化以及民主的关系的讨论也有许多，但是主流的学者多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持批评的意见。像我们前边所引用的亨廷顿的看法就是基本持否定意见的。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就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所谓“民本”内容，它的基础是维护“万世一系”的君主统治，并不具有任何“民主”的含义。[11]儒家思想的本质就是维护专制统治。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相关联。例如Lucian Pye指出，重视实际、追求功名、努力工作、重视运气、满足需求、重视人际关系等，这些都可以和经济的发展相关联。韦伯也承认，中国的文化虽然无法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可以适应资本主义，甚至可以比日本人更加适合资本主义。但是同样的文化内容，也会有负面的作用，例如依赖性、鄙视劳动、顺天应人等也不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2]而当然这种适合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特性，也在另一个方面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和现代化以至和现代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可能和因素。

（2）中国文化和民主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没有民主的内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的。这种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现在价值观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民本主义”的思想，从战国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就已经产生，就是为民牟利的思想。但是传统统治者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和为民谋利的民本思想实际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和称老百姓为暴民、刁民而必须加以看管和镇压的专制思想是一致的。正是因为统治者知道老百姓的力量之强大，所以才要愚民，所以才要将老百姓严格的控制起来，甚至是镇压。这整个思想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就是如此。因此老百姓所能走的道路就是要摆脱当民的命运，去参加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再去当官，而考试顺利通过之后当官的任务同样是忠于朝廷和皇上，控制老百姓。这是一个专制文化和制度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出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