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西方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偏见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西方战略界对中国走势的判断之所以失灵，是由他们认识中国的思维局限性所决定的。戴维•番博指出，美国人深深渗透着一种长期以来要改变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的“传教士心态”。对美国来说，绝不是是否要改变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中国的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没有突破既存的思维模式，要么把中国看成一无是处和可以肆意践踏的“东亚病夫”，要么把中国看成无所不能的“洪水猛兽”，始终没有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的发展欲求和理想作出理性、客观、公正的评价，甚至在思想深处无法摆脱“找敌人”的思维。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试想在此种“寻找敌人”的思维笼罩下，怎么可能获得关于中国战略走势的正确判断？！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走向，历来为西方战略界所关注。历史上,西方舆论就认为中国崛起将给他们带来“黄祸”。新中国成立后,西方战略界把中国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东方策源地”，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对西方国家构成“红色威胁”。美国带领其盟国在东亚建立“新月形包围圈”，长期围堵和遏制新中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战略界逐渐涌动起一股日渐走强的声音：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世纪，亚洲太平洋时代正在降临。从那时起，世界关注的焦点就逐渐向亚太地区聚集，关于中国的走向更是引人关注。当今世界正在被一个事实所震撼：沉睡了150年的东方巨龙――中国已经苏醒。“中国崛起”成为国际战略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的未来将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对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30年来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战略界人士研究和思考的焦点，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

一、低估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崩溃论”

众所周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国际战略上存在所谓“战略共识”，以视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基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也或多或少地被纳入这一冷战框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西化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战略的一个依据。西方国家的领袖和战略界人士大多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会导致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所期望的面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一系列重大变化令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使西方国家的此种战略共识不复存在，令他们无所适从，思想混乱，“谁是苏联之后的敌人”一直是冷战后困扰西方战略界的难题。对中国走势的战略评估被纳入这一课题之下展开，使得中国地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难有定论。

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不战自败，使西方国家上下如释重负，志得意满，胜利者的自豪和骄横感一度弥漫。最著名的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断言，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在冷战后一统天下，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主义和“民主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永恒模式，成为全球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标准。在这一不可一世的乐观情绪下，“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论”、“中国无用论”、“中国倒退论”等降低中国战略价值的舆论开始涌动。

与“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论”相联系的是“中国倒退论”和“中国无用论”。1989年前后西方国家不少战略界人士对中国“非常失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失败了，中国一定会倒退到“文革时代”甚至闭关锁国的时代。在这些人眼中，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是个“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法制的国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赫尔姆斯就是持此种看法的代表人物，美国国会议员和主流媒体充斥着攻击中国的狂言乱语。

与此种论调相联系，另外一种论调认为西方战略界高估了中国的地位，中国对于遏制苏联的战略意义已经大大下降，即使抛弃也在所不惜。1999年9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杰拉尔德•西格尔的《中国值得重视吗?》。该文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远不像西方国家想像的那样强大，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间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远不及苏联，充其量只相当于伊拉克的“地区性”威胁，或无关痛痒的“小动作”，西方可以轻而易举加以遏制。

二、高估中国实力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使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非但没有出现政权崩溃的局面，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威胁论”随之而起，关于是否要遏制中国的议论也应运而生。

早在1991年1月9日，《国际先驱论坛》发表了题为《东南亚国家为防备中国而纷纷加强海上防御力量》的文章，声称，由于中国海军于1988年从越南手中夺取了南沙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并占领了7个小珊瑚礁，在亚洲掀起了众多国家的军备竞赛。随后，1992年1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东南亚人谋求美国做出安全保证》，认为，“中国正在作为一个海军强国而崛起”，亚太地区的安全前景令人“忧心忡忡”。《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克里斯托夫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中国的崛起》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在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增强。当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重点在于宣扬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造成“威胁”。

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胜利召开，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热潮，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上升，社会主义政权日益巩固，引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战略人士的担忧。1992年10月15日，美国著名的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评论》发表了前驻北京与香港的记者、时为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部研究员的罗斯•H•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该文认为，中国大陆经济迅猛发展，军事实力增长很快。“这个新的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中国，现在正渐渐对美国的基本经济利益展现重大的挑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中关系必将历经艰难、复杂和危险的时期”，因此，“美中关系最大的问题既不是人权问题，也不是双边贸易问题，而是两国安全利益之间的基本冲突”。对美国来说，它不得不被迫与亚洲敌对的巨人相抗衡，来进行一场“老式的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随后，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发表文章，也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东亚地区的”野心”，中国建立远洋海军，其势力将延展到南海地区。根据学者的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美、日、英、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出现了70多篇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

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继续，“中国威胁论”几经拨弄，调门一再升高，终于奏出了“遏制中国”的最高音阶。1995年7月29日，英国《经济学家》发表了以《遏制中国》作为封面的专题，批评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的“对华接触”论。7月31日，《时代》杂志又发表文章《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公开主张美国面对中国这种“野心勃勃的强权，不但要遏制，而且要从速、从严”。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整理自己独创的“文明冲突论”，正式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进而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西方战略界人士从历史宿命出发认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兴起必然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新兴大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求改变现存秩序。这种改变要求更多地满足新兴大国的要求，而这种满足又是以削弱现存大国的地位和利益、改变国际体系为代价的。不少美国政治家、舆论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及学者持有“中国恢复亚洲中央王国”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使中国人对自己、自己的国家、文化和生活方式增强了信心。一旦中国重新强大起来，就会恢复“对外称霸和扩张”，要周围国家对中国这一“中央王国”俯首称臣。“真正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增长的民族主义”。

在西方国家还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技术、低工资”的经济，这种经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技术、高工资”经济相竞争，最终会在经济上打败美国和西方。因此，中国的威胁不仅甚至主要不是军事上、安全上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会造成对美国人福祉和生活的根本威胁。

三、主张与中国合作的“中国机遇论”

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论调中间，也有一些战略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是一种机遇，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能够提供强劲的拉动效应。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麦克法兰指出，中国领导人远非想在全球与美国对抗，而是认识到他们在今后许多年里需要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离任前的一次讲话中把同中国的“接触战略”称之为“一个赌注，一个正确的赌博”，看看能否通过接触促使中国采取美国满意的行为。

尽管国际社会舆论中存在不少对中国疑虑的看法，但主流的看法还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机遇，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能够提供强劲的拉动效应。通过研究众多事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和不可回避的，而且是外力无法遏制的，各种制裁多半无济于事。因此，在未来的时间内，国际社会所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威胁，而充分利用中国崛起所创造的机遇。

总体而言，在冷战后的10年内，西方战略界对中国走势的评估起伏不定，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摇摆不定，导致在此期间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反华高潮，中国外交也饱受考验。然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对世界带来的更多是机遇。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积极应对，在边界问题上与邻国强调共同利益，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贯彻新安全观，积极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地区合作以及参加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对话等一系列稳健的行为，逐渐取得了世界的理解和支持，世界对中国未来的定位趋向客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中国已经快速融人世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四、“中国责任论”的两重性

一些人认为，既然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未来国际社会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把中国转化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更为和平、更为繁荣的成员，将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以此来“捆住”中国，进而推动中国的人权、法治和社会的转型，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一批战略界人士接着提出了“中国责任论”。

“中国责任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在政治上普遍期望中国能够成为制衡国际强权的中坚力量，在经济上希望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多多受益，并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希望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另一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循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

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其中阐述最为明确的，要算2005年9月12日佐利克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他说，中国已经不是美中建交时的中国，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政策”，变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参与者”。2005年年底，佐利克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路：“我试图更为严肃地介入中国问题。一方面，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敦促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国际体系中负有更大的责任。”按照佐利克的解释，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挑战美国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