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尚建：政党控制与社会成长

[提要]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变迁之中，在基层社会与基层政府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国家传统控制手段的不足，为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无谓的对抗，政党作为民主的核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便可以有所作为。具体而言，政党必须完成国家性向社会性的回归，政党引导着社会的利益表达，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也顺应社会的生长。

[关键词]共产党；执政转型；社会性；国家性

作为世界范围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新一轮执政转型的机遇。中国共产党由于其群众性政党的特征，党员队伍急剧膨胀，2005年已经达到7080万人，按照现有发展速度发展下去，大约2012年，党员人数将超过8000万，2022年将达到1亿人[1]。在数量迅速增长以后，执政党的组织规模与结构则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长的基层社会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迁，这一变迁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逻辑与路径

改革开放30年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加速社会变革的步伐。在市场经济要素空间频繁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追求权力就是追求一种荣誉，社会制度就是一种共同体内的参加者的群体之间如何分配社会“荣誉”的方式，于是在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了三种概念的产生：阶级、等级和政党[2]。应该说，韦伯的判断揭示了社会变迁的三个步骤，也解释了社会内部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

首先，基于所有制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的大师，韦伯的逻辑起点仍然是经济基础的变迁，在他的逻辑里，阶级的形成隐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于为数众多的人来说，某一种特殊的、构成原因的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共同的；2.只要这种因素仅仅通过经济的货物占有利益和获得利益来表现；3.即它是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条件下表现的[2]。应该看到的是，在韦伯这里，阶级与经济领域有关，而等级则与社会领域相关了；基于同样的认识，我们也同意经济要素是阶级乃至社会结构划分的重要内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就为社会结构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分离由于社会结构的流动而发生变化，而这一体现首先表现为新中国以来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分化与重组。

从所有制看，原来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已经分化为国有、集体、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五大部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由于企业的倒闭而成为下岗失业工人。从财富与声望来看，有学者将当前的工人阶级划分为企业家、“白领”、普通工人、低收入职工等四个阶层。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阶级被划分为农民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农村管理者、贫困农民等五个社会阶层[3]。有学者在陆学艺的社会阶层划分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十个社会阶层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从下表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其次，基于产业分工的社会分层。如果说十个社会阶层的划分是纵向进行的，我们还可以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作横向的划分。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截至2004年，我国各类就业人员为7520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57.9%；按照产业划分的标准，从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比例一直在急剧地调整着，截至2004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调整为46.9%、22.5%和30.6%，而这一比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则是70.5%、17.3%和12.2%[4]。因此，结合前文社会阶层的划分不难看出，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超越了工人农民的阶级差别、超越了城市乡村的地理界限；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召唤下，社会结构正在面临纵横两个方面的深刻转型。

(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路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判断，社会阶层的行动有其一致性，虽然韦伯认为也许用个体结合起来的共同体更加合适，但在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性，社会阶层的集体行动更具有一种共性而非个性。

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催生了农民向城市的迁徙。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据估计我国目前有近2亿农民工进入城市[5]，从而摆脱了农村及户口的约束；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工厂在郊区的兴建，郊区的城市化推动了城市不断的蔓延，从而使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边缘生活；虽然同时在一些地区，也有一些城市青年重新“上山下乡”，但是总体来说，中国人口流动的轨迹的单线性还是比较清晰的。

其次，社会结构的“内卷化”进程。仍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著名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属于金字塔型，处于金字塔底端的阶层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并相对封闭，下层社会阶层流入上层社会阶层的阻力在增大。因此，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不足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固化了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达到一定的稳定状态之后的固化的消极性与停滞性，即形成社会结构的“内卷化”。在借鉴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试图表达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庞大的社会流动在特定阶层内进行，从而造成该阶层社会成员的“过密”，但这一阶层自身无意或无力打破这一“过密”的形态，因此，社会结构性流动需要依靠外部的技术或组织。当然，这种“内卷化”还无法用一种中允的数据来加以确定，我们只是借用这样的概念说明一种社会结构的钝化的可能性。

二、中国基层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

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它“既指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群体、组织对其成员行为指导、约束或制裁，也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监督、相互批评”[6]。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新的政治形态，但是东方传统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控制模式不可能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影响，在以色列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看来，中国的现代性仍然植根于中国政治传统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心是一个高度集权主义的中心，它不仅试图控制边缘，而且试图以一种总体方式渗透边缘”[7]。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处于新一轮变革之中，虽然这种变革的进程还比较缓慢。具体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影响着传统的权力控制，中国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处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织点，因此，它们将首先体验到这种权力模式的变迁。

(一)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及表现

在传统的社会秩序的控制中，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主体，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政治术语的“行政村”的出现解释了中国政府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伴随着这一控制，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种种招工、招干、招生、布匹、食品等都通过政府配额有了严格的排序，并进而严格限制了中国的基层社会的流动。

但是，国家与社会发生的机理的不同导致了国家不能简单地取代社会，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不能取代社会的自我组织功能。“社会有机体的观点使人们相信，一旦社团之间互相联系的纽带得到重视，那么社团之间的关系就会具有自我管理性，而且是和谐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才是必要的，这时，国家是作为一个能够发现这种相互依赖性的联邦机构的中心地。”[8]改革开放解放了基层生产力，也使严格的国家控制逐步退缩，配额制的废止、基层自治的启动、直接选举的尝试、身份证和居住证的使用都在证明这样一种国家控制制度的边界。而一系列法律的废止与新法律的出台，更从侧面上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控制模式的转换。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控制的弱化是一个艰难的、充满反复的过程，有学者提出的有序参与理论本身就交织着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紧张。仅仅以居住证制度为例，出于社会管理目的的居住证制度既反映了城市与农村传统户口制度的有限刚性，也反映了政府试图以行政权力重建社会结构最后的努力。

(二)中国市民社会初步建立

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市民社会，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理论热点在国内得到普遍研究。在20多年的理论发展与社会进步中，中国市民社会已经突破了理论界的预期，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初期，阶级的一致行动尚有其可能，而在一段时期以后，韦伯所说的基于个体之上的“社会行动”则出现了可能。基于个体之上的社会结盟在当代中国以社会组织、基金会等形式被组织起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在脱离单位属性以后，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组织领域。截至2006年，全国共有各类社会组织191946个，职工人数2695983人，而2004年，全国的社团共有153359个，两年增加近1/4[9]。这些组织在社会自我救助、参与公共管理方面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8年5月四川地震初期，民间组织的捐款数量之巨、速度之快丝毫不亚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就可见一斑。仅仅以上海市为例，从2001年到2007年，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社会组织和基金会、社会团体等一道活跃在公共治理的第一线，以集体行动的形式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政府单边治理的不足。

其次，志愿者队伍的壮大。社会组织一定是基于个体志愿基础之上的，这一点仍然暗合了韦伯的结论。目前，全国经过规范注册的志愿者达2511万多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12月，全国累计已有超过2.68亿人次的青年在扶贫开发、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应急救援、大型活动、海外服务等领域，为社会提供了超过6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据估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共有500万志愿者活跃在灾区和全国各地的救灾工作中[10]。同样有相当数量的志愿者活跃在夏季奥运会等各种大型社会活动场所，充分展现了我国志愿者的形象；志愿者作为社会组织的个体正在参与国家的结构性转型，并在与政府共同治理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发展。

第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除了国内的社会组织，国际社会组织也在中国基层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2008年四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香港乐施会(Oxfam)与心连心国际组织(hearttoheartInternational)等NGO就开始组织救灾人员前往灾区第一线。尽管在灾难面前快速反应并实施援救一直是NGO的强项，然而在这次灾情重大、情况复杂的条件下，境外NGO的行动迅速仍让人们惊讶，以至于许多人误认为青川县城的NGO救灾人员是受困的国外旅游者”[11]。国际NGO对我国公共管理的介入对市民社会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志愿者本身就是国际NGO的重要成员，其对中国市民社会崛起的作用不容低估。

第四，基层社会维权功能的强化。从国家与社会领域二分法的角度，社会是对国家进行有效监督的主体。在中国社会组织发育之处，社会领域对于国家领域的权力监督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11月3日，重庆出租车行业的罢工，要求政府提高起步价、减少出租公司“份子钱”；2007年3月，厦门市人大代表赵玉芬联合百余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提案称，“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12]12月13日，厦门市政府召开市民座谈会，九成发言代表在会上反对总投资108亿元人民币的PX项目，最终迫使政府改变已有的政策决定。因此在根本意义上，中国社会生长过程中反映的维权意识与理性态度对传统的国家控制体系提出了深刻的挑战。

三、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政党控制还是政府控制

任何国家都要面对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当一种有效的秩序控制手段不能有效实施时，社会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控制手段。“解放前，农民在物质上依附地主和宗法势力，在精神上则依附各种虚拟化的神灵；解放后，农民在两方面都转而依附政府。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党和政府的威信在农民心目中有所降低，农民的依附情结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族宗法意识普遍抬头以及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明显。”[13]因此，确保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目标既要克服传统控制手段的不当因素，也要防止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后的权力真空。

(一)政府控制的道路与缺陷

在改革开放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