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党内民主被破坏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是不久、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什麽叫破坏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能破坏到什麽程度？什麽叫为所欲为？为什麽说专制就是无法无天？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或许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有人看了此文后会发出惊叹：怎麽会有如此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曾经并不稀奇古怪，并且它确确实实发生过。讲出这样的故事，能让我们开开眼界，或许还能给我们一点警示。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在北京召开（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预备会议；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举行正式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次会议，也是党内民主遭到极大破坏、党内生活陷入严重不正常的一次会议。从会议的召开，会议的进行，会议的结果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到这时，党内、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各项民主原则都已被破坏到惊人的地步。这方面集中的体现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为所欲为。八届十一中全会自始至终都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所左右，全体与会者都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正因为如此，对这次错误的会议，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的责任都是不可推卸的。

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揪出了所谓图谋搞反革命政变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之后，整个国家日益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动乱之中，“革命” 、“造反”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红卫兵”风靡全国。在“文化大革命”狂浪的冲击下，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越来越不正常了。

六月上旬，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并决定由团中央派工作组负责北京各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会议上，还制定了有关运动的八条规定，要求运动中要“内外有别” 、“注意保密” 、“大字报不要上街” 、“不要游行示威” 、“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 、“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等。其目的，是要控制并逐步扭转当时已经十分混乱的局面。

然而，自六月初到七月下旬的五十多天里所发生的情况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派工作组是我党传统的工作方法之一。过去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较快地解决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是比较有效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根本方针的错误，以及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破坏，在许多单位，工作组进驻以后很快就与“造反派”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们根本不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的权威受到蔑视，作用也因此受到限制，局势仍然混乱不堪。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严重的乱打乱斗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对事件作了处理，并将情况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当时，打人、侮辱党员和干部等情况多有发生，甚为严重，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刘少奇主持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北大九号简报发向全国。中央文件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做法，认为他们“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的做法处理类似事件。

毛泽东一开始对派工作组总的态度是支持的，向北大等单位派工作组也是经他亲自批准的。可是，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专程去武汉畅游长江之后回到北京，他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否定工作组，认为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突然作出的对派工作组的做法的否定态度，以及对工作组的横加指责，使刘少奇等人感到惊诧和困惑，他们对此不理解是自然而然的（注1）。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容忍这种不理解。在支持中央文革的一些人公开地与刘少奇等人唱反调之外，他决定召开一次高级会议，以解决中央内部出现的重大分歧。正如他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的那样，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去讨论。”实际上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扫除各种阻力，特别是来自中央的阻力，以进一步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毛泽东这时已经下了决心：谁――不管是谁――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就搞掉谁！当然，按正常的民主程序，这是很难办到的。

还应该指出的一个背景是，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表面上是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已经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由来已久。由于1957年以后出现的接二连三的事实，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越来越受到怀疑，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很自然地就开始动摇。七千人大会后，刘、邓等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人与毛在很多大的问题上的认识越来越不一致（注2），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注3）。他们对毛的态度也从一开始不以为然地应付，到后来各唱各的调，最后发展到对毛公开抵制（注4）。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些人也由“不听话”发展到“搞独立王国”，“有一个司令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林彪说有人要搞“政变”，毛泽东没有表示异议。不过，由于我国政治的极不透明，特别是高层政治的极其封闭，并且由于我们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国家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到底是什麽原因，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在广大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眼里，毛泽东仍然是“英明领袖”，“伟大导师”，是“万岁”。他的崇高威望还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所以他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毛泽东这时真正依靠的是在党内生活比较正常时就毫无作为的阴谋家康生及其顾问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听取了康生的汇报以后，毛泽东没有征求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的批准向全国播发由康生夫妇一手策划、并且是康生背着中央其他领导人私下抄送给他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在批文中还说，北大是“反动堡垒”，由此可以“开始打破”（参见《国史通鉴》第二卷）。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他所期望的全国大动乱，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陷入极大的被动。

同时上演的还有由林彪、康生等人创作并指挥的“个人崇拜交响曲”，成为毛泽东举动的有力铺垫和美妙伴奏。林、康等人说什麽“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一切，使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空前地发展起来。

二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可以说是毛泽东个人临时决定的。以往的惯例是，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一般先要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议程、议题、时间等等进行讨论、酝酿和研究，做好尽量充分的准备。这一次并没有这样做。这次全会的召开显得十分伧促。直到开会前十天，考虑的还是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从毛泽东在陈伯达的一个报批件上所作的批示上可以看出来：为了进一步解决“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问题，毛泽东责成陈伯达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十六条》），文件经过数十稿修改。七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向毛泽东送上了文件的第二十二稿。毛泽东在陈伯达的报批件上作了批示。他认为文件很好，主张立即召开有各中央局和上海、北京两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通过，然后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发表。毛泽东认为会议开两、三天即可，文件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中央局和北京、上海两市负责人五十多人陆续集中到北京，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召开分组会议。就在这过程中，突然决定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月一日，邓小平宣布开会，并告诉大家这是一次中央全会，同时宣布了会期和议程。会期五天；议程四项：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通过会议公报；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原定会议到五日结束。

可是，由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会议没有能够按原定的安排进行。

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大谈工作组问题。他对工作组提出了尖锐而又激烈的批评，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说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毛泽东把工作组提到了如此的高度，在接着而来的第二、三天的小组会上，与会者纷纷在此问题上作了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实际上就不可能再按原定日程和议题进行了。与会者并没有就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统的意见、建议和看法，他们只不过争先恐后地检讨了自己跟不上毛主席的错误，有的人甚至还从革命或不革命的角度检查了自己前一段的所作所为。这实际上就等于是表示无条件地接受毛泽东的任何主张。会议根本就没有什麽“议”的气氛和体现。

八月四日，即原定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十分激烈的批评了刘少奇和在他主持下的前一段中央工作。毛决定原定当天的大会不开了。这样，原定第二天结束的会议就无法结束。会议的时间、议程和议题都被毛泽东个人任意地改变了。

从出席会议的人员看，也是极不正常的。由于会议系突然决定而召开，只好在原来通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人员的基础上，临时召集了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会议。很奇特的是还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会议。大多数与会者既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又对会议的各项议程没有正常讨论的余地。

在八届十中全会四年之后召开的这次全会，本来应该由中央政治局对四年的工作向全会作出负责任的报告，但是刘少奇按议程在八月一日所作的报告，没有说明是代表中央的，也没有文字稿，象是个人的即席发言。会议准备之仓促，毛泽东不是要召开一次认真的中央全会的本意，由此可略见一斑。会上，毛泽东对他所不满的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横加指者，俨然一付家长姿态。他说，工作组“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他还联系了历史：“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指责说，派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的锋芒所向、矛头所指是十分清楚的。作为党的中央主席，他不仅完全把自己放在了整个中央之外、之上，并且还把自己摆在与整个中央对立的地位，进而对中央作了完全的否定。在当时，如果换一个人，这样的行为至少是“反党”、“分裂”。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党的主席，他还把一位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国家主席的领导人毫无顾忌地就归入了他当时号召要“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未点名，但人们一看就明白其目标是指向当时党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的。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说刘邓等人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之后，全会立即转向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与邓小平。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得到完全贯彻。

三

八月十二日，大会进行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通过组织决定；通过公报。这其中，有几件事是应该提出来的：

第一，八届中委共九十七人，其中从五中全会以来病故六人，此次全会开始时未予递补，实际八届中委人数为九十一人。由于全会开得匆忙，有十七名中委未能到会，全会对此也未作必要说明。直到会议最后一天才宣布依次从候补中委中递补六人为中委。然而当天进行的各项选举，新递补的六名中委都没有参加。开幕时出席全会的七十四名中委，选举当天只有七十三人投票。也就是说，全部中委中，参加投票选举的只占80%。

第二，全会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书记处书记二人，选举政治局常委十一人。表面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数增多，得到了充实，实际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各类领导人很快就被架空，甚至打倒，或者根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如增选的政治局委员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伯达、康生共六人，前四人就属于以上情况。全会选举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十一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刘少奇与邓小平已经处于受批判的地位，陶铸很快就被打倒，朱德和陈云年老多病，余下的人中，支持并积极推行“文化大革命”方针的人占了大多数。由此可见，选举、增补等等，完全是为了改变最高领导层中的力量对比，以便使“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能够得到更好、更全面、更彻底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