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权威民主化：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特征做一归纳，所能想到的一句话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即在实践中寻找实践的方案，在过程中探寻过程的举措。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没有先期预设，相反，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不同，30年来，改革主导者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便是有所设定的，这种设定在1980年代被邓小平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无论改革的具体技术有何创新，均需要以服务和彰显上述原则和路线为目的。由此，我们便得以理解1980年代中国民主政治所曾经历的过程与结果。这些过程和结果经由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再型塑，最终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文化有所不同的新特点。依据现代政治学有关政治权力配置、政治社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基本社会结构的分层等操作化标准，这些特点最为显著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社会目标经验化愈益受重视

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的转化。随着改革深化，为政者放弃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超强控制，让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开放和自由；同时，社会管理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以法治为归依。执政党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适度对其他民主党派开放资源，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个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权力配置格局。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新权威型社会逐渐形成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形成如此政治发展模式的原因，当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的主导有关，但它同时也是这种主导与改革事件/过程中的其他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正是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博弈，使结局未必与主导者的设定和预期完全一致，而成为多种设定和预期在复杂历史时空中相互整合与叠加的结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主导力量权威性的政治掌控以及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对诸多外来思想和新理念的改造性吸收，仍然是形成新格局的基础。在这些思想和理念中，也许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法治和秩序重于自由的思想，以及借鉴外部经验却主要产生于本土的新权威主义（包括稍后的新保守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种种设计，尤其值得一提。也就是说，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在与时俱进中保持了自己传承性的表述风格，但人们却又都可以在这些表述以及变化后的政治社会特征中找到与上述理论的若干暗合之处。而之所以强调是改造性吸收，则是说为政者可能更愿意选择这些理论的功用性因素，而减少其价值内核，以达成既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又稳固政治权威结构及其符号的目的。

由此，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来逐渐成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便承担起了其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历史与现实功能，即在高度强调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固政治权力配置格局，由政治权威来主导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

不过，这一模式的成功运作尚需要广大民众和非政治的主流社会精英支持和认可。就广大民众而言，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绩效无疑构成世俗化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日益壮大的工商阶层和技术与文化知识精英，除了对经济及社会绩效的认可，其自身在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他们能够参与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也是与改革主导者达成默契的重要原因。

无疑，市场经济和愈益开放的社会有助于能力优异者和机遇幸运儿分享到更多的改革成果，以跻身于改革受益者的位置，而“工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仕”又成为体制对成功者给予奖励的重要渠道，并以此来满足他们分享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期望。与此相伴随，“贤人政治”和“咨询政治”也成为新时期有特色的政治风景。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要以非竞争性的行政化管道将成功者吸纳进体制，扩大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为为政者吸收有利于稳固秩序和发展社会的各种理论主张打开了通道，由此，凡是认同，或者至少接受现有制度安排的建设性主张，无论其以何种价值为背景，都有可能被包容。这一变化也相应导致思想界价值立场的变化，虽然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致使某些具有原教旨色彩的理论抬头（其中最突出且具有破坏力的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总体言之，以中庸、理性与务实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理念开始居于思想界的主流，并形成与体制的良性互动，从而丰富了治理理念，增强了对新政治模式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种以务实和功效为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适应了现阶段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总体需要，由此，它在稳固政治权威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促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又确保政治权威和基本社会秩序稳定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难逆料。

需探索民主与权威结合的运作模式

不过，由于这一模式以权力者强力掌控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社会精英参与主要改革成果的分享为最大特点，其在赢得了政治稳定、精英共识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若干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因为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导致腐败加剧和社会分化过大。这两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直接构成对发展模式本身的解构，成为影响政治权威持续稳固，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以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

因此，人们期望以不断深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解决矛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优化发展模式，使之能够既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权力与资本结合和社会分化过大等负面因素。并且防范和化解各种边缘化激进思想对政治秩序的威胁和冲击。

但任何进一步的政治发展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新的发展不可能在真空中展开，只有处理好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融合民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既有政治资源，改革才可能具有操作性。因此，中国要超越现有政治发展模式的关键，并不在于解决权威与民主孰先孰后，或谁多谁少的问题，也就是说，并非因为前30年的改革强调了权威，下一个阶段就应该削弱权威。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多民族融合的超大国家，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威始终必要，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如何在确保政治权威稳定的前提下去充实和完善其民意基础。从可操作的现实路径来看，最为首要者，还是要探讨执政党的权力如何与公民政治权利和国家公权力制度化的对接，使执政党的权力制度化地转化为公共权力。执政党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其代表性就理应有相应的制度化体现，使之能够反映党在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中介转换作用。即人民和执政党如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关系来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委托与代理，执政党又如何制度化地体现社会委托，承担起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务性领导人之责。如此，权威与民主就不会对立，而是融为一体。而在这样做之前，从循序渐进的角度考虑，还首先要探讨与改革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形成与传输机制。党的各级领导是继续自上而下的选拔还是改行自下而上的选举，同样涉及到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关系。当普通党员的权利得以制度化地转化为党的各级领导的权力，执政党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和公权力中介通道的作用也才可能进一步畅通，进而更大程度的政治民主才有可能展开。

可见，下一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是要使政治权威民主化的形成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