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虽然我们一再坚称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八十年代以后，尤其强调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从国家模式的转型来看，中国国家模式的变迁却经历了从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到发展型国家、社会民主国家的转型。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建国以来，我们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集体化国家。其所有制的理论依据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其典型表征就是，通过各种动员机制，国家建立起所谓的“命令性经济”，通过这一套指令性计划体制组织整个国家的生产。其权力终端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核心。随着这种集体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其不可避免的走向就是极权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将经济，而且将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生活、意识形态等统统置于国家的巨臂之下。其恐怖性在于，高压政治、警察统治、全面监控与高度意识形态操纵。由此，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完全淹没在极权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国家与集权化国家逐渐让位于发展型国家和社会民主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国家积极扮演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其典型表现就是国家积极介入经济生活，千方百计搞活农村市场、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推动经济增长。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和发展型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但性质完全不同。发展型国家的干预主要在于，政府逐渐通过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促进经济的增长。诚然，这种发展型国家的极致表征就是唯GDP崇拜。当发展型国家取得一定经济绩效、GDP崇拜左右一切之后，呼之而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就是通过强化公平、公正、自由、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来规制发展型国家的不足。

质言之，纵观最近一波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不管是自由主义论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冰冷拒斥，体制内精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抱，还是民间学者与海外学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如实接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今中国已经逐渐从发展型国家步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正是要详细讨论这一内在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我们会逐渐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这一变迁？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方向灯”之所以会往民主社会主义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遭遇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之后，试图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而做出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因而，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就是，发展型国家有什么弊端？中共又是如何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做出了哪些替代性的选择？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运思逻辑。由此，我们首先就要转入到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讨论。

一、超越发展型国家

当我们将视野置于发展型国家的讨论之时，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发展型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它具备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发展型国家的哪些弊端？

1、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言说，最早是源于东亚工业化的特定解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对日本的考察为之做出了开创性的、也是奠基性的贡献。[1]其次，是论者顺延约翰逊教授的思路，分别对韩国、台湾等地区的考察与分析。[2]发展型国家被认为是介于英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计划―理性(plan-rational)模式。一方面表明国家采取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极力强调国家干预。具体而言，政府给予工业政策最大的优先，重视国内工业的结构，提升其结构以强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英美的市场―理性(market-rational)类型不同，计划理性的国家比市场理性的国家更有意识地介入市场运作，而不只是制订市场运作规则。换言之，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因为它将发展视为国家存在的第一要义；国家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建立在推动和维持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经济（绩效）合法性上。

发展型国家，被形象地描述为，它“是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的简称”。[3]根据对发展型国家的这种界定，如果对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做一描述，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发展型国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将强国家，而非弱国家，视为国家存在和维系的政治社会基础。这种强国家能力往往表现在，在基本完成国家建设之后，逐渐提高政权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被视为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自主性。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胡鞍钢、王绍光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极力主张国家能力建设，建立一个强国家，并逐渐获得高层认同，就是最好的明证。尤其是在革命后社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老革命家们对一个强国家的呼唤，对早日走出殖民主义，真正独立自主的期待，更是容易赢得曾经惨遭蹂躏的普通百姓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国家口号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呼声尤为高涨。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这里“富强”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

其二，有效的经济政策。既然发展型国家采取的是“计划－理性”模式，是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因而，一个高效的经济政策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举措包括，国家掌控战略发展导向，充分利用税收和财政政策、改革金融体制，扶持国有银行或分配信用，对战略性产业提供有利的贷款、政策扶持，并鼓励私人资本从事大规模扩张和出口。在考察奥地利、芬兰、韩国与台湾地区时，论者发现，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运用了极为类似的政策工具，包括投资资助、价格控制、信贷配额，以及人为地保持低水平的利率。从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战略而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开拓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到九十年代持续拉动内需，鼓励扩大出口、强调国际贸易，发展旅游业，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无不是在在国家的支持与扶助之下进行的。有相当多的经济行为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或者推动之下进行的。

其三，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必然需要一个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这一体制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操盘手、掌控者。这一点，只要简单审视国家发改委的变迁，即可窥见一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但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不断发生转变。1998年3月，在朱基总理任内，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把该部门的主要的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2003年3月，温家宝上台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历来是政府第一部委，被称为“小国务院”。近几年来，一大批出身于“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纷纷出掌国务院的财经要职，显示了发改委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发改委”的职能几乎涵盖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其中任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积累更多的经济管理经验。曾在“发改委”任职的中共或政府高级领导人包括，曾培炎、郝建秀、汪洋、马凯等。[2]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是何其重视搭建一个理性务实的官僚体制，何其重视培育这些经济精英。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有赖于这些经济精英与官僚体制的理性、务实、有效作为。

其四，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与资本本属不同的领域。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二者之间应当有天然的界限。在发展型国家，国家与资本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诚如埃文斯所指出的，对于发展型国家来说，与社会的联结就是与工业资本的结合。易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型国家是大工业家的乐园。[4]这些关系，包括压制、竞争、合作、勾结等。时至今日，这几种关系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从不承认私营经济、国营（后来改为国有）经济一统独大，到逐渐允许私营经济合法地位，再到实际上鼓励扶持私营经济茁壮成长，到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这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更多的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勾结、共谋方面。这就是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特殊利益（分利）集团。[5]

最后，发展型国家有一套独特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话语模式。观察发展型国家，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把握、也是较为管用的方法就是对官方与媒体的话语分析。发展型国家的话语分析，完全迥异于革命时代的话语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迈向发展型国家的过程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特色与表述习惯。其关键词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稳定、GDP、政绩。其经典表达就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流行的话语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胡温新政以来，新增的话语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地方政府使用得最多的发展语词就是“GDP增长率”、“招商引资”。近年来，媒体对这种发展型国家批判所使用的最多的关键词就是，“GDP崇拜”，“官员政绩”。

2、发展型国家的弊病

在明晰了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发展型国家具有哪些弊病。从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型国家在遭遇了各种经济增长的瓶颈之后，纷纷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反映了发展型国家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危机与弊端。就中国而言，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GDP崇拜，二是以GDP作为官员政绩判定、升迁与否的晋升竞标赛，三是绑架型国家的成型。

首先，GDP崇拜统领一切。从上述对发展型国家的界定及其特征可以看出，发展型国家的根本特质在于，其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正是这一根本特征使得发展型国家难以摆脱GDP崇拜的噩梦。注重GDP增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一切都以GDP为中心，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置换成“以GDP崇拜为中心”，当一切发展都为GDP崇拜开路之时，这样的发展本身就值得怀疑。其后果必然令人堪忧。“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6]

其次，晋升锦标赛恶化泛滥。如上所述，GDP崇拜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重重。其中，就官员的政绩判定与仕途发展而言，长期以来，GDP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甚至是唯一的评判筹码。其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官员政绩与升迁锦标赛，或者说晋升锦标赛。因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其职位的稳固，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政界或者利益集团，而是来自其他官员。[7]毕竟，官员彼此的升任与否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与官员政绩锦标赛的关系问题，周黎安做了相对较为详细的研究。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自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如果说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的话，那么这种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模式。晋升锦标赛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强激励本身也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比如行政竞争的零和博弈的特性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晋升锦标赛致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