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我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前因后果

又想跟同志们见面，又怕跟同志们见面，跟同志们见面是从心里面想，中国有许多问题可以跟同志们沟通，“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国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为战，分散的孤立的。

我今天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从那篇文章的写成和反映，谈中国社会的动态．谈共产党的动态；一个谈谈17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问题。 我的文章06年2月份就写出来了，但一直压了近一年，直到07年2月份才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期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时都是满腔热情追求民主走过来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反蒋，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也好，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理想而已。

我们都长寿。长寿有个好处，看了几个全本，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全本，邓小平全本。 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说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变成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这段历史中不断思索总结，特别是十年监狱重读马克思着作。过去旧时代说监狱是读书的好地方，对读的书没有限制。我当时读的书有4卷本的《马克思选集》，2卷本的《恩格斯选集》。l卷本的《列宁选集》，3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报纸只能读人民日报。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主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

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说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促进我不断思考，从政治立场、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观点，一些思想。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表后的反映

当时感觉到文章出来后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但反应到这么强烈没有估计到。但总觉得还是有大的冲击。我所知道的，在全国特别是老同志。在边疆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应，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过，包括乔石、万里、李瑞环，但中国政治的特点，看了都不讲话，都等着看胡锦涛的态度。

《炎黄春秋》在发表我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查封《炎黄春秋》。二是这期不准发行。三是准备做检讨。当时准备抛出责任编辑，说责任编辑审查疏忽，今后不再发表类似文章。 可是，我的文章发表后，三个多月一直没有动静，（去年）2月11日中宣部给中央有个汇报，但没有提处理意见，只是说《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文章，等待中央的处理意见。一直到（去年）5月20日，中央都没有任何表态，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据我现在了解，中央当时准备对这件事做淡化处理，中央没有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任何动作。

所以2、3、4月，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包括我和《炎黄春秋》的心都悬着的。但左派反应很强烈。中国社科院曾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来评判我。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组织了几十人批判会，我所知道的，在许多地方的老干部都是人人有一份，都自觉地学了我的文章，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发生了对骂。拥护的很坚决，反对的也很坚决。我收到了许多同志的来信，包括新疆、甘肃、内蒙等偏远地区的反应都很强烈。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许多地方代表，都在打听这篇文章的后台是谁，背后是否有新的政治动向。地方反应很强烈，左派攻得很凶，左派是明攻我，实攻中央，说中央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马宾等17人公开表示、宣传，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说，左派帮了我的忙，中央本来想冷处理、想淡化也不行了。原来左派本来还想在全国发动批判我，借此造成给中央施压的态势，因为社科院和党校基本上都拿握在老同志或偏左派的手里，他们准备在全国各地的社科院和党校联合批斗我，给中央施压。他们的口号是：“谢韬是反宪法、反党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龚汉西（音）还写一篇文章《谢韬你要干什么？》。

在这种形势下，（去年）5月10日，中央在人民日报第9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说民主社会主义有它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它的贡献，但没有对其评论。这是中央找专家学者写好后，交给人民日报发表的。 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央内部给各媒体有一个表态，对我的文章不传播，不评判，不争论，但个人可以表态。上海社科院社曾发了两版，一版是反对，一版是赞同。

另外，胡锦涛（去年）6月访问瑞典。温家宝（去年）5月4日访问人民大学说：要发扬五四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精神，勇于追求真理。新华社发表消息时将“勇于追求真理”改为“追求真理”。有朋友对我说，你看你的文章发表后的效果：胡锦涛访问瑞典，温家宝访问人民大学。这样群众的反应慢慢就转过来了。

原来大家银担心文章发表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已经做了坐牢的思想准备，接受压力的思想准备。（去年）3月份人民大学开党委会时，有人说，社科院在批谢韬，建议人民大学也批。党委书记说：他们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听党中央的。所以，人民大学没有人来找我，我生日时还派人专门来看我。

（去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发表后，8月30日，《求是》杂志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来征求我对6月25日胡锦涛讲话的看法，我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可以充实。第二，胡锦涛对有各种思想争论时要正面引导的提法很好，说明胡锦涛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我最后想，应该让他将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央，于是，说我很感谢中央对我的文章的宽容和开明的态度。

我听国外一个跟中央理论班子比较接近的朋友透露：胡锦涛对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论学术的争论中央最好不介入。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左派也出现新的情况。邓力群4次写万言书给中央的执笔人。《当代思潮》原主编段若飞打电话给我说：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气。左派攻击你，是你的光荣！想突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是多年来想破而不敢突破。我对你的勇气感到钦佩！中国的经济既然在搞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你现在是站在历史的前沿。另外，人大参加批判我的大会的人有些事后告诉我说，不知道是开批判我的会，要知道就不去了。 左派里还有一个情况，反对我的人，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是在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叛徒。 总之，对我的观点赞成的有80％多，动摇的有10％多，坚决反对的有3％左右。另外，上海大众的企业家说，民主不仅你们知识分子需要，我们也需要。黑龙江的一个老领导，原省委副书记说，我们今天不接受一党专政，省一级的领导也需要民主。所以，民主不仅下面需要，上面需要，在党内的中层干部也需要，他们在不民主的生活里面有他们的痛苦。

国际上反应也很强烈，瑞典一个记者，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前，来采访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公正地、客观地介绍瑞典民主社会的学者，准备在胡锦涛访问瑞典时发表采访我的文章。另外，我会见了中联部组织的一个欧洲8国议会的来访团，我跟每个人见面，他们都说读过我的文章。欧洲还准备邀请我到欧洲去作访问交流。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国外的各大媒体都准备采访我，还有美国的一个作家也准备来拜访我。他们把我作为100年来在中国大陆上可以公开谈论第二国际的第一人。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来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一开会，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把它丢掉了。但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会成为替罪羊，在某个时候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又再批判我，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不能批谢韬，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 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关于17大及今后中国的改革展望

从17大看中国今后的未来，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从客观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要5年到20年才可能。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今天，在中国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共产党，与之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乱套，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经济上，民主的进程要建立经济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只有人民有了财产才会有权利观念，权利与财产是分不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使社会中产阶级化，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基础，中国今天还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还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是“当了奴隶希望巩固当奴隶”的时代。我们也乐意当奴隶，中国人愿意当奴隶，不愿意当主人，当主人太累，现在觉得共产党好让大家有饭吃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希望继续改革开放，平稳过渡。

中国的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推翻共产党，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但时间就比较漫长。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进行改良。

胡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17大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二，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17大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 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

不管怎么样，要推动他向这个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个进步的措施；下面促，促进群众提高觉悟，保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利益，以维权运动促进民主运动。上面促，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放步前进；下面促进，群众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以法治国。两方面结合，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来，不能急，急就要乱；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13亿人口能够在10年转变，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进步，都会触犯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部分群众的利益，这两个利益很难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进。

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几句，我们应该骄傲，我们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早生几十年，最多能达到康、梁的水平，晚生几十年，我们只能读历史。但我们刚好生在20世纪，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赶了个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了全程，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参加了历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参加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我们一生5个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挨了整，但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2000多、3000多年来剧烈变化这5大革命都集中浓缩在一起的历史。我们是跨越两世纪，一生5革命，不必悲观。 我们都是“两头清，中间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为现实的利益，逼迫他们去保住现在的利益。年轻人呢？是什么都是假的，搞到钱才是真的，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是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胡温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