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哈拉：从“大字报”到博客――中国独立的自我表达的方方面面

出乎预料的是，互联网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突然的政治变革，近期也不大可能有重大变化，虽然如此，人们不能抹杀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它们体现在别的地方，马丁哈拉说。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互联网指数级的、惊人的、快速增长吸引了世界上众多人的目光。在经过了缓慢的、不冷不热的开头后，中国开始用报复性的热情来拥抱互联网。中国的商业网络服务开始于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大约六十三万用户，到了二六年底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一亿三千七百万人，其中九千零七十万人使用宽带连接上网的方式。[1] 今天，中国成为网民人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全世界网民中有十分之一是中国人。当然，从人均基础上来看，数目并不引人注目，网民占全国人口的9.9%，这个比例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诸如韩国和台湾等邻居。但是低渗透程度也说明未来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

除了看新闻和在网上搜索信息外，中国网民上网活动的特别喜欢的方式就是电子公告版（BBS）和博客了。可以看到的调查显示中国网民的一半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在线论坛，三分之一的人写博客。[2] 这两种形式都能让用户在网上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不需要多少技术专长。BBS提供了更多的匿名机会，而博客为各个作者提供了更多露脸的机会，这些博客作家往往使用笔名，真实身份往往不被人知。中国引进博客服务是在二二年，但是几年里它一直处于BBS的阴影下。二五年后中国博客的迅速增长普遍被认为是二五年关闭最大胆直言的论坛的结果，它迫使许多网民开始使用博客。[3]

互联网，尤其是BBS论坛和博客能够扮演其他共产党国家出现的地下出版物那样的作用吗？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甚至提出这个问题的愿望其实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地下出版物最初的作用和影响。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不过至少存在两个清晰的区域，对两种自我发表方法的有意义的对比：第一，地下出版物和网上言论是自我发表的方式，第二，它们充当推动替代的公共空间发展的催化剂。

即使把讨论范围这样缩小后，我们的对比仍然可能是猜测性的。因为历史怪异多端，我们只能假设在互联网计算机时代用来充当成为地下出版物角色的东西。第一台手提计算机，甚至台式计算机实际上在中欧和东欧就被当作从前的地下出版物的工具了，只不过是用来进行图表设计或者印刷而不是发行。无论如何，当时使用计算机非常有限，而且是在最后阶段，根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网络革命对于欧洲的地下出版物来说出现的太晚了，根本无法派上实际用场。

实际上，网络的概念本身和地下出版物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这样一个强大的信息分享和跨越边界的传播工具在地下出版物流行的封闭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东欧共产党国家决不可能允许互联网在其范围内的存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不得不把彻底改变自身的体制。而这正是过去十多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当今网络时代的中国和从前的苏联阵营不同，就像它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同一样。它已经经历了彻底地转变，使得把它和传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基本上失去了任何意义。同样的，互联网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地下出版物，正如中国现行体制代替了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一样。

在放弃上述对比后，我们可以尝试其他的对比。这样做有利于解构互联网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一些常见错误观念，认清中国网络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本质。我们不需要把宝押在它和东欧地下出版物的对比上，中国有自己骄傲的地下和非官方出版物的传统。所以，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互联网时代以前共产党中国的地下出版物传统。

九十年代中国非官方出版物：印刷、粘贴和油印的文章

共产党中国，至少在文革前，是以缺乏公开的国内异议者为特征的。中国内战（1946-1949）后公开反共的人士大部分离开了大陆，剩下的也都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激烈运动中被消灭，同时消灭的还有许多对共产党非常忠诚的人。实际上只有很少公开的异议者，当局不得不采用另外的运动形式改造他们，一九五六年的百花齐放最终为他们提供了不必要然而十分残酷的镇压的借口。

毛泽东“大跃进”（1958-59年）的可怕失败引起党内人士的批评，因为这个经济试验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62年）期间造成了二千万到四千三百万人饿死。有时候这样的批评几乎没有什么遮掩地通过正常的党内渠道，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导致党内领导层的公开冲突，最终在文革期间（根据人们计算的方式可以是1966-69年，或者1966-76年）使得整个体制几乎限于瘫痪。

结果造成的国家权威的崩溃导致出现了在过去十七年共产主义统治下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潜在冲突的爆发。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权使得本来相对融和单一的中国社会变成“阶级隔离制度”。所有的公民都根据官方的“阶级路线”划分为清晰确定的阶级，这些划分和公民自己的社会立场或者政治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根据一九四九年革命时他们的家庭出身来决定。这种由社会流动性（或者缺乏流动性）确定的静态分类把每个人，包括那些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后彻底改变了的新社会的人进行划线。文革期间被批评家称为“血统论”的‘阶级路线’实际上把社会变成基本上相互对抗的阵营所组成的世袭等级体系。

公开冲突的出现表明该体系内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失败者和享受特权的胜利者之间的斗争有多么激烈，实际上最终几乎达到全面内战的边缘。尽管有利益冲突，但斗争的双方都宣称是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都选用毛泽东常常模糊的语录或他令人困惑的“最新指示”。任何一方都没有清晰的观点阐述，更没有清楚表达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相反，他们求助于怪异的语言魔术，结果只能让局面更混乱，人们更加困惑。

正是这个动荡时期最后打开了不受限制的、非官方观点的闸门，这些观点往往以可以笼统地归结为地下出版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初的争论，其实更多的不过是谴责和人身攻击，是人们用手写的“大字报”（之所以用这个名是因为写的字都比较大），贴在墙上。后来，政治辩论变得更加细腻，更多进步的半官方或者非官方报纸主要由各种阶级路线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创办。这些“小报”的印刷技术都很简单，版面相对教小，也没有事先的审查。大部分没有脱离纯粹意识形态的水平，里面充斥着机械刻板的言辞，但是过了一些时间后，个别人或整个团体确实试图跨越界限（阶级、血统或其他）表达独立的观点，并不直接局限于当时任何一种政治教条。[4]

独立观点不受审查的限制，可是往往随后就遭到报复。这个运动的早期殉难者之一，名叫遇罗克的十九岁学生仍然被人们所怀念，虽然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人提到他这个言论自由先驱者。他在一九六六年因为撰写和发表谴责“血统论”是封建返祖现象的小册子后被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很多观点不久就流行开来，在红卫兵派系里）后来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接着形成了他们自己对于中国局势的理解，并且以政治宣言或者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发表出来。这些倔强的、独立思想者群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最后授权对于所有红卫兵团体进行镇压，因为到了这时候局面几乎已经失控。其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和拥护者最后被发配到贫穷落后的边沿地区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许多人一呆就是十年。

但是，曾经是红卫兵的有些人在第一次真正的地下出版物高潮到来后重出江湖，即一九七六年毛死后，邓小平最后战胜毛残余势力的民主墙运动(1978-79年）。因为对于文革的痛苦的幻灭，以及他们后来在荒凉地区的艰苦岁月，连同他们在十年前掌握的在油印和其他印刷技术方面的实际技能，这些从前的红卫兵响应邓小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号召，开始了出版活动的高潮。在北京中部西单的墙上张贴手写大字报的潮水过后，第一份真正的地下出版物面世，诸如《北京之春》和《今天》。有些（比如前者）主要谈论政治，其他的（如后者）主要是非官方的文学。[5]

从这个运动中冒出来的最杰出人物是从前的红卫兵后来成为电力专家的魏京生。魏写了当时最著名的文章，题目是“第五个现代化”，还出版了一本地下出版物，名字是《探索》。因为他视野清晰，敢于说出不能说的话，他超越了当时的流行话语。在许多人只是口头上赞同官方政策“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时候，魏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其他的四个现代化都失去了目的。在其他人都把邓小平赞美为解放者的时候，魏直截了当地把他称为“新的独裁者”。

这最终超越了围绕在邓小平身边的新领导层可以容忍的极限。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巩固了新获得的政治权力，觉得在和毛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中不再需要大众的言论支持了。所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邓亲自下令逮捕魏京生，不到一年时间，整个运动烟消云散，随之消失的还有运动中的杂志。在经过了摆样子公审后，魏被判刑十五年。在后来的镇压中，地下出版物被解散。有些比如《北京之春》《今天》后来在西方作为地下出版物重新出现。

这次镇压基本上中止了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地下出版物的东西。后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和五月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并没有伴随重大的非官方出版物。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媒体几乎在不受限制下运行，所以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媒体存在。六四事件后出现了高压态势，任何尝试地下出版物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曾经有段时间，海外中国学生团体使用传真机向国内发回反政府的材料，但是这个方法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当中国最后在九十年代中期从天安门阴影下重新出现后，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社会。邓小平在传奇性的一九九二年“南巡”所推动的新的市场改革彻底改变了经济，也改变了社会的大部分。中国已经度过了彻底改变，使得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不仅加入全球化的快速过程，而且成为其中核心火车头之一。中国的转变为它作好了迎接互联网革命的准备，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和中欧东欧以及中国从前的地下出版物截然不同。社会变化，自我表现的方式也跟着发生变化。

半满还是半空？中国互联网的自我表现和审查

邓的南巡实际上为中国人引进了新政。在八十年代三心二意的尝试后，最终完全拥抱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现在可以释放长期休眠的经济潜力，试图在物质生活上走在前面。发财不再成为禁忌，突然之间成为“光荣的”事。而且，人们现在能够享受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不再受到国家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干预。他们几乎可以做私下里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愚蠢地冒险挑战党对于权力的垄断。他们甚至不需要爱党了，但是求求你，别公开咒骂它。

这个意识形态政变获得了巨大成功。共产党获得了生命的新租期。“群众”发现了新的目的意识。中国重新获得了动力，开始了迈向繁荣的长征。优先顺序发生了改变，潜在的冲突也发生变化。“我们和他们”的心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对于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党和国家的骚扰变得越来越不是关心的内容，而是来自外来世界的签证和出口限制。奋力奔向全球化也导致出现了新的世界观。从前被看作角色模范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试图“控制”中国崛起的竞争者。

尽管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并非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它仍然让中国的大部分人对于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普通中国人可能对于共产党玩世不恭，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获得了一些成就，他们希望外部世界承认这些。这种新的自豪感和政治上的模糊（在很多情况下是冷漠）和一九八九年前东欧的普遍流行的态度完全不同。中国人享受的新自由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人可以在世界上旅行和做生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的大学，购买从前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等等。

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改变。在中国媒体上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不再像从前共产党国家涵盖任何印刷和广播材料的全方位审查。国家资助的报纸和杂志已经被削减或者彻底取消了，大部分出版商现在要在市场中起伏。许多报纸创办了大众喜欢的周末特刊，和每日小报，迎合读者要求的亲市场的内容。他们的编辑要在宣传部门的压力和读者的要求之间精心平衡。可以容许的确切边界并不总是清楚的，许多记者仍然使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或者不断地测试极限在哪里。每隔一段时间，某地的某些记者可能就因为走得太远而陷入麻烦中，但是和原苏联或者毛时代不同，他们并不彻底消失，而是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报纸上重新出现，他们的地位和声誉因为从前的风波反而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