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军：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

内容提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治文化中的三项主要因子――家族政治文化、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在继续革命时代：家族政治文化遭受重大打击，平均主义政治文化进一步强化，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持续泛化。

关键词： 家族政治文化 平均主义 革命

一般而言，对于政治文化研究，西方学者主要从静态角度集中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当中。而关于政治文化变迁，西方学者则主要将其置于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当中。他们普遍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即政治文化世俗化，认为政治文化世俗化是衡量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阿尔蒙德认为，在政策层次上，“世俗化主要是慎重考虑的政策，按照所需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在过程层次上，“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以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在体系层次上，“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1] 另外，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他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受西文政治文化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因而“冲击――回应”模式是其研究政治文化变迁的核心。[2]

然而，“文化进程，并非如误信浅薄的进化论者所想象，以为如一直线然永久向上，今日必胜于昨日，近代必胜于古代，当知文化进展常走波浪曲线，有升有降，正如人之健康，可以时病时健，常有反复。”[3] 政治现代化从内容上讲内涵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倾向，但政治文化世俗化进程中也可能出现政治文化的再度神圣化。对于中国而言，在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本身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世俗宗教”。而建国以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泛化一方面要求打倒传统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将革命及其领袖再度神圣化。因此，政治文化的变迁“包括了各种变化，既有向上的发展，也有向下的发展”。“政治文化变迁也不是单线的，可能前进，也可以倒退，也可能停滞不前。”[4] 另外，就政治文化变迁的动力而言，不仅外部文化的冲击会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的改变，而且一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也会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

因此，笔者认为，政治文化变迁就是指由于社会内部或外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影响而导致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发生的改变及其过程。

一、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的逻辑起点

虽然政治文化变迁是一种连续性过程，但如果就某一特定时期来看，政治文化变迁必然具有时间上及内容上的逻辑起点。本文的“继续革命时代”是指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从时间上讲，本文所指的农村政治文化变迁是指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变迁。而从内容上看，要了解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逻辑起点，则必须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即民国时期农村政治文化的整体状况。

所有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华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及其农村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混合体。

首先，虽然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就遭到猛烈冲击，但后来的民国政府在建立现代政府结构的同时并不彻底否定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性作用，因此，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是主导性政治文化。特别是在农村，虽然民国政权下沉到乡镇一级，但仍利用传统的保甲制度与家族制度，家族政治文化仍居主导地位。其次，民国时期事实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时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沿海一带的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影响较大，但对中国广大乡村及其农民的影响微不足道。再次，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广大乡村不断兴起、发展与壮大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开始渗入乡村，但对普通市民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就整个中国而言，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体系大体上包涵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传统政治文化仍占主导地位。就广大乡村而言，政治文化主要是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的混合物，其中，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薄弱的地方，传统政治文化在乡村仍占主导地位，其突出的表现形态是家族政治文化；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较强的地方，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无论是传统政治文化，还是革命主义政治文化，都内涵农民几千年来的政治理想――平均主义。因此，从内容上讲，本文将集中探讨家族政治文化、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及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在新中国所发生的变迁。

家族政治文化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也有学者称其为宗族政治文化，认为“宗族政治文化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态度、心理、认识、情感等主观取向的集合体，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血缘宗法观念。”“宗族政治文化在内容上表现为法古主义、德治主义、家族主义、专制主义四个方面，并体现出深刻的专制主义本质。”[5]因为在传统中国，家与国是同构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宗族观念是中国人形成认同感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教化，家族政治文化成了传统政治文化在乡村的集中体现。因此，家族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是探讨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题之一。

平均主义政治文化本身内涵于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当中，它是以“均平”为最高政治理想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政治心理取向。但是，传统政治文化所内涵的平均主义是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而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所内涵的平均主义是基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二者又共同表现为在经济上要求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平均占有，生活消费水平的基本一致；而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特权主义。由于在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主义政治文化混合物的平均主义政治文化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的探讨。

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以“革命”为神圣价值的政治心理取向。奥克森伯格认为，革命的观念体系是当代中国的观念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改造人的思想是革命思想观念的中心问题。[6] 汤森认为，革命价值观实质上是指导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历史中社会化努力的理想原则。它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斗争与积极主义、自力更生、平均主义和民众主义。[7]笔者之所以将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观念称之为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就在于“革命”在当代中国有着特殊的含义，“革命代表着正义、正确无误、真理与神圣，也内涵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共产主义中国，没有什么词语比‘革命’更神圣、更富于正义、更具有道德感召力。”[8]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必然无法回避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在农村的变化与发展。

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家族政治文化、平均主义政治文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文化在继续革命时代在中国农村的变迁。

二、家族政治文化变迁――弱化

新中国成立以前，家族（或宗族）一直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沟通的重要中介，家族既是为其内部成员提供保护的安全寓所，又是束缚其成员自由的重要封建枷锁之一，家族制度成了旧中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制度的内化，家族制度的长期存在被不断内化到旧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每一个层面，自然也就形成了具有封闭性、保守性、依附性等特征的家族政治文化，受此种文化长期熏陶的中国农民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依附服从的权威主义政治人格。新中国成立后，家族政治文化――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支柱――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其功能不断弱化。

1、家族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被逐步消灭

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它必须借助于一定仪式、象征符号等才能够延续不断地传递下去，而这又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载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制度的历史性变革使家族文化的物质载体首当其冲地被消灭。首先，土地改革中族产被没收，族田被均分，宗祠被充公，被改作新成立的学校或其它公用场所。家族原有经济的、仪式的、政治的功能的物质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使“宗族这一血缘群体的经济基础被抽掉，大量的群体所属的公田，如族田、学田被没收，重新分给农民，血缘群体无法再以经济力量控制其同族亲属。”[9]其次，集体化道路使小农经济被消灭，传统家庭之间的互助功能、家庭内部的精神上的、仪式上的内涵逐步消失。传统的小农经济与家族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族的存在是小农经济的重要补充。土地改革后，中国变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大国。然而，仅仅两年后，小农经济在中国大地又被迅速地消灭，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个螺丝钉，家族也不再具有仪式上、精神上的内涵，家庭之间的互助功能逐渐消失，家族文化也就自然失去其文化传播的意义。

2、家族政治文化制度形态的覆灭

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制度的内化。虽然文化的惯性使其并不必然地随着制度的消灭而消失，但其制度这一载体的消灭无疑会使其文化的传递失去合法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一种政治文化形态没有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支持便不可能得到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成为主导政治文化，从而支配人们的政治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制度被乡村政权所取代，国家通过在农村建立广泛而严密有效的乡村政权，取代了原有家族组织的权威与功能。（1）新政治建立了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政治和行政权力积极地介入到家族组织结构中，成为权威的农村社会调控机构。（2）新政治的宏观体制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使其能对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经济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起到了即使在建国前家族组织也不能起到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完全依赖于正式政权组织，家族组织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3）新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来打破传统的家族组织结构，包括政治强制和经济强制，改变了家族组织存在的环境和条件。（4）新政治体制用以公共权威为基础的行政区域打破了以族居为基础的宗族区域和家族联合体，如在居住上，住宅分配制度不考虑家族因素，而完全按规划安排；在核算单位上，同一家族的成员被划分在不同的生产队等。（5）新政治体制是一种政社合一和政队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既掌握政治上的统治权，也掌握生产上的组织权，使家族在经济和生产上的互助或协作失去了必要性。（6）新政治用现代社会的司法制度和程序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规范，并提供了执行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强有力的机制。[10]总之，家族制度的消灭使家族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新的政治机构深入村级单位，原有的乡绅、家族首领的地位丧失殆尽，“起而代之的新的主权阶层原来的地位一般都很低，有些甚至是长期受压迫的外姓人。”“村干部以充满政治术语的词念，每天宣导党中央的指标。”[11]家族文化的传播失去了制度保障，新中国的农村充满着极为政治化的词汇，新的政治制度带来的是新的政治理念与认同目标。

3、家族意识逐步淡化

传统的“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照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12]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家族文化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形态都被彻底消灭，家族不再成为其族员（农民）的保护所，也不再是农民与国家的中介，贫苦的农民第一次与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村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而且与国家政权斗争息息相关，家族血缘关系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压力面前逐步后退，最终被农民与国家的政治关系所取代。因此，一方面，随着家族失去了其固有的吸引力，家族意识也随着农民对国家忠诚的提高而逐步淡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取代了对家族的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坚如磐石，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们也没有对党、毛主席和新中国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周晓虹在探讨江浙农民近代以来心理变迁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宗族血缘关系被冲击的同时，连带减弱的还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族血缘意识。由于传统血缘群体的主导地位被颠覆，农会、乡村政权组织及后来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超宗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组织的普遍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