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

现代性问题，乃是一个牵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维神经的话题。其实，在国际社会科学界，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也是一个使得学术前沿人物不得不认真对付的难题。就前者而言，“90年代”之作为一个富有学术文化编年意义的中国文化词汇，已经与现代性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就后者来讲，哈贝玛斯、吉登斯一类活跃在西方学术舞台前沿的学者，就现代性问题的发言，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持续应接的话题。[1]由于现代性话题的言述，与“现代”社会的当代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历史与理论维度同时观察和分析的问题，就是不无意义的事情。西方学术界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倾向性意见是反抗现代性，但对于在现代性问题上处境截然不同的中国来讲，首先需要做的，似乎应当是辨明自己的现代性事实处境，而不是在价值上的轻率拒斥。就此而言，描述现代性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表现出的特质，以及在中国体现出的特点，比之于以反抗现代性为目的的申诉，对于汉语学界来讲，是更为重要的工作。

一、现代化与现代性

现代性的反思，是有一个理论起点的。从这种反思的路径上来讲，由于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出的问题，因此，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分辨，也就只能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理论言述之后，后起的话题。故而，考察现代性问题，需要首先对它得以产生的“现代”的社会历史情景，以及现代化言述对于现代性讨论的促进，加以勾画。

这就涉及到清理现代化与现代性关联性问题的两种思路：一是对于现代化之引起现代性问题反思--或辩护或拒斥的历史连接点如何的问题，加以检视；二是对于将现代化与现代性分割开来审视，在方法学上会遭遇什么理论难题的问题，加以讨论。

先从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问题发生的历史连接点视角分析。现代化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过程，既在历史的兴起上早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也在理论的阐述上早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而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之结构性的问题反思，乃是现代化社会运动的一种思想检讨结果。就前者而言，作为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运动过程对于自身的现代性论述，是一个独立自存，显得勿需反复论证的问题。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现代性”言述到英国经验主义的“现代性”架构，再到自由主义对于现代性制度层面的建设，截止20世纪60年代，都是在一种没有系统的理论挑战者的情况下，与现代化运动和谐地共存着的。因此，在这种情景下，现代性问题还不能称之为“问题”。就后者来讲，现代性“问题”出现的现代化充分发育、以至于导致某种社会紊乱的时刻。在西方，60年代，现代化运动已经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新阶段。现代化自身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的异化问题，尖锐地凸现出来。而现代性文化陈述的与过去的现代化运动之间可谓相互协调的基本理念，显示的个人主义、权利哲学、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等等，则也以自己对于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引导，导致了文化认同上的分歧。以往显得似乎是自明的现代性论述，就历史演进而言，遭遇到与自己相非相反的理论言述的挑战。就后者分析，现代化运动的充分发育，导致的现代性反思，首先是一种现代化的反抗性运动的结果。68风暴的兴起，“反叛的一代”的出现，使得作为西方文化新传统的“现代性”论说，遭到抵制。与单线延伸的现代性经典论说相悖反的所谓“后现代”论说，因此而起，构成了一个颠覆原来的“右翼”现代性论说的、所谓“左翼”现代性论说。[1]（导言）这样，反思的现代性论说，就将深度发展的现代化与这种现代化运动的理性审视，“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就此而言，现代性才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思想学术“问题”。

但是转换到方法学视角看，以往，这两个方面是被割离开来加以对待的。现代化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过程，被现代化的研究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加以分析。这使得研究者的思路囿限在历史思路之中，无法解读出“现代性”之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内蕴，对于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方式和具有的独特性。于是，在关于“现代”问题的理论结构上，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了起来。（注：这从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解释模式上，可以看出来。作为一种解释社会变迁的模式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运动的自身结构的反思，是掉以轻心的。这与当时西方学人着重关注现代化运动的高歌猛进有关，他们还来不及对现代化自身的结构特点加以反省。）

当然，将现代化问题与现代性问题加以适当的分割，作为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独立自存的体系加以分析，对于理解现代社会运动将是有帮助的。这样，就有必要对于现代化反思的大思路与现代性的省思大思路加以区别。从现代化反思的思路上讲，社会历史的连接点问题是它的运思基础。因此，人们习惯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产生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模式，非西方国家却没有产生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模式这类问题。[2][3]为此问题，就将历史学的特殊意义凸现出来了。因为，人们在此思路中，只有去西方的历史传统渊源中追索它据以形成“现代”社会运行模式的“根源”。只有历史学足以提供似乎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非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足以孕生现代的诸因素，而西方国家则具有现代诸因素的历史根源。因此，在西方国家，它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加以某种重新组合，似乎就自然地走进“现代”了。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解释“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模式：挑战与回应的历史学解释体系。到后来则又形成了所谓以后起现代国家自身为中心的历史观。其实，这两种解释模式都是有缺失的。因为，“挑战-回应”模式无法解释非西方国家现代转变的内源动力问题，而以后起现代国家自身为中心的历史分析，则又将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西方社会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忽略掉了。

于是，现代性的解释模式，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的、趋向于“现代”的社会运动的解释而言，表现出解释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性的解释模式，对于现代社会运动的具体地域差异，是故意弱化的。因此它足以克服历史学追究具体的现代化运动特点时表现出的两种弱点：要么限于单纯西方化的解释，而走向“挑战-回应”模式那种伤害后起现代国家人们自尊心的困局，要么限于以民族各自的历史渊源来解释其现代进程的杂碎历史格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代性的解释模式，既可以将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又可以将现代性之作为制度化的底蕴具有的复杂特质加以全面的凸现。这样，现代化理论的衰落与现代性论说的兴起，便成为一个现代化运动早起与现代性反思晚进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景观。

二、历史断裂：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化的历史解释，着重的是现代化与历史的连接还是断裂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现代性审视而言，则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现代性的整体特征，直接地被社会学家归纳为它的断裂性(discontinuities)。而且从三个方面加以了系统申论：即现代性作为自身得以成立的动力、它的制度性维度、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方式，都是与历史传统断裂开来的。就此三个方面而言，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陈述。[4]

首先，就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讲，吉登斯强调三个因素与传统社会的相异性所具有的重要性：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在传统社会中，时间与空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间”与“什么地点”是不分离的。而现代时间则是一种“虚化”的时间，它脱离开具体的空间，具有一种超越空间的因果关系的特性。于是，具体空间的意义降低了，而将具体地域空间与全球空间联系起来，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被重组为一种整体的“历史”。二是脱域机制的发展。即由于现代性条件下得以相互交流的象征媒介（如货币）以及由专家系统构成的信任体系，使得地域化的东西很容易就扩展为原来产生某种具体思路或行动的地域之外的普遍性东西。这与传统的地域化特征完全区别开来。三是知识的反思性运用。现代性条件下，传统的受尊重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过去及其代表过去的符号所具有的不朽性，也已经不被承认。相反，“以往如此”与“应当如此”的必须合一，成为反思的认同的前提。因此，反思性与不确定性相反相成。它必须以最普遍化的方式来反思行动社会生活，从而使得连续性基点上的历史必然处于一种断裂的景况。历史的运用只是用来创造历史，也只是用来解释暂时性的特殊方式。

其次，就现代性的制度维度来看，吉登斯就四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性的制度构成与传统社会的区别：一是资本主义，二是工业主义，三是监控机制，四是暴力工具。作为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雇佣劳动，市场价格驱动的市场竞争，是前此的社会所不具有的特点。而利用机械、规范的社会组织、协调的产出支持的现代工业，也不是传统社会所具有的。至于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权力、人口行为的监督，以及对于监狱、学校、露天工作场的监督体系，则是传统社会完全没有设想过的。以对于暴力工具的系统控制尤其是战争工业化情景下对于暴力工具的控制，更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这四个方面，由于与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种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却又必然要削弱这种主权的、必然具有全球化倾向的社会结构。这与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就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方式的关联性来说，吉登斯主要从风险与信任的两个角度，分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生活基本状况的差异。在他看来，前现代的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地域化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的信任则是建立在友谊或隐秘的个人关系、抽象体系和未来趋向的非实在论的基础上的。至于前现代的风险则与来自自然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掠夺成性的军队、地方军阀、土匪、强盗等人类暴力和失去宗教恩魅或受到邪恶巫术影响的风险相关。现代的风险环境则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战争工业化的人类暴力的威胁、来自个人之无意义的威胁。换言之，现代与传统的日常生活理念，差异是内在的、结构性的。

吉登斯以自己的分析为基础，特别强调现代性之具有的整体特质：现代性的断裂特征。现代性之以与历史传统断裂体现出自己的特质，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固然有前述吉登斯所论说的现代性的构成性断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吉登斯强调的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有关。即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现代性变迁的无限制的范围，以及现代制度的崭新结构特质，均使得现代性体现出从传统的社会秩序分离出来的断裂特征。

再则就现代性表现出断裂特性的历史机制而言，下述三个方面也显然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就它的发生学来讲，在它的原生地，它自身是一个与自己应当依赖的历史传统相割裂的体系。同时，就它的传播过程来讲，它是一个促使接受现代性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产生一种双重的历史传统断裂--既与自己延绵长久的历史传统作别，也与自己相近相似、以至于显得可以理解和可以把握的西方古典传统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就它的存在机制而言，现代性结构也是一种悖论型结论，它自身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为在现代性设计上的清晰性、有序性，运作上的制度化、效用性与前景或预期上的含糊性、紊乱性，矛盾地存在于同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之中。再一方面，就现代性的运行结局分析，它的现实可预期性与未来不可预期性突兀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下之作为连接反思过的历史传统与预期中的未来的交汇点，乃是一个既不可能清晰地显示历史传统面貌、也不可能清晰地预示未来状况的存在。现代性运行的结局就是一个自己对于自己的锁定状态。

显然，现代性促使西方发生了一种在传统中不能清晰解释的转变。现代性所展示的西方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具有吉登斯所指认的断裂性质。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社会演进中，存在着一系列可以将其古典与现代连接起来的因素，即西方现代性有其历史源头，可以在现代发展背景上去追索它的希腊、罗马与希伯莱因素，但在现代边缘上，西方文化的重组特性，则是非常明显的。只是这种重组或断裂，被近代以来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进化论给了人们一种“似是而非”的连续性，使得人们忽略了现代性所具有的断裂特性。[4](P4-6)

因此，只要是我们站在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它在任意区域中的特征时，我们都得首先确认现代性所具有的断裂特性。就此而言，中西方社会在面对现代性时处境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问题，是一个必须重新加以确认的问题。这种共同性，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目标上体现出来的一致性，还应当包含一种与历史传统的关联特征的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