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

依稀记得1980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时，伴有一股思想潮流，那就是关于民主与迷信的讨论。当时的思想关怀，主要是提出并琢磨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与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这股思潮或许已被国人遗忘。可是，近年来，却有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搅乱了中国人的心灵。上至国家官员，下到庶民百姓，人们议论纷纷的，就是时下里的“官场迷信”。它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当代中国政府官员的精神信仰出了纰漏，再度呈现了当代中国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仿佛就是个人迷信、权力崇拜的当代版本。

对社会权力的迷信

中国人常常对中国革命抱有一个极其崇高的理想信仰，通过科学、革命来埋葬愚昧和落后，并以科学、社会的发展来消除社会中的宗教或迷信。可是，时至今日，这些价值信仰并未能在我们的社会中顺利实现，一些难以费解的“迷信”现象，仍常呈现在我们的社会肌体中。

依据中国人的常识，此谓“迷信”，一般是专指对风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现象的执著和相信。它们是对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仅仅是文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只要伴随文明、科学的演进，这些迷信现象就会自然消失。然而，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迷信”现象具备了现代特色，或有科学名义，或以弘扬传统为使命，而迷信主体则由农村转向城市，转为有知识、高学历人群，甚至转向了国家官员。特别是19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频频使人困惑的“官场迷信”。

这种官场迷信，萌生于官场之中各级官员对其上司的供奉和迷信，大多源自于官场民主的缺失，把自己的上司、顶头上司视为官场的主宰，左右了权力的运作及其个人的遭际和升迁的命运。在身处官场的个人仕途难以自我把握的时候，这些官员往往另辟蹊径，依托迷信，视之为自己的“护官符”和升迁秘径，以保证自己的官运亨通。

在官场民主生活难以正常建构之时，迷信已俨然成为官场的“潜意识” 和“潜规则”。视野所及，人们常常看到，666、777、888、999一类的车牌，是官场首长的首选号码；官职久未升迁，则会归咎于长官办公楼的“风水”不佳，于是在办公楼附近埋下“镇邪物”、“升官符”；名胜佛寺里，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部分官员进香求神的宝地；即便是公共工程的开工剪彩或竣工典礼，大多要请风水大师择吉日、选良辰，时间计算精确到以一分一秒……。

对此现象的批判，众多议论不一而足。究其根本原因，我以为是“迷”在官场、“信”在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崇拜形式。

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史，促使迷信形成的力量无非两种：一是自然力量，一是社会力量。早期文明史上多为自然力量的崇拜，同时伴有对社会力量的迷信。这两种崇拜形式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交相呈现。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渗透了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形式；而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亦经常具备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神秘崇拜的基础。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可能会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改变形式，甚至被淡化；但对于社会权力的崇拜，却不一定会随着科学、文明之演进而淡出、消失，它反而有可能做大、被强化、崇奉到神圣的程度，其功能、其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似将伴随人类文明之始终。

官场迷信，就属于这样一种权力崇拜形式。

实际上，对于社会权力的崇拜和迷信，中国人很有传统，能够把古来圣贤、历朝名将供奉为神。只要他有功德于民、立楷模于世，文治武功强大，他就能够获祀于后世，代代供奉于庙中。轩辕氏、炎黄帝、孔圣人、祖宗神……就是这样被中国人奉若神明、虔诚享祀的。

无数中国人的所谓迷信现象，大抵上出离不了这个传统。帝皇之统治，要以天命崇拜为其神圣性根基；老百姓为生计奋斗，礼不下庶人的年代，惟有鬼神值得依赖。上至帝皇，下至百姓，始终摇摆于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的神秘制约，无力自治。不是把自然力量敬畏成社会权力，就是把社会权力转为自然力量的信奉模式，共同顺崇，群体迷信。

尤其是在那曾经被奉若神明的权力象征不再灵光，个人升迁无法再次依靠官府、上司的场域之中，个人的命运就会从对权力的迷信，转进为对于神秘力量的顺从，构成了“官位升迁靠上司，个人命运依佛神”的官场迷信。特别是在个人命运完全依赖于官位升迁的语境，这种官场迷信，本质上就是对上司权力的迷信，把个人命运的无赖，表达为对风水、面相、鬼神等自然力量的敬畏。权力之独尊，构成了官场迷信的根源。

不民主，即迷信

在权力成为个人的命运升迁、乃至生杀予夺的根本要件之时，俯首听命如顺从天命的官场成员，其命运有谁能够自我把握？！那些维权依靠鬼神的苍生，可以依赖吗？那敬天以德的“道德”修养能够使他们不朽吗？独尊之权力，民主之缺失，苍生就是草民，道德仅能独善；惟有依赖神秘，化腐朽为神奇。

因为中国人对社会权力的崇拜，往往会把社会权力当作自然力量来加以崇拜，建构了民主和迷信最深层的互动关系。君父为天，臣民为地，把社会权力敬奉为自然神秘，在士绅君子以为“文”的同时，庶民百姓却以之为“神”。权力场域的差异，同时造就了迷信品第的高下之分，此所谓“帝皇统治靠天，草民维权依鬼”。

在这里，权力者的天，与草民的鬼，其神秘是可以彼此共享的，其中的致命差异，在于能否获取权力。如果权力之拥有，用不着依靠草民的话，那么，权力者崇奉的神秘天命，就被建构为权力的象征；而在权力无可信赖的时代，神秘天命当然就是官场首长的救命稻草、神秘的象征。于是乎，独尊的权力导致了迷信的官场。

官场迷信，成为神秘天命的必然表达。

近期披露的山西粮食局耗资690万元，打造一座“粮神殿”，就是这样一种迷信现象。在此“粮神殿”中，曾供奉有全国各省市粮食部门的官员题词，与神像一共供奉。粮神正殿中，供奉着后稷。殿前两侧，存有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全国各省市粮食局局长的亲笔手书，与神像彼此呼应，共同接受人们的敬奉。本为国家粮官，利用国家权力打造为社稷神祗。公共权力的变态，建构为崇奉的神灵，象征着中国人对公共权力的敬畏。

早在民主革命岁月，中国人就把马克思的画像安放在供奉祖宗的中堂上，试图改变中国人对社会权力的崇奉模式。因为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敬奉他，就能敬奉出一个新的社会。（《求是》2006年第12期）在那样一个时代，“穷人想发财，指望红军来；要得不受苦，参加苏维埃”；“青岩坡，青岩洞，爬上青岩望鹤峰，不求天来不求神，只求红军与贺龙” 。朴素而苦难的老百姓，敬奉革命的权力，如同敬奉天命和鬼神，对于主义的崇奉取代了神秘的祭拜，从而在打造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同时亦建构了中国人（官员和百姓）历年来祀社会权力为神秘自然的革命逻辑。

所以，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在这样一个信仰共同体中，官场首长和庶民百姓的行动逻辑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不是神秘自然的拜祀，就是社会权力的崇奉。在权力能以一身独大之时，百姓维权靠鬼，官员升迁畏天。虽有提议要官员升迁就职时到古代清官包公的祠堂宣誓，却忘记了面对庶民百姓的责任效忠。官员的权力迷信，促使他们不去敬畏百姓，却俯首崇拜那些天命一样的神秘权力，如此打造了“不民主，即迷信”的官场惯习。

为此，人们不难理解，“官场迷信”之林林总总，大多是求升迁、讨吉利、保平安；看相算命奉佛神，避邪择期求大师，烧香拜佛信风水。他们迷信自己的官相、官命、官运，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左右和帮助，进而通过烧香、拜佛、求签、风水等方法，寻求“大师”的点化。其变本加厉者，则不惜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官场迷信的实现和官运的亨通，架大桥、 看风水、修祖坟、建神庙、求神签、争烧头香、公开组织祭祀活动，……甚至在单位的人事权力安排上，不开党组会议，而是拜神佛、看命相、求神签，作为部门领导选择、班子成员的配置条件，以避免命相八字的“相克”、以及官场内部的权力冲突、利益矛盾。

在此信仰共同体之中，社会权力与自然力量的神秘祀奉功能，内涵有彼此取代、替换的行动逻辑。当其中一种权力的崇奉功能无济于事的时候，另一种敬畏形式就会应运而生。正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信苍生信鬼神，能够成为最主要的官场迷信；而主义替代宗教的逻辑转换，则由不信马列信鬼神，转成了官场首长的信仰替代。

权力与迷信的交换逻辑

近代中国曾经提出三种替代宗教的文化思潮：道德替代宗教、科学替代宗教、美育替代宗教。这些思潮的功过是非，学界早有多种评论。本文想指出的是，这些思潮的要害，是一种替代的方法，它们总会有多种替代的可能，使各种替代的方法不期而至。所以，在中国民主革命进行时及其获得胜利之后，个人信仰服从了主义替代宗教的行动逻辑，进而把个人信仰皈依在这种替代逻辑之中。

不过，宗教是一种许多人共同信仰的集合结构。当这种替换逻辑能够与个人信仰吻合、重叠的时候，个人信仰能够在其中获得满足；当这种替换逻辑难以满足个人之精神情怀的时候，这种替换逻辑本身，就面临着一个被替换的强大可能了。自然力量的崇拜和社会权力的祀奉，它们之间具有彼此替换的逻辑和功能，尤其是针对一种独尊的权力而言，它们的替换逻辑是相当自如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亦随之改变。换一句话来说，权力和迷信的路径，是内在而彼此打通的，它们能够相互交换。权力独尊的要求，就是权力神圣化的迷信，迷信神圣的权力。观之中国历史，每当权力专制盛行之时，迷信之风亦甚为喧嚣；而专制功能减弱之际，迷信之个人惯习则融进了民间信仰之中。

感谢历史与时代的进步，当下的官场迷信早不同于往昔的个人崇拜和领袖迷信了，宗教被主义替换的行动逻辑亦被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改变。它们只是在民主生活难以健全的场域和时空里，生发为权力的迷信，并且在迷信权力的同时，交换成为对风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的依赖和相信，以获得个体一己的精神满足，把那种在权力场域中难以满足的欲望，借助于官场首长手中的公权力，交换为一种神秘的替代。

试看今日官场，某地政府机关听信“风水”之说，就能废弃风水不灵的旧办公楼而另觅新址，再造新门楼，但求白虎不压青龙，浪费国民大量资源。夜深人静之时，数名党政干部为官位升迁，齐刷刷地跪拜在摆放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诚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建造一桩闻名全国的官迷丑闻。

由于是官员迷信，所以这些官场迷信常由官方组织、集体参与，披上了“合法” 的外衣。曾有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高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集体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某县卫生局办公楼搬迁，由局长主持，全体干部尾随“道公”做“法事”，有的官员甚至脱光上衣，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有的贫困地区，还使用权力，集资建庙，经费则按村里人头摊派，无钱者举债也要交纳，弄得村民叫苦不迭。在村支书生日时刻，村支书率本村党员20多名、村民100多人前往寺庙集体上香拜佛。

老百姓批评这种现象说，不讲革命讲算命，领导带头搞迷信。通过革命获取的权力，变成了借助权力而打造的公共迷信。这种以权力制作迷信的交换逻辑，多少取代了主义替代宗教的价值信仰。它们成为了个人权力的迷信。相对于传统中国来说，那种“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替代逻辑，在当代中国则被替代成――“长官以为神灵，百姓以为权力”的彼此交换，或贿赂鬼神，或害怕官员，各有所求在其中。

这种现象，最著名的莫过于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他经常请“大师”预测仕途前景，以为自己命当副总理，只是运里尚缺一“桥”。为此，他绞尽脑汁，终于将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让国道穿越水库，得以在水库上修建一座大桥，以圆满“功德”，早登副总理“宝座”。

与此相映成趣，是福建某县原县委书记。该人被称为“迷信书记”，曾抽一签，迷信他发财升官是“命中注定”，从此建庙拜神，尤是虔诚，利用公权在县委成立“建塔办”，拨款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甚至申请银行贷款建庙塔，多次“公告”全县，公募款项180万元，以“镇妖避邪”，为了当地能出大官，造福一方云云。

显然，这种权力与迷信的交换，借助于国民、百姓所赋予的公共权力。他们所打造的迷信工程，所有耗费都是公共资源。他们手中握有社会公共资源的调动权力，能够利用公权之便利、或打着公务幌子表达个人迷信。大量的纳税钱，经由这些官员之手，以布施或香火钱的方式进入了神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