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变迁

一九二三年四月梁启超为《申报》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学习西方的近代历史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学习外国“船坚炮利”时期。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发生，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才开始着手设立福建船政学堂、上海造船局，从事“器物”上的改革；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时期，这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役起至民国六、七年间止，以康、梁为急先锋的“变法维新”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辛亥革命；第三期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时期，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段落中，知识份子也经历了大体上是三代的变化。梁启超说：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时期，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粱救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本文所要论述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正是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和之后的知识份子。

直到中国与列强国家有较深入的文化上的接触，梁启超所说的这些第三期的跑到时代前面去的青年，才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士绅人物的城市知识份子集团。这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关系异常密切，而且大部分都直接介入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介入历史活动的程度，远非其他国家的知识份子所能比拟，而且，他们当初的选择所造成的影响，也远远地超出一般性的估量。可以说，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史，知识份子在其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和面貌，知识份子所作的基本选择，负有重大责任。

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长久以来处于时代的中心地位，在风云多变的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既是“幸事”，但同时也是“不幸”。所幸的是，这种直接的而且发生影响的关切，使他们对社会获得很深的体验。所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关切过甚，以至于“越俎代庖”，结果常常在历史舞台上自我迷失和承受其他国家知识份子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精神负担。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份子对时代和社会的过份直接关切，不但给自己，也给他们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历史角色的变迁作粗略的分析，并对其基本选择作些理性的批判。

从“乡村士绅”到现代知识份子

中国的传统社会，除非处在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一般地说，社会的正常运转总是由乡村士绅阶层操纵的。所谓士绅，既包括在朝做官的官僚，也包括退隐官僚和在野经营的豪富。如果说，一个稳定的社会总是存在着一个比其他社会集团占有优先地位的社会集团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集团就是乡村士绅集团。在经济上，这个集团虽然不能垄断全部土地资源，但具体到一个地域，他们占有的资源，总是远在他人之上，因此，他们总是地域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政治上，他们与皇亲贵族合作，统治国家。在文化上，他们承担着儒家的传统。中国“儒统”之所以长久不坠，就是靠乡村士绅支撑着。这样，在中国社会网络中，士绅就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得不到绅权强有力的支持，皇权就无法维持下去。近代中国传统帝国的瓦解，皇统的崩溃，就和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紧密相关。这个阶层的浮沉生灭，牵连着传统帝国的荣辱兴衰。

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显示一个重大现象，这就是乡村士绅集团的“断后”现象：乡村士绅阶层一步一步走向没落，以至丧失自身再生产和再延续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再也产生不出集“才能”与“学识”于一身的后继精英集团以领导国家，也产生不出把雄心与策略、胆魄与权谋结合成一体的杰出政治权威。整个近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士绅阶层气数渐消，一步一步退出社会舞台的历史。具有象徵意义的是，当共产主义革命风暴席卷中国的时候，被命名为“地主”的最后一代士绅，为他们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所犯的罪恶作出了最后的赎还，以致于作为一个整体阶层从社会中消失，而且是被铲除式的消失。

乡村士绅阶层在近代史上唯一成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超表演是平息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反叛。曾国藩公开打出来的旗帜，不是保卫大清帝国，而是保卫数千年诗书礼乐和人伦大义。他在《讨粤匪檄》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哭痛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心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的呼吁不仅用来召唤世道人心，而且代表他本人内心真实的愿望，也是传统知识份子的愿望：保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理想不受离经叛道的农民所威胁。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文化战，是一场传统知识份子保卫儒统的战争。在整个平叛过程中，曾氏兄弟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代表的乡村士绅集团，其智慧、才能、意志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曾氏本人的官职也上升到清代汉人的顶端。然而，走上顶点之后，士绅们也开始踏上了末路。中国近代史昭示：当士绅的主要较量对象是农民的时候，他们由于占有文化上与权势上的优势，所以尽管帝国的根基在较量中有所动摇，但他们还是能够在动摇中取得胜利。可是，当农民革命走向失败，士绅们的对手由农民转到列强时，他们就由胜利者转变成失败者。

平息太平天国的反叛之后，士绅集团内部进一步分裂。一部分人成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部分人认为中国唯一的优势在于“气”，相信“气”可压倒洋鬼子；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船坚炮利”，以谋求自强；还有一些人随着内难及外难的加深，变得比以上两部分人激进。这部分激进份子最初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由于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康有为和几位激进份子领导了百日维新。但是，从他们维新的策略上看，这些人只是空有报国热情的书生。他们的政治智慧与治国本领同他们的政治抱负很不相称。实际上，康有为等人，是用一套很传统很陈旧的政治手段领导一场他们称作维新的带有现代意义的“变法”。他们采取传统的中国官僚惯用的发诏书、发文告等手法施政。过去，这套文赎主义的办法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整个官僚机器的功能与这种施政方式尚能相协调。现在，康有为仍然要用这种陈旧的施政方式来改变已经腐败的官僚机器的功能，则注定无法成功。他们在一天之内，所发的变法诏书居然可以多达数十份之多，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不能不把一场维新运动变成书生们的儿戏。士绅阶层中最有学识与教养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很强调“得人”。所谓“得人”，就是发现和启用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旺，“得人”是一个关键性条件。因此，王朝的衰落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未能“得人”而“断后”。这个分析可以套用在清代的末年，也就是说，到了清末，这个王朝的支撑者集团，已经断后，即未能产生足够延续自己生命的优秀人才集团。所不同的只是，清之亡，既是一国王朝的衰减，同时也是一个久远文化传统的枯竭。在这个久远传统枯竭的背后，是支撑这个社会的知识份子集团――乡村士绅阶层因中断延续生命的力量而没落。

对于本文要分析的问题来说，不是揭示乡村士绅集团没落的原因，而是要探讨乡村士绅阶层的没落对辛亥之后一段中国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对社会转型方式的影响。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之中，其原来对这个社会起支配作用的支配阶层的衰落和被迫离开政治舞台，总是意味着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演变带有较多的自下而上的色彩。自下而上，这就涉及到“政权”的巨大更替。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转型，由于乡村士绅阶层的“断后”和没落，因此无法采取自上而下的转型方式。这一点，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显得很不相同。明治维新前后，从原来的支配阶层――贵族和武士中分化出一批继续能领导国家的新“藩阀”，这些“藩阀”，乃是贵族与武士之“后”。因而，日本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在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如同中国的所谓“政权问题”，即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大革命问题。为了了解这种区别，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明治维新的情况。

假如我们以阶层变动的眼光看江户末期以及明治维新的日本史，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与外来势力的侵入，支配社会的中坚阶级（阶层）――贵族与武士发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其中一部分人不能适应社会的急剧转变，在社会与历史的变局中不知所措，顽固地坚持原来陈旧的立场，结果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并最终地退出社会舞台，由主角而转为配角，由配角而转为局外看客，从鼎盛走向衰亡。在日本近代社会的演变史上，那些在维新中被打倒的幕府将军们以及那些挽回不了“大势”而流浪街头的某些武士，就是扮演这种被淘汰的历史角色。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部分人被淘汰之后，后来支配社会的传统力量并没有整体衰落。构成明治维新的核心力量和支配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新的、从社会底层中崛起的社会集团，而是仍然来自贵族与武士本身。贵族与武士在日本近代的社会演变中从自身分化出一个强有力的支配社会的领导集团，在日本，这个集团被称为“藩阀”。明治政府也因此而叫做“藩阀政府”。他们是“达成所谓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由明治政府的创立到议会政治时代一贯地处于政府的中枢地位，指导了维新以来的诸多变革的一群各旧藩武士层出身的政治指导者的集团。”（引自《日本历史》第十五册第261页）这些人眼光远大，雄心勃勃，深知日本民族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的殖民地时代，如不脱胎换骨地自我更新，奋发图强，便有可能沦为他国的鱼肉。这些人不仅具有通晓社会演变的眼光，而且具有领导国家的政治才能。整个明治维新的过程，即由倒幕革命开始的“王制复古”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体制变革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可以说都是由这些新官僚们一手导演的善始善终的戏剧。在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就是导演这种大社会变革戏剧的卓越人物。这些人物不仅成功地推倒幕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而且成功地垄断了政治资源――政府，保证了国家按照自己选定的但与传统方向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方向推进。有意思的是，这批明治的新官僚，都是原来的贵族武士，而且基本来自日本西部的四个藩：萨摩、长州、士佐、肥前（尤其是萨摩与长州），所以他们又被称作萨长藩阀。萨摩与长州的藩阀，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政治领袖，他们凭着本能、勇气与野心，进入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核心。仅以政府首相一职而言，由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到明治廿五年（一八九二年）五次内阁变动，首相的出身地区，无一例外地不是长州就是萨摩，阁员中的半数以上，也出身于这两地区。

与通常在社会变革中发生的情况即原有的支配集团被推翻与被埋葬不同，日本的贵族与武士没有在明治维新中被整体性地埋葬，相反地，这两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凭着自己的胆识，把握住历史机缘，积极参与和领导社会转型的革新运动。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明治维新具有更多的上层色彩，社会改革也能自上而下地进行，从而避免了自下而上的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日本近代的社会转型，能够以这种良性的方式完成，有其时代的原因，例如，当时最激烈的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因此，维新也自然未被最激烈的社会思潮所影响；此外，也有多种内部的原因，而原因之一是贵族与武士阶层没有“断后”，而是从内部产生了一个精英集团，领导了一场日本式的革命――明治维新。他们不像中国乡村士绅那样；产生不了新的优秀人物集团以驾驭变动中的时代，反而被变动的时代所吞没。

城市知识份子集团的崛起

中国的乡村士绅既然无法像日本的贵族和武士那样，在自己的身内产生一个有眼光、有气魄的可以引导社会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集团，那么，它就逼迫社会的其他细胞聚集成新的取代集团，也就是说，逼使社会造成了新的领导集团崛起的条件。原有的支配阶层和支配集团的没落，必然引起争取新权力地位的竞争。在中国，乡村士绅们末落了，意味着同时必定有别的社会集团的崛起。这个新崛起的社会集团不是别人，正是激进的城市知识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