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中国威胁论”：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

【内容提要】 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正在试图从历史根源上来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决定了中国的认同。探究“界限”这一概念是为了证明中国的边界不仅包括领土，还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内涵，而大多数人仅从政治层面来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通过分析中文有关“中国威胁”的文章得出以下观点，它们除了对国外的批评进行批驳外，还在探讨政治认同，同时也正在建构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线，并通过划界的方式来构建中国的认同。文章的结论是，由于现实主义已经在“中国崛起”的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有必要用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全面探讨中国的民族认同。

【关键词】 中国威胁论；认同政治；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威廉・A .卡拉汉(William A . Callahan)，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

一 绪论

在对当代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还是在诸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样有名刊物上的学术文章中以及在大众出版物中（如《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民族主义的讨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西方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其改革进程中的自然产物，除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外，还有一种改革和变化，那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由社会主义者的国际民族主义转变为爱国者的民族主义，一些人将其称为威权的民族主义或统一的民族主义。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可以典型地用善与恶来进行判别。

本文将探讨以上有关中国民族主义观点的界限。中国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一种“常识”：即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填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民族主义被精英们利用等等。这里使用“界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并具讽刺意味。首先，我想探究一下许多学术观点中所谓的“常识”的本质；其次，通过对局限、边界的刻画，来强调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探讨民族主义的界限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不重要。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继续为台湾回归所做的斗争都表明，领土边界的界定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建构民族认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许多人已经对中国的民族界限提出了疑问，他们从人员、资本和文化的流动等现象来追寻这些界线是如何被跨越的。[1]本文将换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本文不是去探究边界是如何交错与如何被淡化，而是通过对边界的考察来界定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简单――好像只是去核对一些关于中国移民、海关、外国投资和国际版权的法律，但实际上这是民族主义和主权之间复杂理论关系的一部分。主权问题像民族主义一样是一个已经有“共识”的问题，但主权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有关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标准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争议的。

当然，民族国家都有主张领土完整和统一的特征。主权就是保护国内政治并抵抗外来侵略。中国也不例外，它通过对台湾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来主张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主张本体论上的国家统一，而且主张主权层面上的统一。莎士比亚曾说：“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她永远都是香的”。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也认为，“玫瑰是一朵玫瑰，永远是一朵玫瑰。”国家就是国家，永远就是国家。

巴特尔森（Bartelson）认为，主权的内涵要视政治和历史而定，而非一个基本的原则。[2]主权因此而界定了一个分析的框架，一条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界线。沃克（R.B.J.Walker）也探究了民族主义统一的先验的表达，他还验证了构架内涵与外延这两个常识性区域的边界，而不仅仅是通过探求国内政治内涵或者国际关系的外延来寻求答案。通过对“政治取决于对历史的巧妙刻画”的阐述，沃克不仅探究了领土是如何保持连贯的问题，而且也探究了我们用来理解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如何趋向统一的问题。[3]

政治空间因此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二分法得到了界定：内因与外因、文明与野蛮、利己与利他、国内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二分法并不相互排斥。民族主义也一样，内外因可以互相转化，善恶也可以相互转化。

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结论，无政府社会里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确切地讲，我们需要从衡量客观的界限比如民族主义，需要从内外关系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要想理解内因，我们必须得理解外因，反之亦然。沃克（Walker）建议我们不要把民族主义想当然地看做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应该考察民族主义、主权等问题的历史建构特点,并考察这些概念是基于怎样的历史关头和矛盾产生的。[4]

中国对主权和民族的认同有她自己的历史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本土学者和从国外来的东方学者提醒我们，“主权”和“民族主义”都是欧洲历史的产物，用它们来理解中国时，使用上要有所界限。他们认为，中国有她自己独特的历史，不仅产生了她自成体系的政治概念，而且还拥有她自己的“精神”内涵。因此白鲁恂（Lucien Pye）宣称：中国仅仅是“自称是国家的一种文明”。奇怪的是，那些质疑“中国中心”说的激进的西方学者却似乎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中国的独特的文明，因为她与西方不同。

与其把“主权”和“民族主义”不恰当地当做外来的分析类别抛弃掉，不如来分析“主权”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怎样通过其自身内因和外因、文明与野蛮、国家和国际之间多层面的谈判形成的。怀廷（Whiting）就是这样做的，在《中国看日本》一书中，他对外国理解如何建立以及其与国内关系如何协调进行了分析。后来在他写的相关著作中，他又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多方面的描写――肯定的、自信的、进取的――做了进一步论述。狄默尔和金（Dittmer and Kim）的《中国寻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历程》对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而郑永年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把中国民族主义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中进行了研究。赵穗生的《建构》则检验了公共政策如何来形成中国的认同。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则考虑了社会心理学的作用。韩少功提出中国需要超越民族主义到世界理想主义。王义桅寻求使用爱国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他没有真正找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林治波称中国不需要超越民族主义，而且还告诫说要反对将民族主义进行妖魔化。刘江永主张用爱国主义教育来抵制那些说民族主义导致对日抗议情绪的观点。吕嘉强调中国人需要了解民族主义概念在中西方之间的差异。[5]

虽然这些西方的和中国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和结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反对理论上的界限：即把认同仅仅限定在民族和国家上。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但是这样的研究有些冒险性，可能会进一步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淡化民族、安全和认同之间的联系。

本文没有将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想当然地看做是连贯的逻辑，而是采用了批判的方法来检验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的界限。我们从把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等待我们认识、衡量、判断的尝试性的问题转向用国际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民族的大移居、民主及传统等等一套关系来界定的问题。中华民族产生于内因和外因不断发展的关系之中。中国对内与对外有别的认识成为中国民族的共识和外交政策的关键。在中华帝国时代，内与外的交锋使“中国文明”的界定时而同“蛮夷”民族合而为一,时而彼此割裂。

因此，除了通过研究中国来寻求民族主义的答案外，我们还需要探究一下中国人如何理解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沃克（Walker）曾提出要把包容和排斥的关系看得轻一点，如果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放松对那种主权高于民族主义的界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在不同的空间并更加全面地来探究认同。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来判定是否中国有“善的爱国主义”或“恶的民族主义”，而是要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本文将通过大家熟悉的“中国威胁论”，分析民族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空间建构的界限，来研究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许多西方作者认为“中国威胁论”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们的意见就是同意或不同意。由于中国人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应比美国人最初对中国的批评要强烈许多，所以本文将就这些中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而是为了在中国建构一种认同――展开论证。本文还将论证，中国将把针对它的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批评集中到一起，用“中国威胁论”为这些观点统一贴上“外国”的标签。因此，很奇特地，在中文文章中持续出现的中国的负面形象，反而在逻辑上将国内与国外截然分开,帮助中国构建起民族认同感。

虽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在中国调动整个国内民族情感上来说是成功的，但是这些争论实际上会把中国再现成一个对外国有“威胁”的国家。驳斥“中国威胁论”的结果就会再次产生一系列新的“外来威胁”，这将会使中国将世界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国家也由此变得名正言顺。

二 “中国威胁”

过去十多年间，欧洲、北美和日本一直都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威胁还是一种机遇？是一个可以接触的保守的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进行遏制的崛起的国家？虽然在报纸头条中不断地出现有关中国在世界中作用的文章，但问题是：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军事威胁？这些对中国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军事力量本身并不构成威胁。正如坎贝尔（Campbell）所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对那些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的人来说，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危险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6]除此之外，对威胁的阐释还取决于历史背景。因此，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一场对中国采取“接触”还是“遏制”战略的激烈争论展开了。这场争论在1997 年达到顶峰，标志是《外交》杂志上为此还开辟了一个“中国威胁”专栏，刊登了伯恩斯坦（Bernstein）和芒罗（Munro）的文章――《与美国的冲突》。这篇文章在他们1998 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从中美两国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方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自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开始，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军事预算增长总是伴随在一起，因此一些评论家们担心中国正在将它的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中国实力与受关注程度日益上升，这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历史兴衰的一部分。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像中国这样新生力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国际体系中相关力量平衡。从这种观点出发，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或意图如何，中国都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对现有的权力平衡是一种挑战。正是在日本力量衰退，而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国际安全》杂志1993 年刊文推断东亚会发生“激烈的较量”。[7]

虽然如此，各位专家与学者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例如，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东亚有它自己的秩序模式，这种模式是有利于和平的。[8]几乎以同样的语调，《外交》杂志也刊登了类似的文章，对“中国威胁”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评论：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大国，应该同它接触，而不是一种威胁，要对它进行遏制；[9]但争论中，这种乐观派没有引起中国和西方太大的兴趣。

这种争论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和专家中，而且也存在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中。国会中的一些保守派成员和支持者以及他们的智囊团们（自称为蓝队）认为，比尔・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采取的“战略接触”政策背叛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中国威胁”的增长。“蓝队”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他们通过立法，授权起草了两个官方性的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但是出于与中国在“反恐战争”中合作的需要，自2001 年以来，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了。美国的学者们也相互达成了默契，到2001 年底，对中国威胁的争论逐渐停止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在2004 年总统竞选中，“中国威胁”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

三 中国的反应

针对西方关于要警惕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论调，中国官方与学术界的文章反应强烈。这些文章把“中国威胁论”称之为“谬论”，必须要加以“反驳”。[10]在西方（包括日本），安全研究的文章通过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统计数字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