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航：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摘要：本文从地方的案例来考察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主要层面――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与社会生长的历程，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转型历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发展的复线状态，使得学术界在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出现错位。例如在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中，其理论基础无不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知识相关。然而，学界却鲜有人提升至此高度，凸现了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学术积累仍有许多重大疏漏。因此，学习如何构建现代国家体制并精益求精，乃是攸关未来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现代国家；构建；现代行政科层制；社会生长；误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04年底，法兰西斯•福山在完成《历史的终结》和《信任》两部巨著七年后，再次为学界带来了震憾，其宏作《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①]一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学研究视野。福山的转向值得注意，他认为“历史之终结”并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过程，必须以治理健全的政治实体（国家构建）为先决条件。[②]书中的一些观点印证了笔者近十年来在东南沿海J市所观察到的结论，[③]让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国家转型进程中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层面，给笔者以深刻启发。本文拟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的案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和社会生长的历程，用“国家构建”这一理论来弥补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并从马克思・韦伯、迈克尔・曼和法兰西斯•福山[④]三位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广裘的知识资源，以因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面临的挑战。

一、现代行政科层体制与国家构建：政府力量的成长

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是衡量现代性的最重要维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其构建是一个公共权力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这种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单个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诸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上，可以这样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现代国家的兴起。[⑤]就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基本构件有五个要素：（1）核心的能动者；（2）现代行政科层制的建立；（3）可持续的财政；（4）社会生长（市民社会）；（5）宪政。[⑥]限于篇幅，本文将就第二、四两个构件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关系作考察。

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完备的现代行政科层制建立是最重要和基础的构件之一。韦伯曾指出：官员制度的科层化（或官僚化）[⑦]是国家现代化“明确无误的尺度”，“纯粹的科层体制的行政管理……一旦实施充分的科层制，就属于最难摧毁的社会实体”。它不仅是社会分工深化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的结果，而且充分体现了国家构建的合理化。[⑧]这种行政科层制度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各部门有依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确定的权限；第二，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有一套明确制定的上下关系，上下级必须遵循法律秩序的一般原则及由其设置的行政程序；第三，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为基础，以幕僚与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平台；第四，职务活动以专业训练为前提；第五，科层制支配制度具有严格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⑨]概括而言，其特征为层级制、连续性、非人格性、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科层制在中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为了避免从宏观理论的演绎上或泛道德化的解说，下面笔者以东南沿海的J市[⑩]作为具体地展现这一成就的“现实样本”。

J在传统时期曾处于国家的控制边缘，海洋型商工文化和民间社会较为活跃。改革开放之后，J曾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重视。它之所以可以成为研究韦伯式现代行政体制成就的一个典型意义的样本，是因为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J完成了由农业县到工业县再到中等城市的过程，相当契合现代化是科层制成长的“供应器”这一生长逻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笔者多次到J作实地调查，收集丰富的文献资料，观察这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试图揭示现代国家在地方的构建与成长历程。

揆诸J在建国以来的政权发展史，可以看到，统制主义时期J县的行政体制表现为官僚制的不稳定和政权结构的“一元化”。由于J县地处前线，政府的组织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军事建制的影响，在文革期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又把各种管理职能统一起来，取消了原来分工较明确的部门，破坏了政府科层制的建构，而武斗的地方化曾一度导致国家对暴力不能有效的垄断，加上计划时代的J县经济结构单一、社会事务简单，因此，依靠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供给”建立起来的现代官僚科层制在当时尚未成形。

1976年“文革”结束后，J县原有的机构被陆续恢复，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1978-1983年，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陆续建立，分别承担了国家政权运行的不同功能。而党政“五套班子”的重建则体现了权力体系内部的分工，构成了地方国家[11]运行的基本框架。而县以下的政治组织也开始改革和增加，原来被统一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功能被分开。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的乡镇政权，陆续建立了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工商联、人大主席团，在制度形式上实现了党政分工，各种职能部门先后落户乡镇，与乡镇所属机构共同构成了国家控制社会的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县政府的行政科层组织生长和完善最快。从J市近三十年的政府部门设置的沿革来看，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系统的权力和地位相较于统制主义时期的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二是职能部门的数量在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这反映了政府内部分工的深化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深度和广度的增强；三是社会管理部门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不断加强，这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逐渐改变，这些特征在J市的第二次创业时期表现尤为明显。[12]

1992年后，J开始撤县建市，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3]其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J市开始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交通与道路网络不足、城市排放系统不全、工业与环境事故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等等，使政府的业务量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J市地方政府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活跃于经济社会事务各个领域，动员资源去实现国家的、社会的及它自身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行政科层体制也随现代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完备。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J市经济发展与社会事务增多，政府作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增加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新增的部门涉及能源通讯、环境保护、劳动监察、金融管理等，还有因J市经济迅猛发展而进驻J市的部门，如海关、检疫局、民航、机场等，表明了聚集在J市区域内的政府力量迅速增长。

在增加的政府机构中，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联的有生产力促进中心、市政府采购中心、土地档案室、城监大队规划中队、企业调查联络站、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心、流动人口办、土地储备中心、博士后科研管理中心等，这些机构成立后都挂靠在某些局办下面。还有许多带有官方色彩的机构，如食检所、质检所、实验室等。由于J市卷入了与全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广泛的贸易网络中，J市在与其有密切关系往来的几个省市设立了办事机构。总的来说，虽然1992年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市取消或合并了一些不必要的部门，但增加的数量远大于取消的数量。

二次创业时期，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明显强化，而且在职能上分工更细，这些强化和扩展的职能部门包括如下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经济秩序、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管理与保护、安全和秩序。随着J市经济的发展，城镇的规模日益扩大，地方政府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日益突出。在道路、码头、饮用水供应、电力供应、燃气供应系统的提供、公园和停车场等公益性建设方面，随处可见政府的影子，客观上使得城建局、交通局、电力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J市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对财力的追求，使得国税局和地税局成为J市重要的政府部门。由于J市地方经济在二次创业时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职能比第一次创业时期明显强化，在对全市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要监管合同、商标、广告、计量、食品卫生等，其机构的设置越来越严密和合理，职位分等、层层相扣。[14]

1992年后J市面临着外来人员不断流入、劳动力市场无序化和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的问题。劳动局不仅要强化对全市劳动工作的宏观调控，监督安全生产劳动，协调劳资争议，处理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事项。劳动局还组织职业技术培训，以镇为单位，建立实行就业准入工种的培训基地，由此，许多科室被健全起来，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分工。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工业的发展，J市的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因污染纠纷而引发的信访事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不断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强化环保部门在J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环保局对影响城市环境的各种因素经常进行系列专项整治，成立环境监察队，并在各镇成立分队，扩大了环保局的监察范围，各科室都制定了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评估机制。

作为国家暴力的垄断者――警察队伍也在迅速增加。1978年，J市每万人中的警力部署是5名警察，每平方公里警力分布0.6名警察；但到2003年，每万人中的警力部署是15名警察，每平方公里警力分布2.3名警察。[15]警察队伍的制服自1978年以来更换了三次，新制服颜色将以紫蓝色代替以前的橄榄绿，和国际上许多现代国家的警服颜色一致，表明中国正努力建立一个现代警察体制。而警衔制的实施标识警察队伍依据行政职务和警衔构成上下级以及同级的关系，推动着警察机构科层制的建设和完善，仅2001年至2006年五年间，J市公安局就新设立了刑事侦查、经济犯罪侦查、治安、国保、禁毒、特警等六个职能大队。对于现代国家构建来说，这一类机构的设置是有必要的。[16]

与此同时，J市的政治精英产生的途径也发生了改变。作为执行国家权威、处理社会繁杂事务的一个工具，官僚机构必须由受过专业化训练的精英群体组成，招收的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才能和必要的训练。在一次创业时期和二次创业初期，J县的官僚化队伍明显不足，大多数公务员是从本县的教育界中小学师资选录和抽调，官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这种状况迅速改变，特别是在1997年推行国家公务员考试后，淘汰了一批“万金油”式的干部，官僚队伍的录用、考核、晋升更加制度化、正规化、专业化，逐渐形成了一支有“官僚制精神”的职业化官员队伍。据统计，J市的机关与事业单位干部数从1993年的9114人，增加到了2001年的至少20204人，八年时间J市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扩张了一倍多，[17]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素质的社会精英被吸纳到行政体制内，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J市地方国家的规模和任务两个方面都明显地增大，直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农业县时期的统制主义行政体制模式――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现代化伴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和业务量的不断增长，政府权力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活动呈现扩散现象，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在13年内不得不搬迁三次，其机构在增长、行政职能在扩大，初步构建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体制。它既担负着过去统制主义时期政府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又获得了某些过去任何体制所不履行的新职能，并对中国的国家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一，它培植和强化了国家能力。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国家为了有效地动员资源并对社会的各种需求做出相应的回应，就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科层结构及其成千上万名的官员共同构成的现代政府作为后盾，才能使国家机器能够精确、迅速地运转，保障了政府的意志和命令能够被治理对象所遵守。事实上，与统制主义时期相比，国家的控制方式更加有效，采用的措施和方法更加系统，对全社会的管理水平也有了质的提高。第二，形成了国家的“理性化”。国家不再像统制主义时期那样简单地使用暴力，而是以工作和职位分工的专门化、等级化、非人格化、规则化、技术化、工作程序法制化与系统化来行使权力，抛弃经验式管理，重视知识与技术，这种行政结构能够使广大公务员熟悉档案、谨慎和严格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