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内容提要」中国人口控制走过的弯路与21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暴露出人口研究与决策中的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试图澄清在人口控制与出生性别比问题上的“是是非非”。

「关键词」人口控制/生育政策/出生性别比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尽管在初始的前4年中，每年都超出了建立在独立随机事件基础上的正常值域上限107，而被列为异常，但实际失调以整数年计算却是始自1984年，到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已长达21年。伴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速度从缓慢到加速，失调从轻度到重度，相应生育水平的波幅变化却由大到小、经稳定转为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的这种相应变动，是在紧缩生育政策后，有了胎儿性别检测技术这一前提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遵从大数定律的指标，失调必是人为干扰孕前或孕后胎儿性别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失调。20多年间的生育水平波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因人工流产女胎量的逐年加大，使本应出生的女婴量也随之相应加速减少造成的。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来，既有执行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生育政策，创造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时期；也有执行未考虑以人为本、脱离群众的紧缩生育政策，迫使计划生育工作及生育水平都陷入“怪圈”而历经曲折的时期。至于生育水平波幅逐渐变窄直至下降，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性失调程度由缓慢加深到急剧加深，二者间的这种极不正常的一下一上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极端的人口现象。本文拟以回顾人口控制所走过的辉煌与曲折的道路，来论述相关人口控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21年中不可回避的若干问题，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归因分析反映出的问题

若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102～107来判别，从1980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开始失调，对此，业内人士众说纷纭。当出生性别比正处在107～108或略高于108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然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很快突破了108.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断异常升高，国内各种不同的归因结论相继问世。如徐毅等（1991）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主要是瞒报、漏报女婴所造成的统计上的假象。乔晓春（1992）认为，1982年人口普查有漏报，1990年人口普查漏报更为严重，中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可能有所提高，但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07，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提高”和“虚假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提出，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于学军等，2000）。此外，还有与此相同或颇为近似的结论（顾宝昌、徐毅，1994）。出生性别比失常是中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涂平，1993）。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原因是女婴漏报，加上溺弃女婴的陋习在少数地区仍然存在（曾毅等，1993）；城镇出生性别比上升是“假性上升”，而农村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李伯华，1994）；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蒋正华，1994），等等。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所谓的瞒报漏报女婴之类的统计不实问题，更不是所谓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产物。如果把生育上男性偏好强烈的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作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那么，中国20世纪70年代创世界生育率下降奇迹时期，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应失调，且失调程度也应比现在严重。但当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却基本稳定，平均为106.3.10年内生育率下降了一半的日本，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十分稳定。

从人口统计学看，尽管在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国家和地区，其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有着高度相关关系，但仅以此为据简单下结论，则有失偏颇。因为相关分析首先要定性，即定性是相关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确定了其间确实存在着相关关系时，才能进一步做定量分析。凭借人口统计学中指标间相互关系的常识，若从相关指标逻辑关系上分析，惟一可直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到目前为止只可能是人工流产女胎导致本应出生的女婴而未出生。人工流产女胎，一方面使本应出生的女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也使总出生人口相应减少，生育率下降。

综观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各种归因分析与结论，从中不难看出，凡是没有建立在相关基础理论上的任何推论，都是靠不住的；任何以现象来解释现象和未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的所有结论，也是靠不住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误用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少见。因此，今后在认识上、分析研究上、决策咨询与决策上，都要尽可能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发生。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决策失误

迄今为止，一些外国学者将中国近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与旧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相联系。因为不分城乡地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必然令人联想到其在广大农村实施中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生育问题上，正当在男性偏好相对突出的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之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巧呈现出异常升高的态势。于是一些外国学者在未经调查又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把农村多数家庭强烈的男孩偏好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间的矛盾，以及将此矛盾与一直把溺女婴作为旧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的结论相联系。例如，寇尔（Coale ，1992）认为“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艾尔德（Aird，1990）认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霍尔（Hull，1990）也认为首位的原因是溺杀女婴。

这些外国学者把旧中国低年龄人口性别比近似为相应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从而定论溺女婴陋习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然而，把低年龄人口性别比近似的作为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其本身就存在着把旧中国女性低年龄人口死亡概率超常高于男性这一重要因素未考虑在内的重大缺陷。另外，无论是从人口统计学时限规定上看，还是从出生人口性别比定义及其内涵上看，所溺女婴都应在未溺前纳入出生人口及其分性别统计。即使溺前未统计，事后也应补上。因为人口的出生，指的是那些发生在出生时刻有生命现象的活产婴儿，而所溺女婴发生时间必是在出生那一时刻之后，即出生事件在前，溺女婴事件在后。可见，出生女婴与所溺女婴在统计时限概念上根本不同。凡是称旧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研究者，均未将所溺女婴归入女婴出生统计，故得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误论。若得出的结论是0岁性别比失调就无可非议了。由此可知，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的只能是未发生出生事件的那些胎儿的性别是否受到干预而发生了变化。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孕妇对所孕女胎实施了流产，那么，由此所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动，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

20世纪80年代至今，受人口控制及其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影响，中国年均净增人口从1500万左右降至1000万左右。与之相比的极少数溺女婴现象，其量是微乎其微的，在出生性别比统计中可以忽略不计。

1992年，国内大多数研究人员，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111.92）失调的主要成因，误归咎于瞒漏报女婴，从而把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说成是统计不实。事实上，这就等于否定了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果，表明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远不像普查所揭示的那样严重。1994年，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1/2～3/4是由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注：于学军等主编：《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由于政策决策者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欠缺科学论证，尤其是未充分倾听不同意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在指导思想与认识上难免出现偏差。这也是计划生育工作及其人口控制成效往往被高估、被夸大，一些结论经不起实践检验，一些做法不能持久，一些问题被掩盖的原因所在。最为明显的是，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

三、紧缩政策与低生育水平付出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实施“晚、稀、少”生育政策成效显著。它不仅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而且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起了持续减缓压力等积极作用。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全社会都在尽享着“人口红利”带来的持久效应。若1979年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刮“紧缩生育政策风”，1980年的全国生育水平，无疑将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这样，“人口红利”的作用，必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显现。此外，当时生育水平在城镇降至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降至生育不足三个孩子，且其第三孩生育又处在急剧下降的通道中，都是在生育政策允许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下实现的。

然而，当时有学者做了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提出按照1980年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的误称）为1.5的测算方案制订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可能更切合实际。规划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1.3亿，而2020年和2030年均为11.8亿；认为在全国大约有1.2亿育龄妇女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仅占6％，要提高到占百分之六七十，这中间包含着一场深刻的生育观上的革命，工作十分艰巨。一定要大力做好提高和巩固“一胎率”工作，实现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设想（宋健等，1981）。时过不久，又有学者提出，12亿绝不是一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实现21世纪总人口稳定在八九亿水平的长远规划也是有希望的，如果20世纪最后18年的工作做得不好，过去的努力就要事倍功半，百年后全国人口突破十五六亿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计划生育工作做得稍差一些，2000年总人口将超出12亿，但超出不会很多（田雪原，1984）。今天看来，虽然实践已对这些结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尚未清除，违背科学发展进程，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跃进”思想，仍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基础。

从人口科学来看，人口预测完全是一种不同参数下的人口发展趋势模拟。至于其准确性，一是取决于预测模型的科学性；二是取决于参数的模拟是否与未来实际人口变动的相应参数吻合。参数的选择与确定，只有经过深入的社会实地调查，反复比较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后，才能在多次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因此，人口预测的前期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巨的。即使这样，人口预测也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更何况百年、数百年的人口预测。当时有学者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注：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

在“晚、稀、少”生育政策远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本应稳定的生育政策，受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及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和其相关论述的舆论影响，诱发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急于求成，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的“提倡”二字，不分城乡地紧缩成了“只能”。其结果不仅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而引发了生育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的报复性反弹，也使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长期负面影响（马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