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泰 黄绍伦：香港民众对局势的评价以及社会下层面临的危机

20世纪70至9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中产阶级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不少学者对香港社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新兴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曾澍基，1998；张炳良，1998a和1998b；李明遥，1998a和1998b；陈康，1998；吕大乐，1998a、1998b和1998c；吕大乐、黄伟邦，1998；Lui & Wong, 1992)，而对其它阶层的分析则凤毛麟角，寥寥可数(Chan, 1991)。其实，被忽略的中低阶层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有相当多的不满和怨愤。自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之后，香港社会的低下阶层饱受失业、减薪和前景不明朗的威胁，怨气和恼怒正在不断积聚，有点“山雨欲来”之势。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1997年前后社会低下阶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看法的转变，从而分析现时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困局和危机。

对于何谓“阶层”以及应当如何划分不同阶级，一向争论很多(张炳良，1998b；吕大乐，1998a和1998b；黄伟邦，1998)，学术界至今未提出一套完整而划一的界定。这里不可能就此展开讨论，只作一简单的区分，以便下文的分析和讨论。

在历次“香港社会指标”(1988-2004)调查中，我们都会询问受访者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自己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绝大部份受访者都能清楚地指出自己所属的阶层。按他们主观的阶级认同，我们便直接把自认为属于下层的称为“下层阶级”、认为属于下中层的称为“下中层阶级”、自认为属于中层称为“中层阶级”，而认为是中上或上层的则称为“中上或上层阶级”。这样的划分并未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工具拥有权”观点或韦伯论者的“市场位置”观点。我们相信，受访者主观的阶层认同自然地反映出他们对现况的理解，亦影响到他们对香港前途、政府工作以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问题的看法。至于受访者看法上的差异会否引致他们采取集体社会行动、争取自身阶级利益等，则属于另一层次的课题，本文不作讨论。

一、香港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回归前后社会阶层流动特征的差别

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不外乎受财富、权力、知识、社会名誉或市场地位等因素影响。按常理推断，年龄的长幼和社会阶层会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年龄渐长，知识经验会增多，而个人财富累积也会增加，个人声望或社会地位通常也会按年龄和辈份上升。可是，根据我们获得的调查数据，香港的情况似乎与这些其他社会的常规现象不同。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多数人属于下中层或中层阶级，约占八至九成之众；年龄越长，其社会地位反而向下滑，30至54岁的受访者中，有七成半至八成左右认为自己是下中层或中层的，这一年龄组里有二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54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接近三成半至四成多属于低下阶层，下中层和中层的比率仅占五成多至六成左右，在这个组别中中上或上层的比率比其他年龄组都低。

这种“不寻常”的社会现象与香港特殊的移民人口结构有关。正如林洁珍和廖柏伟(1998)所言，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部分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香港的中国大陆难民。他们的教育程度较低，来港后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地位较低；经过数十年的奋斗，虽然其生活日渐改善，少部分人也进入了中上阶层，但大部分人仍然停留在低下阶层，社会地位未能显著提升。这表明香港的社会流动存在着阶级的“封闭性”（曾荣光，1992)。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受访者的“出生地”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阶层和地位。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受访者中接近三成至三成半属于中下层阶层，而香港出生的人中属于在这一阶层的只占一成至一成半左右。从总体结构上来看，外地出生的受访者主要属于下层、下中层和中层，以下层和下中层为主；而香港出生的则主要属于下中层和中层，以中层为主，大约有四成至接近五成的香港出生受访者属于社会中层。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愈高，其社会地位愈高。

从历次调查资料来看，香港回归前后社会的阶层流动有明显区别。1997年前，社会流动主要是往上(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1997年后，往下流动(downward social mobility)则变为主要趋势。1988年有35.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此后直到1997年该比率不断上升，1990年是38.0%，1993及1995年分别升至39.3%和39.6%，而1997年则有近42.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1988年至1997年这10年间，相对于中层阶级的不断壮大，社会的下层及下中阶层则相对减少。1988年有24.3%及35.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下层及下中层，1997年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减少至18.4%。这表明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回归之前呈日渐扩大之势，人们自我认知的生活水平也同步上升。但是1997年之后的情形则完全相反，中层、中上阶层的比重不断下跌，而社会下层、下中层的比率则不断上升。1997年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及中上层的比率分别是18.4%、35.4%及42.0%和4.3%；而到了2001年，社会下层的比率上升至23.5%，社会下中层、中层及中上层的比率则相应下跌。2004年的情形大致相同。显然，自1997年回归后，由于经济逆转，相当大部分的受访者之社会地位呈下落趋势，其生活素质越来越差。

二、民众对香港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评价之变化

当民众的个人社会地位处于下滑阶段时，受访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会发生变化，他们对政府表现的评价自然也有变化。1997年前后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截然不同。1997年前相当大部分的受访者对香港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的。1990年，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的受访者中，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人分别占36.5%、30.3%、28.2%和35.9%，而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的则分别占37.5%、37.2%、36.6%和37.2%。到了1997年，各社会阶层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比率已分别下降至18.1%、13.3%、10.4%和8.3%，而表示有信心的则分别攀升至58.1%、53.5%、54.7%和57.6%。但是，1997年后情况有了明显改变，社会各阶层均不看好香港的未来，下层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评价更加负面，他们的看法与其它阶层有明显分歧。2001年，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对香港前途欠缺信心的比率分别是40.2%、26.1%、20.5%和20.3%，到了2004年，情况略有改善，但比率仍占34.2%、26.6%、22.7%和17.3%。显然，香港社会的下层对前途的悲观情绪远高于中上阶层，他们正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香港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冲击。

受访者之所以对香港的前途缺乏信心，显然与他们对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现不满有关。1997年之前，受访者对政府工作不满程度较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异亦不大。例如，1990年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阶层对政府工作不满的比率分别只有18.6%、19.5%、16.1%和18.9%。而1997年之后，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现之不满持续上升。在1999年和2001年，各社会阶层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现表示不满或很不满意的，远高于满意或很满意的比率，其中又以下层和下中层民众的不满最为强烈。例如，1999年有40.6%的下层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而表示满意的仅占14.1%；到了2001年，这组别的不满比率更跳升至48.6%，而表示满意的还是只有14.2%，不满意者比表示满意的人足足高出近三成半；2004年对政府的不满就更加普遍了，社会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阶层受访者对政府工作表现不满的比率分别为46.7%、51.3%、45.5%和39.8%。与1997年相比，这4个阶层对政府工作不满的人分别增加了两至三成，情况十分严重。这种广泛的社会不满增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讯息：受访者对特区政府的顸颟无能极为不满。

受访者对政府的工作表现不满，与特区政府推行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急欲摆脱前港英殖民地的色彩，在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经济政策等各方面都推行改革，可是，无论是推行的方法、过程还是时机均极差。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来，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一蹶不振，失业率急升，市民生活大受影响，很多低下层市民更沦为“负资产族”或“失业大军”。政府不但未提出实际措施去解决问题，反而在推行政策时左摇右摆、进退失据，又公开呼吁市民要以“狮子山精神”──忍耐、刻苦和同舟共济──去面对逆境。这些高、大、空的口号并不能帮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市民，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情绪。

下面进一步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层面分析香港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急剧下降。1997年，由下至上的4个阶层中，对经济前景表示有信心的分别占56.0%、61.1%、66.3%和74.7%；到了2001年，这些比率已分别下降至26.5%、30.1%、36.6%和30.5%；2004年情况略有改善，分别是34.0%、32.1%、41.4%和50.0%。在1997年，有二成左右的下层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经济繁荣非常没有信心或没有信心，下中层里持此看法的占13.1%，而中层及中上层则分别是7.7%和4.5%；1999年，下层、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以上的受访者对经济没有信心的比率分别是37.0%、27.1%、16.2%及17.5%，低层欠缺信心的比率比中层和中上层以上的受访者多出接近二成；2001年各阶层受访者的信心更差，有51.2%的下层表示非常没有信心或没有信心，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以上则分别有36.6%、29.5%和26.6%的人这样看；2004年，香港经济逐步走出谷底，4个组别对前景悲观的看法分别减少至43.4%、30.5%、23.4%和15.8%。这些数据表明，受访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至今仍未缓解，而下层受访者对香港经济繁荣这个迷思存有相当大的不信任，他们的不满远超过其它阶层。

不同阶层受访者对香港社会能否持久保持稳定的信心也有差别。1997年，有过半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的社会稳定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表示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的只有一至两成，其中以低下层的信心较差。可是1997年后对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转变，对社会稳定有信心的受访者日渐减少，而表示没有信心的则不断上升。至2001年，有32.2%的下层受访者表示对香港社会的稳定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而对社会稳定有信心的仅占38.1%；其它各阶层的信心也动摇了，下中层、中层和中上层对社会持有信心的比率由1997年时分别占52.4%、53.1%和57.6%下降至2001年的39.1%、45.0%和38.7%；到2004年，这4个组别对社会稳表示有信心的比率分别为42.8%、38.9%、41.9%和50.4%，情况比2001年有所改善，仍比1997年差。

受访者对香港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政府廉洁的看法，与他们对经济繁荣及社会稳定等的看法，有相当显著的差别。首先，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看法，1997年时信心较差，1997年后则渐渐增强。例如对个人自由方面，1997年时各阶层受访者中约有二至三成表示欠缺信心；到了2001年，此比率下降至只有一成至一成半；2004年则略为上升至二成左右。在政治的其它方面，民众中信心不足的比率也有所下降。例如，对政府的廉洁信心不足的人由1997年的二成半至四成减至2001年的一成至二成半和2004年的一成至接近三成；对法治信心不足的人由1997年的二成至三成减至2001年的一成半至二成半和2004年的两成左右；对香港民主发展信心不足的人由1997年的四成半至接近五成减至2001年的二成半至三成半左右及2004年的三成半至四成。

在社会各阶层中，下层民众对香港人权、自由和民主等的负面看法最为明显。例如，在个人自由方面，在2004年，下层受访者有21.3%表示没有信心或非常没有信心，中层受访者则只有20.6%持如此看法；对人权保障的不信任度，下层受访者有32.3%表示欠缺信心，中层则只有25.6%；在民主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