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学界的几种新视角

提要：本文列举了美国政治学界第三代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进行研究的视角，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精英分析、政治文化、结构功能、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等视角及研究成果。上述研究存在着三个特点及缺陷：（1）模型取向的特点，这容易导致对中国政治现实的错误判断；（2）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美国学者将中国政治作为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实验场，却忽视了中国实践对于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挑战；（3）西方假设往往忽略了东西方文化的微妙差异，从而导致假设与现实的鸿沟存在。

关键词：政治学；中国学；美国

1949年以后，美国政治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按照何汉理（Harry Harding ）的划分①「Harding ，Harry ，1984.」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学者受早期冷战思维的影响，其研究视角容易打上冷战烙印；第二代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常常采用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模型硬套中国政治；第三代学者集中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他们在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现场调查、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条件上远远优于第一、二代学者，因而对中国具有更深刻的认识。正是由于第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为国内广大学者所熟知，本文归纳并评述了他们的主要研究视角，仅供国内同仁参考。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来自欧洲，主要包括国家的建立、市民社会发展、市场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其理论要点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二是任何社会政治变革都依赖于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压力，从而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社会的控制；三是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民主政治以及一个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出现。②「关于市民社会理论，请参考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安东尼・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著作。」以上理论在第三代学者看来，对于分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1983年倪志伟（Victor Nee）编辑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可以看做是美国学者较早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的成果。③「Nee ，Victor &Mozingo ，David，1983.」自此，国家与社会关系就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20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主流分析视角。④「Oksenberg ，Michel，2001.」与早期的集权主义模型、官僚多元主义模型相比，国家与社会模型强调的是国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社会自治、党和国家的分离等要求，由此，美国学者形成了三派主要观点：一派认为，改革会导致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而这最终会引发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即社会促进国家变革观；第二派认为，表面上看社会经济因素高度依赖于国家，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不会破坏权威主义政治结构，反而有利于稳定这个结构，即社会与国家协调发展观；第三种观点是，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与社会将处于对立关系，社会压力最终会导致某些政治制度发生改变，即社会反抗国家观。⑤「Harding ，Harry ，1994.」

社会促进国家变革

这派学者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进行分析。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早在其1985年编著的《后毛时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会导致政治领域出现变革的观点，何汉理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一书中也持相同的观点。①「Perry ，Elizabeth J .&Wong ，Christine ，1985；Harding ，Harry ，1987.」奥森伯格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在中国必将出现由经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政治变迁。②「Oksenberg ，Michel，2001，p.28.」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认为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甚至认为经济发展会破坏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有效性，他对中国未来具体的政治变革途径以及变革对象的预测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出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所形成的那种国家具有很强干预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结局。③「White ，Gordon，1993.」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连续性、个人行为的一贯性上入手，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长期在计划经济中所养成的某些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因此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与怀特所强调的中国已经出现市民社会的观点相反，苏黛瑞并不认为中国已出现了符合标准的市民社会，因此，改革是弱化而不是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④「Solinger，DorothyJ .，1993.」

社会与国家的协调发展

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在分析中国农村改革时，指出了社会与国家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农村改革的成功。他认为：如果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可以看到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体，这种结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他指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农民在创制一项改革目标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农民协同一致，共同向国家提出政策倡议，国家面对着一场同质性的社会运动，于是接受了农民的政策创新。结果是国家与社会达成一致，促成了中国农村的改革。⑤「Kelliher，Daniel，1992.」托尼・塞奇（Tony Saich）通过分析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生长过程发现，中国的社团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过程：一方面社团的成立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几乎每一个社团的成立都必须经历与国家谈判的过程，而最终被法团化；另一方面，国家尤其是"地方国家"也必须在谈判的过程中作出让步。因此中国社团组织的壮大与成熟既是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因，也是其结果。⑥「Saich ，Tony，200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法团主义倾向，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出现了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各种各样的组织、社团采取多边合作、角色混合、相互依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个网络中，国家是核心的角色。以商业团体为例，国家有意识地吸收社会资源和商业技术精英，建立专业商业团体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治，而是实现获取资源、扩大联系；社会团体看重与国家的联系，主动接近国家，则是因为这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苏黛瑞在分析企业家与国家的关系和舒秀文（Vivienne Shue ）、戴慕珍（Jean C.Oi）在研究农村基层政府的经济行为时都采用了这种分析视角。⑦「Shue，Vivienne，1988，1996；Oi，Jean C.，1995，p.1133.」

社会反抗国家

这派学者认为，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市民社会将会抑制甚至反抗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私人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干预，如果国家不能因此在权力上作出调整与让步，社会的反抗可能会使政治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美国学者对于社会反抗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90年代初期的研究，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1993年《当代中国》杂志4月号题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研究"的专辑中；二是对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初中国政治中若干不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分析了城市和农村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白思鼎（Thomas P.Bernstein ）等人通过分析"中央国家"（central state ）与"地方国家"（local state）在征收农民赋税中的不同表现，来分析农村中的暴力与抗争，农民如何希望与中央国家联盟以制约和反抗地方国家；⑧「Bernstein ，Thomas P.，2000；O'Brien ，Kevin J .&Li ，Lianjiang ，1995.」郭小林通过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的分析，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国家"从农村社会退出，但是"小国家"却强化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与资源提取，在农村社会的抗争过程中，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出现了分歧，在农民眼中，中央国家代表正义，而地方国家代表着非正义。①「Guo ，Xiaolin ，2000，pp.422～439.」此外，也有若干关于城市工人"群体性事件"分析的文章出现。②「如Elizabeth Perry 对当代中国工人协会角色的分析（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Contemporary China，in Davis，Deborah ，etc.（eds.），1995，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ee ，Ching Kwan的"劳工抗争的道路"（Pathwaysof Labor Insurgency"，in Perry，Elizabeth &Selden，Mark，（eds.），1999，ChineseSociety ：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Routledge ，）等文章。」在诸多文献的基础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于2000年编辑了《中国会出现不稳定吗？》一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社会反抗国家的可能性。③「O'Brien ，Kevin J .，2002，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in The China Journal，No.48.」欧博文（Kevin J .O'Brien）在2002年通过文献综述也提出："政治冲突的研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流。"④「Shambaugh ，David ，2000.」

总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当代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要视角，但近年来这种视角的缺陷性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国家与社会其各自构成的同质性逐渐受到怀疑，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质疑来自于欧洲经验的模型是否适于解释中国的实践，此外，仅仅从宏观上分析中国政治，而忽略微观领域是否能够把握中国政治的本质。对于这些缺陷，以下有关视角会给予补充说明。

二、精英分析视角

在美国政治学中，精英理论仍然是来自于欧洲土壤的理论，意大利学者莫斯卡（1896）、帕累托（1916），美国学者阿伦（1950）、米歇尔斯和拉斯韦尔（1965）是这个理论产生的主要贡献者。这是一种从研究政治势力高度集中的权力群的性质和作用出发来解释政治现象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着一个权力系统，这个系统通过一个权力团体直接或间接地实施权威分配或统治，组成这个权力团体的成员就是社会中的少数统治者，就是政治精英，因此政治研究必须以权力精英为中心。精英理论中更强调研究整个团体权力的称为"集体权力精英理论"，偏重研究团体中个人权力的称为"个人权力精英理论".

J .P.内特（J .P.Nettl ）1967年在其《政治动员》一书中提出：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精英制度向宪政制度的转型。所谓精英制度，就是权力掌握在某些个人和统治阶级的手中，阶级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政治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宪政制度则表现为，权力的分配依据是法律，拥有权力和责任的是制度而非个人，分权和制衡的原则获得普遍的认同。

在以后的研究中，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的转型特点的梳理，通过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政治体系内部及外部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的分析，把握中国政治的走向。由于政治精英分析不能不涉及到关于权力继承、合法性与腐败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往往伴随着有关政治制度的分析。尤其是新制度主义诞生以后，学者们开始采用一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第三代精英分析学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在分析对象上，精英分析往往集中于公共政策的产生与执行过程等方面。第三代学者更加理性地采用一些学术用语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