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 丘岳首：中华民族的突围之道：通过民主化获得和平崛起的国际空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刘亚洲将军成为中文网络世界的焦点人物之一。在他身上，有人看到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有人却看到中国军国主义化的危险；有人看到旷世的才华，有人却看到陕隘的偏见；有人看到救国的音，有人却看到误国的祸水。也许，刘将军本就是个复杂的异数，聚智慧与偏见于一身。以笔者之见，敢言的刘亚洲对世局时势的诸多判断，其睿智程度实不亚于当年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那篇杰作的林立果，尽管他所欣赏的因应之道带有那个以党国天然继承人自命的群体所固有的陕隘与傲慢。在笔者看来，刘亚洲最精采的见解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病根是缺乏民主，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上，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 4月14日军方研讨会: 《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认识到民主国家的包围是对中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用他自己的话说，“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刘亚洲：《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民主’国家的包围》www.bjsjs.net/news,25/02/2005 。这篇演讲最初在网上发表时题为“信念与道德”）

刘亚洲这种将民主的包围视为中国所面临的最可怕的战略包围的见解，充分表明他确实有战略家的眼光。但是，他在行文中却将中国周边地区近年来加入民主国家行列的国家称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又显示了他思想的混乱或在特定环境下欲言又止的尴尬。既然民主化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既然中国是因为不民主才陷入民主国家的包围，那么，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迅速完成民主化历史进程，这种包围便会烟飞灰灭消弭于无形。为对付这种包围苦思冥索种种劳民伤财甚至涂炭生灵的所谓战略对策，实属多余有害无益。

一、违反世界潮流的错误选择使中国陷入重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一直陷于重围之中，而且陷入重围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实行与世界主流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当然，其表现方式在不同时期并不一样。其初是抱残守缺，妄图“以不变应万变”，完全落后于时代和世界潮流；后来又病急乱投医，在“独创”、“超越”和“民族特色”等诱人的口号中走入党国社会主义的歪门斜道。人们通常将世界近代历史的源头追朔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人类社会挺进现代的天翻地覆的大转型，是十七世纪才真正展开的历史进程。从那个时候起，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历史事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最先进的部分突破愚昧而黑暗的中世纪，建立起以工业大生产和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物质文明、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制度文明（政治文明）、以自由主义和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精神文明。而那时的中国则在明清两朝昏君们的统治下，将向近代化迈进的种种生机无情地扼杀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华民族由于昏君们冥顽地选择守旧之道而陷于停滞的小农经济、君主专制和思想文化专制。（当今国内的主流媒体及御用文人们还在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津津乐道，实在是恬不知耻、愚不可及。王蒙等提出“扫皇”，实是针砭时弊。）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完成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并以“资本主义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无知而且正因为无知而狂妄的中国统治者们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继续将比中华民族先进了至少一个世纪的西方民族视为“蛮夷”，并且继续奉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没有民主参与这一制度框架，普通国人在君主专制的“家天下”统治下，也无法形成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样一来，中华民族便无法成功构建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来与西方列强抗衡。连当时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拥有对外部世界最多知识的封疆大吏林则徐，也无法将毒品走私和自由贸易区别开来，无法将毒枭和商人区别开来。因而，当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时候，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鸦片走私和正常对外贸易一起禁绝，将鸦片贩子和普通商人一并驱逐，使禁毒转变成对自由贸易宣战。这样的愚蠢做法，反而使鸦片商们得售其奸，说服英国议会以比反对票仅仅多出两票的多数通过了对华开战的议案，在捍卫贸易自由原则的旗帜下与中国一见高低。（参阅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虽然地广人众，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落后，而且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同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别，因而，一旦与英国交战便难免一败涂地，林则徐等主战派则落得个束手无策徒喊奈何。

一败涂地的奇灾异难，终于促使部分国人的觉醒。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接着便有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学习先进国家武备及物质文明的“洋务运动”和学习先进国家制度文明的“维新运动”。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原则下半心半意地接受了“洋务运动”，却对侵蚀其政权垄断的“维新运动”始乱终弃，并将其视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举措进行残酷的镇压。谭嗣同等维新君子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仰天长啸中血溅北京菜市口。好在历史潮流谁都挡不住，愚顽地阻挡中华民族作出正确的制度选择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连同君主专制制度一起被推翻。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走向共和，中华民族走入了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民国初年万象更 新，颁布宪法、总统制度、议会制度、政党竞争、工商立国、言论自由等等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物都被移植于中国，实可谓百废俱兴、宏图待举。然而，袁世凯等那些极端自私愚顽的军阀官僚们就是不愿与广大民众共享政权，以种种卑鄙残忍的手段破坏初生的民主政治，甚至于上演帝制复辟的闹剧。

在一个有几千年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实现民主政治，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民国初年中国民主政治的那些挫折，本也不足为奇。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为起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补辛亥革命的课，全面地建构以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并力图革除以等级尊卑和专制政治为核心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这样，先进的中国人便走上了不仅仅是“富国强兵”而是从西方全盘移植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和复兴（有人称之为“凤凰涅”）的康庄大道。国人如果能以坚毅勇决的精神排除干扰，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多走一些时日，中华民族早就修成正果而跻身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之林。

遗憾的是，国运不佳。当中国人见物思齐、正欲全心全意地移植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时候，这种文明在它的西方发祥地遇到巨大的危机，受到严峻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及大战之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便是这种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挑战则是来自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目睹这样的危机和挑战，中国的政治领袖和部分意见领袖们动摇了，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随之中途改道，并陷入左右两翼党国体制的恶斗。从孙中山倡导“以党治国”到蒋介石直接师法法西斯，中国国民党走上了右翼的一党专政和“党国资本主义”的迷途。中国共产党则师法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奔向左翼的一党专政和“党国社会主义”的邪路。在这两种党国体制的生死博斗和决战中，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即自由民主的 “第三条道路”被无情地堵死了。以邪压正，莫此为甚！西方患病，却由尚没有资格患那种病的中国服药，结果无端折腾了几十年，中华民族之冤枉，莫此为甚！

国民党的党国资本主义败退台湾，共产党的党国社会主义在大陆大获全胜，中国在偏离人类主流文明的旁门左道上越走越远。但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党国社会主义却是令整个中国左翼知识界如痴如醉的毒品，就象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使西方左翼知识界普遍地如痴如醉一样。正是在那样的一种荒唐的背景下，夺得江山的毛泽东愚蠢地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并在中国百孔千疮的时候出兵朝鲜同美军作战，在冷战中故意站错队，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国家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自己主动争来了世界主流文明国家的枷锁和捆绑。

二、坚持过时的党国体制而成为挑战世界主流文明的龙头老大

在冷战初期，党国社会主义支流与自由主义世界文明主流之间的是非高低，就已经判若日月。党国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机器当年总是喜欢用肉麻的言词吹捧美妙无比的“社会主义天堂”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地宣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 “水深火热”之中。而且，饱受愚民政策蒙蔽的党国社会主义的广大子民，也大都信以为真。但是，这种宣传自始至终都只是厚颜无耻的欺骗。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党国领导们趁着风高月黑建造柏林墙来阻止“眼光雪亮” 的广大民众投奔西方的时候（唯有监狱的围墙是为阻止里面的人往外逃而建立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柏林墙西边是很多人向往的天堂、柏林墙的里面才是阴森森的地获。当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一批又一批迫害敢于说真话的忠良的时候，当他设下“阴谋”的圈套陷害那些响应他的号召说出一点儿心里话的愚忠之士的时候，当他昧着良心将那位凭着几十年与毛泽东的铁哥儿们关系而敢于说出大跃进真相的彭德怀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头子的时候，毛泽东在心里当然清楚他在依靠谎言治国。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中，所谓“东风压倒西风”，所谓“得道多助”，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掩盖他那没有心肝的愚民之术。建立于党国等级官员们全面垄断所有资源基础之上的党国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创造比西方世界更高的效率（劳动生产率），森严的社会政治等级使公平或平等更加无从谈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典籍之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不过是专制、蒙昧、贫穷的党国社会主义落后现实的遮羞布。（实际上，将当代西方世界称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确切，因为经过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造，那里已经是社会民主主义世界，在相当程度上落实了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诸原则。参阅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45-70页。）

由是观之，“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一开始就已彻底败北，所幸的是当年的党国领导们尽管疯狂终因内斗不断而没有机会联手起来发动“世界革命”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将人类文明彻底毁灭。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社会主义阵营断断续续的“改革”，是走上左道迷途的人们沿着曲折的道路向人类主流文明的回归；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正是向人类主流文明回归的过程。从恢复市场经济到明确将保护人权写进宪法，从“参加国际循环”到“依照国际惯例办事”，无不是向人类主流文明回归的表现。

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外交的遗嘱是“韬光养晦”、“决不出头”，显示了他的务实风格。但是，政治思想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而且理论思维严重欠缺的邓小平并未意识到，在“苏东剧变”之后共产主义世界仅存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这“五人帮”，中国是其中仅有的真正有份量的大国，客观上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的“龙头老大”。在以往世界两个阵营对垒的时候，苏联是主流文明世界的头号敌人，世人最担心的是这个邪恶帝国的领导哪一天头脑发热动用足可将人类毁灭几次的核武库，使整个世界毁于一旦。苏联帝国的崩溃，使人类松了一口气。但是，苏联帝国崩溃所留下的空缺，有被中国填补之虞。尽管美国为对付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而没有将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但那些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小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来说只不过是皮疥之疾，中国这个“共产帝国”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心腹大患。应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就象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崛起从未引起他们的担心而是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一样，美国及西方世界所恐惧的并不是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和强大，而是奉行党国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之强大。

既然我们中国坚持党国社会主义的过时制度，被国际社会定位于“共产帝国”，就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被民主国家包围、受世界主流文明遏制的外交瓶颈。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总是不明智地与一些无赖国家站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总是不按牌规出牌，而是有意识地避免民主国家将我们视为“不负责任的军事大国”，国际形象也已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制度上的根本性差异，我们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几乎无法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