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怎样恢复我国退化的生态系统

全球共有十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我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带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我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群落（稀树疏林草地生态系统），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的。这样，我国不仅是全球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囊括全部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后，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刘国华等，2000）。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也出现了严重退化。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的现实异常严峻，如果控制不住，将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由生态系统退化的诱发各种生态灾难，业已使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如1998年仅长江和松嫩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00亿人民币！（温家宝，1998）。生态破坏还加剧贫困，影响社会安定。在我国一些沙化严重的地区，当地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成为生态灾民。因此，我国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应当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能力建设的头等大事情来抓。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 、南北宽1440km 、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 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毛泽东（1956）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 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